:::: 晚清“出使日记”及其在外交史研究上的运用初探——为建立"出使日记"数据库作准备 ::::

青山治世 日本爱知大学

    日记文学及游记文学是中国的传统文学，自古以来中国人撰写许多日记及游记。派往朝贡国的册封使臣等所撰写的"使录"，是他们回国后向朝廷呈上的复命报告书。这不仅有文学价值及地理学价值，而且又在中外关系史和东亚国际政治史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如此"奉使日记"或"星轺日记"的谱系，继承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所派往海外的清朝官员们撰写的"出使日记"。例如，斌椿的《乘槎笔记》及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就是当时派往欧美诸国特使所撰写的日记中的代表；张德彝的《航海述奇》及《再述奇》则是作为随员或翻译官所撰写的著名日记。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对外使节的派遣，大多是临时性的"出使"，其日记在政治外交上的价值也还停留在以前的"使录"或"游记"的范围内。

    19世纪70年代后期，清政府开始采用所谓"常驻外交官"（the permanent diplomatic service）制度之后，以1875年派遣的出使英国大臣（驻英公使）郭嵩焘为首，1877年派遣的出使日本大臣（驻日公使）何如璋，1878年派遣的出使美日秘大臣*（驻美西秘公使）陈兰彬，他们都留下了日记（郭嵩焘《使西纪程》、何如璋《使东述略》、陈兰彬《使美记略》）。出使大臣（驻外公使）的日记及其向总理衙门的提交，是在开始派遣出使大臣时由总理衙门奏准决定的"义务"。以后，清政府派遣的许多出使大臣也撰写日记，也有回国后或在任中在中国国内出版的"日记"。但并不是所有的出使大臣都有这一习惯。而且，除了光绪新政时期所派遣的出使英国大臣张德彝写的《八述奇》以及出使意大利大臣黄诰写的《义轺纪程》之外，在甲午战争之后出使大臣几乎没有撰写"出使日记"。"出使日记"的出版也以从甲午战争前后到戊戌变法时期的高潮渐渐地减少了。如此情况，从思潮方面来说明，可以说这一时期"出使日记"的撰写及其出版，就是因晚清官僚们和知识分子的对外关心以及对自己变革的渴求所现出的在从洋务到变法过渡时期的思潮现象之一。从实务方面来说明，可以说随着出使大臣的外交活动的恒常化，因定期提交一般性的报告文件，"出使日记"的撰写及其提交已不再是一种"义务"。但是，如1905-1906年所派遣的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戴鸿慈和载泽撰写的《出使九国日记》及《考察政治日记》等，还部分继续撰写和出版临时性对外使节或考察使的日记。总之，从思潮方面和实务方面都可以说，在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时期发生的"出使日记"的撰写及其出版是当时相当特色的一个时代现象。

    至今，许多学者在各个研究领域上已经使用过晚清"出使日记"，但其使用大部分是在思想史研究和文化交流史研究上的。尽管是以处理对外关系为本来任务的外交官僚撰写的日记，但在外交史研究上的"出使日记"的使用并不是积极状况。对于各篇"出使日记"的全面检讨至今也有点忽略。本报告梳理在外交史研究上运用晚清"出使日记"的应注意之点，也对于为建立在外交史研究上运用"出使日记"的基础数据库的方针和课题进行若干探讨。

    注：出使美日秘大臣的"日"字代表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