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一种形象――从世界汉学看传教士在沟通中西文化上的作用 ::::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传教士"与"传教"因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卷入而成为中国现代语汇中具有否定性的词汇，构成一种"负面"形象。在这种评价中，人们在拒斥其"传来"的内容时，亦忘记或忽略了其"传出"的东西及其意义，使之湮没在历史的迷茫之中。今天，当中国文化试图重新走向世界、使汉学在世界得以振兴时，人们蓦然回首，却触动了这段尘封的历史，并看到了"传教士"及其"传教"的另一种形象。人类及其历史都是极为复杂的，并没有完全"黑"、"白"分明之界说。 因此，如果我们肯定世界汉学的存在，并要对之加以弘扬和发展，那么就必须史海钩沉，从世界汉学的缘起及其发展的脉络神髓，看到并重新评价传教士在沟通中西文化、创立并促进世界汉学上的作用、意义和价值。

    本文将从宏观上梳理传教士与汉学之渊源及其发展变迁的关系，以探究"中学西传"的线索，从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积极意义上再现来华传教士的"另一种形象"。本论文结构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传教士汉学"的创立及其承前启后的意义
    "世界汉学"在此主要指"海外汉学"，而其大部分内容则属于"西方汉学"。 在西方汉学发展的三阶段中，即"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阶段，"传教士汉学"乃真正代表着"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学术界的奠立。"游记汉学"虽早于"传教士汉学"，却因为其以"道听途说"为主，且其亲身经历也仅仅是"浅尝辄止"，故缺乏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系统的资料准备。"传教士汉学"则基本上克服了上述两个方面的不足。而且，"传教士汉学"不仅接触到中国语言文化的第一手材料，并有过初步梳理和最早的西文翻译。其研究成果遂直接导致了西方"专业汉学"的诞生。

    历史上一般将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e Ruggieri，1543－1607）和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视为"传教士汉学"乃至整个"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由于利玛窦汉学研究的系统性和丰富性，学术界一般曾以利玛窦为西方汉学之首。德国学者赫伯特·弗兰克（Herbert Franke）曾在《德国大学的汉学》（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ten， Wiesbaden，1968）一书中认为，"自利玛窦始，汉学在近二百年中基本上是属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领域"（第5页）。但有学者认为罗明坚在编纂中外词典、写作中文著作、西译中国经典上更早，故应有西方汉学的"第一人"或"奠基人"之位（参见张西平著：《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003～028页）。

二、传教士与"专业汉学"讲座的创立及其学科机构的形成
    许多传教士因其在华经历和研习而成为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其中不少人在回国以后出现了身份的转变，即从"传教士"转为"专业汉学家"，在相关大学成为其"汉学"教授，主持新创立的"汉学"讲座。例如，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布（James Legge， 1815-1897）于1876年受聘为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讲座教授。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n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被尊为美国汉学的先驱，其同事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于1877年回国后则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德国传教士尉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则于1924年担任了法兰克福大学"汉学"讲座教授，并于1925年在德国创立了第一个汉学研究所。

三、传教士与当代西方汉学研究机构
    1949年以来，传教士停止了其在中国大陆的传教活动，但许多传教修会及相关机构并没有放弃其汉学研究，而是在其所在国和其教会及修会相关地区建立起相应的汉学研究机构。一批传教士成为汉学研究的专职人员，其所属机构历史较早、资源丰富、基础牢固、研究力量雄厚，并在当代世界汉学研究中仍保持着其学术领先或引导地位。例如，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和中国台湾、澳门等地区设立的以耶稣会为背景的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在德国、意大利等地设立的以圣言会为背景的《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研究所等机构，其汉学研究乃成果卓著，令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