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学从东方来──看日本成为近代新知识之源 ::::

沈国威  日本关西大学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二十余年间，是近代中国的社会的"过渡时期＂。时代的新旧过渡基于一整套新知识的获取。世纪之交，中国出现了与此之前的传教士截然不同的另一条获取外部世界情报的途径，即日本途径。

　　"日本管道"按照字面的理解是指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信息通路，但是实际上这个术语指的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成千上万的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在中国各类学校担任教师的日本人（以下简称为日本教习）和大量的译成中文的日本书籍将一整套近代的新知识（主要是西方的）带入中国。

　　近代以降是西学东渐的时代，知识流向的总趋势是由西向东。鸦片战争以后（1842），中国门户洞开，西方的宗教的和其他知识在传播的层面不再有任何限制。传教士在香港、广州以及后来的宁波、上海等地的出版事业的到了更大的发展。同时，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等官方翻译机构也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的书籍。日本在江户时代中期通过荷兰语的书籍吸收西方新知识的兰学兴起，其主要内容为医学、化学等。江户时代，虽然来华耶稣会士的著述的流入受到了严格地限制，但是这些书仍然是兰学家最重要的知识源泉之一。一八五九年日本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出版的汉译西书、英华辞典等大量传入日本。截至明治初期为止，中国的汉译西书等是日本接受西方新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可以称之为"中国管道"。明治中期以后（1885年以后），一方面，日本完成了独自接受西方新知识的历史转变；另一方面，停滞不前的中国社会已经无法继续向日本提供新的西方知识，中国途径遂告终止。中日甲午海战中，中国战败，日本第一次成为中国的榜样。这一事实应该包含以下两个层面的理解："日本模式"， 即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进行由上至下的改革；"日本途径"， 即通过日本引进西方新知识。事实上，这两方面都需要建立一条由日本至中国的知识信道。然而，如正文所述，甲午前后，中国并不存在"日本管道"，关于日本的知识几乎是空白，也没有人注意到通过日本获得西方知识的可能性。

　　甲午之后的短短几年内，日本管道迅速建立。这毫无疑问得益于汉字的存在。汉字为传播新知识的书籍在东亚域内流通准备了条件，汉字使汉字文化圈内的知识共享成为可能。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汉译西书对于日本人（或朝鲜半岛的读者）与日本书对于中国人，其意义并不完全一样。日本的精英层具有深厚的汉学素养及吸收外域文化的好奇心；而中国的士子在甲午之前或甲午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日本书既没有阅读的愿望，也不具备阅读的能力。日本管道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的。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习惯于只把日本管道作为特定时间、空间下引进西方知识的一种特殊现象，强调经由日本传入的知识本源在于西方，而对"管道"的各个侧面──建立的时间、机制、翻译群体的出现、社会之反应、通过日本途径传入的知识的具体情况以及途径对知识本身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研究的力度尚嫌不足。

　　近年来关于东方如何容受西方近代文明的问题，语言领域的研究者更加注重以下两点：第一，汉字在接受西方新概念并实现词汇化的过程，其机制与特点；第二，西方与东方以及汉字文化圈域内互动的视角。上述两者均包含着知识流动的途径问题。本文主要从知识的流动与语言接触角度讨论"管道"的问题，主要考察"日本管道"开通的若干史实及日本知识在语言层面对中国社会新旧过渡的影响。本文的讨论将对廓清中日两国在接受西方新知识上的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