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相伯和震旦大学的建立 ::::

魏扬波  北京中国学中心

  
    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前20年里，新教和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在中国所做的工作的明显区别之一，就是新教的传教士更强调在中国发展基督教的高等院校，而天主教的传教士则对中国的普通大众而不是对知识分子更感兴趣。直到1924年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全国主教会议前后，天主教会的上层才重新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但这时候，上升的民族主义使得开办西方主办的学校非常困难。1949年，在中国的16所基督教的高等院校中，只有3所属于罗马天主教。有趣的是，在这3所高校中最古老的震旦大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就已成立的，这表明在当时天主教传教士对高等教育普遍漠视的情境下，法国耶稣会是一个重要的例外。震旦大学的诞生同三位杰出的中国学者密不可分。他们是梁启超、蔡元培和马相伯。梁启超和蔡元培极力倡导教育改革，认为这是实现中国必需的现代化的关键。他们深信，马相伯具有出众的资质且与他们志同道合；于是就找到马相伯，敦促他完善并具体实现其教育理念。马相伯最终证明他能担起这一重任。他不仅设想了一种新型的学校，而且将他的梦想变成了他称之为震旦的现实。

 
    在马相伯心中，震旦应该是"一种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西式大学"。它将是一所专门翻译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西方书籍并且编写中国大学所需的文理科教材的高等教育机构。然而，马相伯心中的震旦并不是那种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新学术精神兴起而变得如此流行的那种翻译书局。对他以及一些像梁启超、蔡元培、严复那样的知识分子而言，翻译西方书籍不仅仅意味着引进了新的技术和现代科学。他是要使他们的国家向不同的现实观。向新的观念和价值开放。震旦远远不止是中法两种教育体制的结合。同改革和革命环境密切关联无疑是其显著特点之一，，这反映了马相伯通过现代化来救国的整体教育哲学理念。

    马相伯渴望将震旦作为站在中国教育改革前沿的优秀样板，并要求法国耶稣会从中发挥作用。尽管这种尝试没有成功，但他仍然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马相伯决不是一个躲避政治和社会环境的象牙塔中的学者，而是一个在重建祖国并使之现代化的过程中的开拓者，他激励了许多后来者的效仿。

 
    马相伯是一个新教育体系的推动者和实践者，这种体系的设计，是为了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在这篇论文中，我对马相伯扮演的这种角色进行了一定的阐明。他的教育理念可能太乌托邦化了，但它却是今天仍然存在的三所高校缘起之火花。在很多方面来看，马相伯的一生就是一位开拓者的一生，他那些有关教育领域的理念和努力使他最无愧于这样的称号。在他逝世很多年之后，他的理念和努力激励着后人承担改革、改善中国教育体制的重任，至今仍给我们以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