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9世纪法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看汉学研究的形象建构功能 ::::

孟  华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与18世纪法国的"中国热"和20世纪中国对法国文学的大规模引进相比，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前30年，中法文化关系实际上处于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两国间鲜有实质性的文化交流。而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中法关系更是发生了逆向转化：伴随着侵略者的步伐陆续来华的法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从仰视一变而为俯视，法国报刊中随之充斥着对中国完全负面的报道。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在这样恶劣的外部环境下，我们依然可以在法国著名作家笔下找到充满"诗情画意"的中国形象。雨果（Victor Hugo）的《中国瓷瓶》（Vase de Chine）、《碎罐》（Le pot cassé），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的《中国之恋》（Chinoiserie）、《咏雏菊》（A Marguerite）等均为此类作品的代表作。

    何以在如此恶劣的外部环境下还会出现充满诗情画意的中国形象？本文通过对上述作品的个案分析，初步揭示出了以下原因：

    一、对18世纪"中国热"中形成的传统中国形象的继承。

    二、法国文学（主要是浪漫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汉学学科的诞生为此一形象的延续、发展提供了资料上、氛围上的必要条件。
在这三重原因中，本文着重分析了第三点。
   

由于19世纪法国汉学将中国视作一种古代文明来研究，导致了大批中国文学作品被译介。这些译介作品，主要是为了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但也为法国知识界提供了了解中国的资料，为他们创造出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在这些作品中，诗歌翻译的作用尤显突出。

    本文分别以19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两部诗歌译作：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 1845-1917）的《玉书》（Livre de Jade）及德理文（Marquis d''Hervez Saint-Denys）的《唐代诗歌》（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为例，具体分析了诗歌翻译如何营造了诗情画意的意境，从而强化了传统的中国形象。同时又力图在时间上追溯出此一形象的源头及其在后来的流变：它由17、18世纪的传教士汉学家们所创立经由19世纪汉学家们的宣传最后为巴拿斯派、象征派的诗人们所接受。此一路线图使我们得以进一步探讨本文的核心问题汉学建构中国形象的功能。
   

    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汉学家对中国的描写使一个历史悠久、文明深厚的"文化中国"形象深入人心，进入到法国人对中国的社会总体想象之中，因而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但迄今为止，很少有人关注到传教士们的著作在建构中国形象方面的功能，尤其没有关注此一形象在长时段中，在19、20世纪产生的后续效应。尽管如此，19世纪的法国汉学在建构形象上也并非毫无作为。他们译介的大量中国文学作品，都以"虚构"所特有的力量作用于想象，终于使"文化中国"在诗人们的作品中演变成了一个瑰丽无比、美妙奇异的"诗国"。当然，法国作家们的主体因素也不能被忽视。他们自身的美学追求，促使他们置外界形势的严峻于不顾，接续过传统的中国形象热情讴歌，并赋予其新意。

    以上这些外在与内在因素的合力，导致了法国诗人们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建构起了一个完全与现实脱节，与报刊杂志的报道截然相反的中国形象。而在这个独立于外部世界的精神世界中，是汉学为想象插上了翅膀，任其自由驰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