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国学”和“汉学”的几点反思 ::::

杨煦生  中国人民大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界，国学和（域外）汉学几乎同时成为不断占据学术界视野的学术焦点和学术发展流向。然而，这二者都面临着自我定位的危机。汉学和国学的对象领域，表面是互相叠合的学术领地。可这种表面的叠合正是充满悖谬的一切的一个基点。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在当代思想版图上，二者的学科定位、对象范围的划定、方法论基础、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都依然是亟待进一步的深入反思和细致梳理的问题。

汉学的范式转换

    在国际学界，关于汉学的定义，特别是在关于这一学科的性质和广度方面，历来较难统一。德国汉学家、德国第一个汉学教席的拥有者奥托·弗兰克（佛兰阁Otto Franke）的定义最为宽泛，因之也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汉学是一门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科。

    从始自14世纪游记汉学（前学科阶段）、始自17的传教士汉学（价值对话阶段）、始自19的学院汉学（语文学、历史学阶段）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益多元化和实证化的中国研究（社会科学阶段），无论关于汉学的概念宽泛还是狭窄，汉学总是一种在其他文化语境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这个"他者"（das Andere / the Other）的学科。一部汉学史，其实是西方近代精神史自身的一组血脉，在汉学的名义之下与中国文化的相关性，其实一直西方（或"东洋"）自我理解的一个曲折历程。无论研究者的立场和价值导向如何，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他者"的从未改变。在这种意义上，四百年的汉学史，其实可说是一部由基督教文化为主体的外部文化所发起的与中国文化的艰难的对话史。这部对话史，客观成为近代世界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侧面，成为现代性的一宗远未得到充分整理的遗产。

国学的范式确立

    在国内学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以来，一个成为学界普遍共识的国学概念，一直未能达成。国学概念的重新确立，在种种意识形态性的隐忧之外，始终面临着如何跨越当代学科壕堑的技术性难题。人们尽管可以不假思索地说，是的，一国有一国之学，一国之学，是谓国学。不错，在今天的学科版图上，研究古印度文化的学科称印度学，研究美国社会文化的学科称美国学，这里，民族、国家的边界和学科边界似乎统一。可是在这个民族国家林立的现代，"国"与"学"的覆盖范围往往事实上无法叠合。斯堪的纳维亚学的对象领域是整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历史语言文化，斯拉夫学的对象领域是整个东正教覆盖下的斯拉夫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罗曼学则是以法兰西文化为中心的一门关于拉丁文化的学问。这类现象不胜枚举。在西方的文化学科体系中，闪米特学、波斯学、伊斯兰学等以古文化为对象的学科，更是如此，这里，学科的对象并不是某一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一国之文化，而是以某种语言或语系为核心的文化历史领域。在此意义上，每个国家都有其"国史" 一个民族国家的自然史，是可以从编年史的意义上建构的；然而却未必就有与其相应的"国学"，即植根于民族语言和传统深处的、同时以民族国家为自然界限的知识体系。因此，范式确立的难题，恐怕是今日国学之思的首要课题。

文化对话和汉学与国学的视界融合

    汉学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西方的学问，尽管其对象是中国和中国文化；而汉学史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欧洲近代精神史的一个重要维度，因之也是世界精神史的一个重要维度。汉学和汉学史的精神历程和成果能否纳入中国思想和学术的视野，正是国学能否获得自觉的价值意识、而同时又成为一个当代学科的重要先决条件。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已经无法在中国学术界的境域中自给自足的循环下去。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学术界新一轮的自我理解，是重新通过他者（无论东洋西洋）所构建的中国图像来进行的。这里，随着中国学术界的主动介入，国际汉学的研究，有望进入一种新的范式这就是互动的、平等的、文化对话式的汉学研究或中国研究的兴起。这样的汉学研究，才能与重新提上议事日程的国学研究互为表里、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