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文选与俄国汉学院 ::::

斯米尔诺夫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东方和古典研究所

    一、很久以前，任何一位真正的学者都会意识到，也坚信各种文集在中国文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诗选这一概念反映了某些一致的特征，实际上抓住了传统文化的特色这同样适用中国文化然而，这一现象的标准和重要性对中国来说显得尤为突出。让我们记住一个特殊的事实：即整个中国诗歌传统和文集一样都传承了它最初的起源。

    人们不禁感到疑惑，文集何以在中国文学中如此重要。文体及其等级、派别、样式、分支，时代和作家几乎都穿越了几个世纪，"纯文学"这个概念所追求的，都通过文选产生和并通过文选形成。从《文选》开始，中国文学文体的发展的关键时刻几乎都由文选决定。如姚铉（10世纪末）的《唐文粹》，苏天爵（13－14世纪）的《国朝文类》，程敏政（15世纪）确立了当代文学的观念，与早先的《明文衡》相比差别很大。大体上，任何辉煌的文学时代的结束几乎都以文集的激增为标志：它们回顾、总结几代诗人和作家的创新成果，这些文选的前言（尤其值得重视）经常总结出文类变化的理论基础。

    相应地，被编入选集的作家不一定名声显赫，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是连续的不可分割的文学传承的一部分。众所周知，在中国，人的身份状况几乎都由其祖先决定。个人地位主要由儒家思想决定。因此，教育并非将人作为独立自足的主体，他只是由他与社会的关系建构的作为宗族或家庭的组成部分、社会的一员、政府的首脑或成员（这一观念直接来自于祖传的礼仪，而礼仪是决定中国人精神面貌的基本特征）。因此，作家获得认可并非因其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在与其先辈、同时代的人和后来人的比较中获得认可的。
因此，我想强调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单从数量上来讲，在整个中国文学的成果中，文选是数量最多的。
2．在文学发展的传统进程中，当有决定意义的重大变化安定之后，选集的数量就会激增。
3．几乎每次作家排名、主题和文类的层次发生巨变后，人们都可以举出一本具体的对巨变"负责任的"或"支持"巨变的文集。
4．人们可能会认为，热衷于选集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即喜欢并置各种因素，在与其相关的事物的关系中考虑每一种因素。
5．进一步说，人们可能会认为，从那个意义上来说，整个远东的中世纪文化就是"文选"。
6．每一部文选都有一个复杂的结构，包括作家等级，主题和文类，任何背离都是编者有意为之，这样那些熟悉传统的人都必然会感受得到。
7．作为惯例，前言把一本既定的选集置放于传统的链条中，并通过暗指一种"形而上的文选标准"来解释为何偏离传统。
8．编者离他所选的作家和文本的时代越久远，他选择的余地就越小，因为他必须尊重那些已然存在的普遍接受的标准。

    二、人们可以把亚历克西伍（1881-1951）称为俄国汉学研究的第一人，他首先高度重视中国的诗和散文选集。他曾在中国受过四年学术训练，回国之后，他立即开始在圣彼得堡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他在课堂和讲座中大量利用散文和诗文选集。其中的某些选集甚至可以获得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来讲授的殊荣如《文选》和《唐宋八大家》。20世纪，出于向俄国大众介绍中国诗文的强烈愿望，他建议他的最有才华的学生Shchutskii来翻译整本的《古唐诗合解》，不幸的是，留给这一工程的时间并不充裕，最终只出版了一小部分。

    完整地翻译中国文选是阿历克西伍教授的愿望，二战期间，当他从中国撤退之后，重新开始了这项工作。例如，设法翻译了16世纪李攀龙著名的《唐诗选》，其中收录了中唐诗人的460首诗，其中既有杰出的诗人也有甚至在教科书中都找不到名字的诗人。

    后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杰出的俄国学者都加入到研究文集的行列中来，如Igor S. Lisevich, Kirina I.Goligina, Boris L.Riftin。从那时起，我的导师Lev. Z. Eidlin（ Alexeev教授的学生）建议我研究和翻译17世纪杰出的学者沈德潜的《明诗别裁》。我成功地翻译了300多位作家的1 000多首诗，也出版了一些与诗集相关的专著和文章以及其他的东西。

    近年来，人们可能会注意到俄国学者中年轻人对中国文选的兴趣日益浓厚。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有效地说明这一点，单《千家诗》一本诗集就多次出版，有多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