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风与庞德 ::::

耿幼壮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刮起了一阵中国风（Chinoisme）。所谓中国风，最初只是指一小批欧美艺术家对于中国艺术的迷恋和模仿，但很快就扩展为西方汉学界较为系统地介绍和接受中国文化的一次热潮。于是，在不到20年间，便出现了一大批介绍中国文学艺术的著作，其中包括劳伦斯·比尼昂（Laurence Binyon）的《远东绘画》（1908）和《龙的翱翔》（1911），赫伯特·吉尔斯（Herbert Giles）的《中国绘画艺术史引论》（1905）和《中国文学史》（1914），恩斯特·弗那罗萨（Ernst Fenollosa）的《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写于1908年前，由庞德整理出版于1919年）和《中国和日本艺术时代》（1912），阿瑟·韦利的（Arthur Waley）《英译中国诗一百七十首》（1919），《中国诗补译》(1919)和《中国画研究引论》（1923）。

    这些著作即刻对许多西方艺术家产生了影响，其中最为人所知者之一就是伊兹拉·庞德。事实上，庞德与比尼昂和韦利等汉学家有直接接触，而且曾经为比尼昂的《龙的翱翔》写过一篇评论。在讨论"气韵生动"（在这里，庞德用的是吉尔斯的译法，而非比尼昂的译法）时，庞德强调指出："确实，绘画中的主题应该被表现得如同自然中的事物一样生动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绘画本身要有自己的气韵生动。"
1913年，可能是通过比尼昂的介绍，庞德与恩斯特·弗那罗萨的遗孀会面。这一会面的结果是，庞德根据弗那罗萨的笔记所翻译和编辑的中国诗歌集《神州集》于1915年出版.随后，庞德所编辑的弗那罗萨论文《作为诗歌表现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经由庞德的安排，在《小评论》1919年9月至12月号上连载发表。如人们所知道的，前者引起了欧美诗人在1910年代后期和1920年代前期模仿中国诗歌的一次热潮。后者则成为后来以"中国文字方法"为人所知的诗歌写作方式的理论基础。

    对于弗那罗萨来说，中国文字具有将视觉因素和时间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独特长处。这是因为，不同于其他以语音为基础的文字，中国书写文本是建立在对于自然运行的一种生动画面的即时表现之上的。对于中国文字的这种理解其实多少是基于一种误解之上，即不同于其他文字，中国文字只是意象的呈现，与语音毫无关系。这是西方自莱布尼兹以来就存在的对于中国语言的不准确理解，而这一理解也为弗那罗萨和庞德所分有。

    一般认为，弗那罗萨理论中关于中国语言的非语法性质对于庞德诗歌创作的影响最为深远。但是，庞德自己显然不这样看。在阅读和编辑了弗那罗萨的论文后，庞德在1916年致艾里斯·巴里的信中写道："你应该已经读到了弗那罗萨那篇关于动词，大部分关于动词的大作。所有的名词都来自于动词一个事物就是其所为。这就是弗那罗萨的理论，而我认为这一理论是出色的，应该为诗人所尊奉。"因此，弗那罗萨理论对于庞德诗学的最重要影响应该是中国文字的动词性质。由此，我们更清楚看到，庞德到底从中国文字和语言中学到了什么东西，它们包括词语的内在活力或节奏、意象的并置和同时呈现、蒙太奇效果等。

    更重要的是，对于弗那罗萨和庞德来说，中国表意文字代表了一种自然性质的语言，其消除了索绪尔式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间隔。因此，雅克·德里达才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试图到弗那罗萨和庞德的诗学中找到一个破除所谓"逻各斯中心论"，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的出发点。于是，德里达声称："这就是弗那罗萨的工作的意义所在，他对庞德及其诗歌的影响众所周知：同马拉美一起，庞德这种完全基于形象之上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是对最为深厚的西方传统的第一次突破。由此，中国的表意文字对于庞德作品的吸引力可以被赋予全部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