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密斯“传奇”与历史真实 ::::

方维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890年出版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中文名字明恩溥，Arthur Smith, 1845-1932）的通俗读物《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在当今中国的狂译（笔者所知有九个译本，不包括不同版本）和误评，是盲目崇拜所至。一些观点缺乏足够的历史凭据，例如，"世界上研究中国民族性最早、最详尽的著作，鲁迅先生力荐''''立此存照''''的惊世之作"；或曰《特性》是关于中国人特性的"最系统、深刻、独到的研究著作"。其实，《特性》既不独到，也不是对所谓中国民族性最早的论述，更没有惊动世界。当时，《特性》的影响几乎只局限于生活在中国的洋人圈内以及英美读者，英语世界不是整个世界（当时英语的影响也不像今天）。世界上翻译成多种语言的三流作品或通俗读物是很常见的，很少能够"惊动世界"。另外，根据鲁迅的一些"片纸只字"而得出他"力荐''''立此存照''''"的结论是很勉强的。

    19世纪、包括史密斯在内的不少传教士是挟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威风、带着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感和种族主义的傲慢来到中国的。傅吾康（W. Franke）认为："19世纪甚或20世纪的许多传教士之著述的最大特点，就是带倾向性地、仇视地贬斥中国人及其他们的文化。"笔者以为此说能够成立。《特性》是19世纪许多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而贬斥中国人及其文化的代表作之一。综观西方中国观的整个历史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特性》其实只是历史上各种欧美反面中国形象的拼凑之作。史密斯只是把不同的中国形象作了分类编排，显得更为系统化、专题化。"研究著作"之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跛脚的，史密斯的书只是因为通俗读物无需注明出处而已。史密斯所总结的中国人的性格，早已见之于早期传教士的中国报道，或者难以悉数的马可·波罗仿制品，或者随葡萄牙船队以及后来前往中国的荷兰和英国商人的中国闻见录，或者杜赫德的《中华帝国通志》（1735）与卫三畏的《中国总论》（1848）这类影响深远的巨制。

    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的第二章中论述了史密斯的《特性》，强调了这位美国传教士对于"中国人的特性之神话的发明"及其此书在"中国人自己再发明此神话"时的重要意义，并认为日译本史密斯之作是"鲁迅国民性观念的首要来源"。因此，对"发明"（invention）与"再发明"（reinvention）的探讨是刘禾论著的重要部分。笔者以为，刘禾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特性》只是综合了流传和流行的中国形象，毫无"发明"可言。因此，"再发明"的前提也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笔者以为用神话的再发明来概括《阿Q正传》的文学创作并简单地用"移译"解释创作过程，只是对《阿Q正传》之创作的化约而忽略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鲁迅根据史密斯作品的一本早期日本译作，将这个传教士的中国国民性理论''''移译''''进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并成为现代中国小说的最重要的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