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学界与中国学术界之互动 ::::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

    从晚清1905年经学的彻底解体，到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真正形成，域外汉学在其中曾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20-30年代，德国汉学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异常频繁，而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精英又大都是既有国学根基又受到过系统西方教育的学者，他们与德国汉学家关系极为密切。当时在中国大学中任教的德国汉学家难以计数：艾锷风（Gustav Ecke, 1896-1971）先后被聘为厦门大学、清华大学以及辅仁大学的教授；曾受过系统的莱比锡学派汉学训练的圣言会（SVD）传教士鲍润生（Franz Xaver Biallas, 1878-1936）与陈垣、张星烺、英千里等学者共同创办当时名噪一时的汉学期刊《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他本人同时也担任辅仁大学的教授，开创了中国大学中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专业；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福华德（Walter Fuchs, 1902-1979）、李华德（Walter Liebenthal, 1886-1982）以及傅汉思（Hans Hermann Frankel, 1916-2003）都曾先后执教于北大；莱辛（Ferdinand Diedrich Lessing, 1882-1961）是1930-1933年斯文赫定（Sven Hedin）西北探险队的主要成员，其后在青岛、北京等地工作。（这样的名字我们还可以列出很多）而斯文赫定本人也是德国著名探险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 Richthofen）的弟子，在柏林受过多年正规的地质学和地理学的训练。除了学者之间的交往之外，机构的设立如在北京的"中德学会"（Das Deutschland-Institut）和在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Das China-Institut），在北京等地设立的多个德国图书馆，所创立的汉学杂志和出版社、双方学者对最新学术成就的介绍等等，都非常有利于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学术规范的建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德国汉学和中国学术界的这种互动，使中国学术逐步地向现代化的形态发展。而源于德国学术传统的汉学家们所掌握的理论、方法，跟掌握大量原始文献并谙熟自己文化经典的中国的国学大师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无疑也促成了中国的学术成为当时世界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同时也体现出了当时双方的学者所持有的开放的心态以及多元的学术态度。

    举例来讲，正是由于受到德国历史语言学的影响（高本汉［Klau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与林语堂同为莱比锡学派孔拉迪（August Conrady, 1864-1925）的弟子），使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走出了传统的小学羁绊，而采用了现代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古音韵。尽管林语堂有关汉语古音韵的博士论文在德国没有正式出版（仅目录和参考资料发表于《泰东》1924年刊上（Asia Major, MCMXXIV, S. 134-146），但在他回国之后的几年中，却将这大部分的内容重又用中文发表了，这些论文连同其他学者的成就一道，引发了中国音韵学的一场革命。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论文集《语言学论丛》。而早在1930年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在他出版的《中国文学》（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Wildpark-Potsdam, 1930）正文的最后一页已经提到，在方言的语音研究方面，林语堂开启了一条新的路径。因此，经学解体后的中国学术从传统的注经方法转变为现代科学的学术方法，这些都跟西方的特别是德国汉学的影响分不开。西方学者，特别是德国汉学家们善于将西方的材料中总结和积淀出的经验和方法运用到中国材料中去，这些对推动中国相关学科的转型和建立，对现代学科的草创，都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