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嘉汉学家对西方知识的态度以戴震、凌廷堪、焦循、汪莱、李锐关于中西数学的比较研究为例 ::::

田  淼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十八世纪下半叶，欧洲学术和科学知识对中国的输入基本中止。中国学者只能通过研读由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或编译的著作了解和学习欧洲知识。与此同时，随着《四库全书》的编修及出版，中国学者中掀起了一个搜寻、整理及重新出版各类古代典藉的热潮。由此，汉学家便可以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各类传统知识进行广泛而更为深入和系统地研究。干嘉时期数学研究的发展便是此学术潮流的一个表现方面。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大部分中国传统数学文献几乎失传，对数学有兴趣的中国学者多是根据很少的传统数学著作和传入的西方数学的译著学习数学知识，戴震、焦循、汪莱、李锐、凌廷堪等也不例外。他们多对传入的西方知识有着较深入的研究和认识，但对于中国传统数学方法和内容反而知之甚少。戴震早期著作《勾股割圆记》试图将西方三角学知识纳入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他为此创造了一系列的"古词"来重新阐释西方知识。但是，他的做法被同为汉学家的凌廷堪、焦循等所批评。至十八世纪末，焦循、李锐等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数学中最为精深的数学方法――天元术和四元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意识到这一传统中国方法较十八世纪初传入的西方代数方法有更为优越之处，故撰写著作发扬该法。与他们同时的另一位汉学家汪莱在理解了中国传统数学方法之后，仍然坚持西方传入的代数方法更为优越，他继续撰写著作表彰西学，并与李锐进行激烈的辩论。本文通过对这两个案例的分析来探讨汉学家对中西知识的态度及其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