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7日
 

 

 

:::: 早期教会大学的两种授课语言及其价值归宿 ::::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   

                         
    "教会大学曾经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差会以教会大学"作为传教媒介"的初衷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基于对"本源文化"(original culture)和"目的文化"(target culture)的不同理解,以齐鲁大学(山东基督教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为代表的早期教会大学选择了全然不同的教学模式。这两种教学模式的区别,首先体现于作为不同授课语言的汉语或者英语。


一、语言载体的价值寓意
    在齐鲁大学(山东基督教大学)逐渐形成之前,参与办学的传教士就将汉语确定为授课语言,而且是白话文与文言文并重。不仅如此,山东的教会学校甚至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课程是讲授中国的儒学典籍。而来华传教士编写的《圣教三字经》,也与欧洲人为自己编辑的启蒙读物完全不同,往往是中国式"三纲五常"的翻版。


    齐鲁大学对授课语言的选择,通常会被视为"本地化"的传教策略,但是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其实是同那些传教士对西方现代思潮本身的警觉直接相关。比如狄考文(Calvin W. Mateer)就曾坦率地写道:"年轻人着魔般地学习英语,因为英语里有金钱。随着英语图书报刊越来越多,正在播下不可知论、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种子。"总之,"如果……一开始就在课程中设英语,……学校就会迅速地世俗化,就会与学院存在的目的背道而驰。"至少在狄考文看来,这并不意味着整体地输入西方文化,却必须有所分辨和取舍。
圣约翰大学的校名刚好与齐鲁大学针锋相对。圣约翰大学的创始人施约瑟(Samua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于1859年7月13日离美赴华,在轮船上才开始学习汉语,而到同年12月21日抵达上海时,已能用汉语流利地写作,并在第一个星期日就开始用汉语讲道。施约瑟学习汉语的这段传说当然未必可靠,但它说明前来上海的圣公会传教士同样重视汉语。与齐鲁大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当这些通晓汉语的传教士创办学校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英语。


    圣约翰大学只是在初期将汉语确定为"教学语言",但是很快便倡导教会教育中的"英语运动"。至20世纪初,"全部课程(包括中国历史)已基本用英语教授;……学校几乎所有的章程、规则、通告、往来公函、会议记录、年度报告均使用英文"。圣约翰大学的国文系及其教员,则在这一体制中受到较多歧视。
也许可以说,圣约翰大学的传教士同样意识到了语言的根本作用;即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其实也是某种观念和价值本身。然而与狄考文认为英语会导致"世俗化"的观念相反,在他们看来,"英语是一种道德语言","英语知识能使人具有大多数没有英语知识的人们所缺乏的道德品质"。乃至后来长期主持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F. L. Hawks Pott)在1887年写给圣公会布道部一份报告,其中认为"华人研究英文犹如西人研究希腊拉丁文,可以增进智慧"。


    因此无论采用汉语教学还是英语教学,并不会影响到齐鲁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办学宗旨及其传教动机;而且在两种授课语言的选择中,最基本的依据恰恰是同样的价值目的。其中所暗示的,只是传教士对中西文化本身的不同评价。由此可以说,价值寓意以及关于信仰与文化之关系的不同理解,是齐鲁大学和圣约翰大学采用不同授课语言的根本原因。


二、教会"大学"的价值悖论

    齐鲁大学和圣约翰大学选择了不同的授课语言,而有趣的是,这两种授课语言都为学生所不满,并同样引发了学潮。值得注意的是:强调以中文授课并且让学生饱读经书的齐鲁大学,结果却发生了"关于英语的斗争";圣约翰大学的传教士认为英语"是道德的语言",培养出的学生却颇为深刻地反省到语言对思想的统治。


    从另一方面看,齐鲁大学要"推进基督在中国的事业",圣约翰大学是以大学"作为传教媒介";齐鲁大学似乎相信中文经典有助于抵御西方的"不可知论、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圣约翰大学则希望借助英语改变"陈腐落后"的思维方式,进而完善"道德"、"增进智能"。但是正如同样担任过主教和大学校长的纽曼(John Henry Newman)所说:"大学……乃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场所,这意味着它的内容是智性的、而不是德行的……如果它的内容是宗教培训,我看不出大学如何才有文学和科学的位置。"


    "大学"之为谓,也许恰好使负载于知识的传教目的成为一个悖论,使"教会大学"本身成为一个悖论,于是才会有齐鲁大学与圣约翰大学的两种相反相成的学潮。


    《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因"修道"而生"教化"之需,源于中世纪的西方大学制度和盛于宋代的中国书院制度,大抵如此。然而大学之"教"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因任何一种价值的目的而有所承载,不过它的任何承载也都必将接受它的切割和质疑。惟有经历这样的切割和质疑,一种思想、文化抑或信仰,才能激发出真正的生命力。


    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大学本身就是"大学的理念",就是"在语言中"理解"大学"的"语言";而所谓"教会大学"最终成为"大学",当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