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土还是西方：“晚明三大家”的晚清命运 ::::

秦燕春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在清末学界开通风气之初，知识结构的更新迫在眉睫，而西方新学的储备却相当有限，诚如陈天华所言："彼时学科不全，而当时风气，喜谈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三先生之学说，于山川险塞、制度利弊以及行军理材，均反复研讨，以求深至"。将200余年前的学术著作"反复研讨，以求深至"，历史的放大、误读、扭曲、拼接、遮蔽……都可能发生在这一精益求精的过程当中，更会关乎到针对若干晚清十分要紧的现实问题而表现为异代相感的"穿凿附会"。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所谓"晚明三大家"的身份相提并论，这一概念与定论的出现是个相当晚近的事件。清代前期与中叶，顾、黄声誉远在王之上。王夫之在晚清经过多方话语的渲染烘托，尤其经过19世纪中叶以来的典籍出版以及"权威论证"的多次确认之后，其在人品志节、学术修养上能够比肩顾、黄，逐渐成为当时学界的一种共识和公议。无法否认，"晚明三大家"在晚清如此地位崇高，于遗民志节以外，其实还是离不开那个貌似陈言俗套的"道德学术"。不过，和此前学界针对于此的反复诉说不同，晚清学人对于这一"道德学术"的强调，更多包含特殊时代文化变局中蕴涵的"国族焦虑"乃至"国学焦虑"。"晚明三大家"之所以能够在晚清得以重构、整合、浮现，并且声名达到了其生前身后甚至有史以来最为显赫的时期，"维名教，异内外，而大春秋之防"依然是这个"故事新编"的重头戏：虽然夷夏之辨并非什么新生事物，但配合了"民族主义"这个应运而生的时代宁馨儿，意义就大不一样了。比较有关于此的众家之说，国粹派学人邓实综论性质的《国学无用辩》一文的表述，相当具有时代感。邓文不仅将顾、黄、王三家具列为有用之"国学"的典范，而且将晚明三家的学说与针对晚清时局的"对症下药"般的"有用性"，一一落在了实处，概括而言，就是顾炎武与地方自治问题、黄宗羲与民主专制问题、王夫之与民族独立问题。

    从清初就已经开始得享遗民学者盛名的顾炎武，到了晚清这个热闹场中，固然就言论主流而言，主要还是停留在"先生之文，以明道，以救世，以维风俗，以正政教，以表彰节义，皆有用之文也"的传统的笼统形象，但传统之中依然有了突破，笼统之中依然有了具体。"先生之学非同于名法者"，更在能够"寓封建于郡县，去专制束隰之治，而一反之于斯民之自为，不欲使其权尽归于人主，可谓有民政之精神矣"。身处晚清"君学"、"群学"之争当中的顾亭林，被毫不犹豫地纳入了"为群之学，其功在天下"。而这一"民政精神"被加以附会最为频繁的，就是清末民初风行一时的"地方自治"思潮。

    晚清的黄宗羲，其曝光频率与被反复言说，更要远在顾炎武之上。高旭"民权发达最高潮，难得黎洲识相超。试读中华《民约论》，东方原亦有卢骚"一诗，即道出了此中的秘密。所谓"上接三代之真传，独树民约之别帜"，黄宗羲在晚清之得势与得意，正是缘于"自近岁，西学东渐，群治之义渐明，先生之书亦稍有能诵之者"。黄宗羲学说、特别是《明夷待访录》中潜隐的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当逢其时，得以全面复现于世，甚至张大其说。
 

    "晚明三大家"作为成说在晚清的最后成型，王夫之是一位被多方势力集中打造的"学术明星"与"文化名人"，关于他的论定、裁断、分歧，一直都是这些话语体系中最耀眼的要角。这固然缘于这一期间湘籍学者对于"地方乡贤"王夫之的大力揄扬，但公允地说，晚清的王船山之所以能够走向全国，由"一乡之士"作成了"天下之士"，除了湘籍士人在近现代中国政治格局中由"一乡"走向"天下"的机遇与激情，也正是天时地利人和、时代风云际会，遇合了当时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浪潮。王船山最为坚守的夷夏之辨，在近代中国学人这里，也通过现实需要重新获得了特殊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