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尔斯泰接受和会通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规律 ::::

吴泽霖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对于托尔斯泰接受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研究，不能简单化地从托尔斯泰直接接触中国诸子学说开始，而首先要从接受的背景、要从“接受前史”的研究开始。应该直溯托尔斯泰赖以接受和会通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根源、基础俄罗斯传统文化中东方性精神因素和托尔斯泰自年轻开始从向西转而向东的整个精神求索过程。正是这一过程建构着这种接受和会通的规律性轨迹，建构者托尔斯泰主义的过程成为一步步走近和接受、会通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过程。

    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精神求索中，托尔斯泰在认识天道和认识生命意义等这些重要问题上，逐渐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初步接轨。而这正成为托尔斯泰直接接受和会通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基础或接受视野。托尔斯泰走近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基本上是在尚未对其直接涉猎的情况下完成的。托尔斯泰接受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主观基础始终是俄罗斯传统民族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是他早有蓝图的托尔斯泰主义。托尔斯泰接触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最直接的动因是他为建构托尔斯泰主义的道德化宗教而对东正教教义的思考和批判。
在托尔斯泰接触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最初阶段，表现出对诸子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力求其同，而不欲察其异；赞同中国文化思想中肯定现世生活的基调，特别注重先秦诸子思想中能够启发关于自我道德修养和仁政勿杀方面的论述，而对中国诸子思想的研究并没有指向、也没有解决一直困扰着他的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等问题。

    在第二阶段，他更加重视对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中关于天、道、天人合一等深层思想，对宇宙观、人生观思想的吸纳。把 "无为于外"（对老子表面化的理解），和儒家的"有为于内"（自我完善）统一在一起，来引证自己的托尔斯泰主义，表现出为建构托尔斯泰主义，对诸子思想兼收并蓄、取其所需的接受态度。
托尔斯泰对中国古典文化思想接受和会通的最终阶段，在托尔斯泰大量有关中国文化的言论、译介活动中，应该更注重他致力于语录体著述的编撰。在把中国诸子思想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同时，又把中国诸子思想置于世界古今贤明的语录体论述之中，参照比对、切磋损益、会通融一，使之获得普世性的意义，达到接受和会通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最高的化境阶段。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已经变形而化入托尔斯泰主义，并通过托尔斯泰的个性化接受，逐渐融入俄国文化之中。

   
    探讨托尔斯泰对中国古典文化思想接受和领会的历程，这一典型个案的意义之一，就在于从中探讨中学西传和国外汉学研究的普遍性规律，理解两种文化间接受或影响的本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