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尚友录”到“名人传略”晚清世界人名辞典研究 ::::

夏晓虹  北京大学

    晚清的"西学东渐"，不只为中国带来了具体的学科知识，连同汇总各门知识的工具书，也发生了由类书向辞典/百科全书的转化。考察西方辞典的编纂方法及内容如何与中国传统的类书体式融合，以至最终改变了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本文仅以三部晚清世界人名辞典的编辑与翻译为例。
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刻印、出自廖用贤之手的《尚友录》开启了晚清以降"尚友录"系列图书的编印，并在由类书过渡到现代辞书方面，承担了不可或缺的一环。到1902年，各自独立的《尚友录》及其续书开始转向整合统一。受这一出版潮流的影响，张元辑《外国尚友录》与吴佐清辑《海国尚友录》也分别于1902，1903年刊行。

    尽管《外国尚友录》的学术体系已然舍旧趋新，而在编排方式上，却与其时流行的《尚友录》并无二致。"分韵摘录"的结果，使译音不同的一人往往分身两三处，初读西书译本的学子，恐怕很难将其还原为一人。而其传记资料基本摘抄自现成的西书译本与时人著述，且由"同学诸友"合作，在短期内迅速编辑成书，故重复、错漏、资讯残缺都不可免。其书作为新内容与旧形式、新知识与旧趣味混杂的类书，具有时代标本的意味。

    而吴佐清独立编成的《海国尚友录》，不仅在编著态度上要更加严谨，就编纂体例而言，也较《外国尚友录》更为精密。最大的差别在于吴氏完全舍弃了"廖氏《尚友录》以韵为纲，以姓为目"的成例，改"以时之先后为断"，有意识地割断了与传统姓氏书的联系。为当时的读者考虑，其书的编排也全部采用了中国朝代纪年法，自唐虞始，至清朝同治止，各个人物按朝代依次排列。即使每一条目中，凡涉及年代，也必兼具中西历。而其改变成式的理由，正是基于晚清译界的现实："外国人名，译音不一，安能以一家所译据为定音？"虽然该书仍不能完全避免人名的重出，限于晚清资料尚不完备的现实，许多人物的时代先后亦不易查清，但其将众多异名归于一体的努力，仍在统一译名上有推进之功。而吴书以"犯上作乱"为汰选人物的标尺，将道德标准置于最高位置，则使其与现代辞书仍有相当距离。

    晚清统一翻译用语的吁求与编制中西文合璧表的实践，使得困扰两部外国尚友录编者与读者的译名还原问题有了解脱的可能。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倡议翻译的《世界名人传略》于是应运而出。该书乃是从《钱伯斯传记辞典》Chambers''''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选译而成，1908年面世，后于英文初版不过11年。与《尚友录》诸书的入选人物更多道德层面的考究不同，《传略》编者纯以历史影响、即其所谓"声名"为衡量尺度。反映在书名上，便形成了与"外国尚友"相区别的"世界名人"提法。此书以"西文原名"为依归，"按二十六字母分卷"，显示出与前不同的以西学而非中学为根基的知识背景。为方便不识英文的中国读书人使用，《传略》又编制了按照部首排列的《世界名人汉译检查表》以及依据生年先后排列的《世界名人时代表》附于书后。不必说，在传记资料的准确性上，《传略》更是超轶前举各书。

    至此，传衍久远的《尚友录》编纂系统，在经过吴佐清"以时之先后为断"的改造后，最终与《世界名人传略》借鉴字典编排法的路数并轨合流。再跳脱"尚友"的外套，凡"重要人物"，"无论贤奸，悉为甄录"，人名辞典从古代到现代的体制转变才可算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