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政治经济学（学校教学及参考用）》到《佐治刍言》传教士译述对晚清中文世界"西方政治之学"之塑形一例 ::::

孙  青  复旦大学

    19世纪中叶以来，中文世界渐次出现有关"西方政治之学"的译作，"西学东渐"的内容遂不再限于以自然知识及器物制造术为主的"西学"、"西艺"，而向西方现行政治律法制度及其背后的学理依据延伸。然而，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任何外来知识形式登陆中国，最初都不免有一个被本土重新解读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学建立之"前史"的重要内容，塑造了中国政治学的一些基本特征。

    在"西方政治之学"与本土传统的这场复杂互动中，传教士的译述及其翻译策略也是其中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变量。从1860年至19世纪末，传教士们的译述是本土知识精英们有关"西方政治之学"最主要的知识来源。而19世纪中叶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们译介西学时，往往采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传教士口译后，再由一位中国本土知识分子笔述成文。这样，在西文原本与中文译本之间，就经历了两个中介环节：一是来自并非该学科专家的传教士的意译，一是本土知识分子的再表述。这样转译而来的相关本子，就成了考察19世纪中叶"西方政治之学"与本土传统之复杂互动的绝好范本。19世纪80年代江南制造局译印的《佐治刍言》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此书经傅兰雅口译，浙江永康芝英人应祖锡笔述，于1885年首印出版，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有关"西方政治之学"十分重要的来源。晚清出现的各种西学书目及西学类书都在相关分类下收录此书。

    本研究报告拟从考释江南制造译印《佐之刍言》及其英文底本入手，同时对比1867年福泽谕吉依据同一英文底本节译出的日文译本《西洋事情·外编》来分析中文翻译者的译述倾向。并检讨传教士译述倾向对晚清中文世界"西方政治之学"的影响，以期为描述中国现代政治学建立的前史中上述重要而复杂的互动过程提供有效的切入点。我们会发现，传教士在译述中所表现出来的倾向：从"即物穷理之学"向"设事知方之术"的倾斜；在论证西方现行政治制度合理性时故意淡化某些核心的结构性概念以及抽换论证资源。传教士的种种译述策略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的一些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