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忆、知识、想象——三个"中国形象"的构建与比较 ::::

党宝海  北京大学历史系

    本文是对1990年代国际学术界围绕"马可波罗（Marco Polo）来华"问题学术争论的回顾。文章试图从不同"中国形象"的构建过程来分析这场学术争论的实质，进而指出尽管完全复原古代"中国形象"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但学者还是能够通过有针对性的学术批评、广泛深入的实证研究，趋近真实的古代中国。
本文把"马可波罗来华"问题涉及的"中国形象"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构建的中国。根据《行记》（暂不考虑《行记》的内容是否真实），关于中国的资料得自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见闻，由于个人兴趣、能力、经历的制约，见闻有其局限性。这些见闻成为马可波罗的记忆。当他返回欧洲后，通过作品构建了记忆中的"中国"。这种构建是依托记忆的再现，它受到写作目的、文体、记忆、合作者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与马可波罗《行记》文本的见闻相比，"中国形象"已经被剪裁，或者说被压缩。

    第二种是否定马可波罗来华的学者构建的中国形象。否定派的代表是英国学者吴芳思（Frances Wood）。她关于中国的资料得自阅读古代中国的文献和现当代学者的研究，以及她在当代中国的旅行见闻。以此为基础，她构建起对古代中国的想象。在马可波罗来华问题上，她的判断标准是她关于13世纪元代中国的想象。基于个人治学的兴趣、能力，这个想象具有很强的个体性，只能做为待证实的假设。否定派用他们建构的中国想象来衡量马可波罗的"中国"，由于存在较大差异，遂得出马可波罗并未来过中国的结论。

    第三种是肯定马可波罗来华的学者构建的中国形象。肯定派的主要代表有中国学者杨志玖、黄时鉴、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他们对13世纪元代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与否定派完全相同，区别在于由于专业领域不同，他们在元代文献的阅读和元史学研究方面，有更多的了解与实践。他们在此基础上想象的元代中国与马可波罗的"中国"一致，从而肯定《马可波罗行记》的真实性。

    实际上，否定派与肯定派的争论主要在于他们关于13世纪中国的想象颇为不同。否定派认为当时的中国应具备几个特有的要素：茶叶、汉语汉字、印刷术、长城、女子缠足等等。马可波罗的"中国"没有这些要素，那么他不可能到过中国。在肯定派依靠元代文献与考古资料所建构的中国里，上述事物并非必不可少。他们从当时的文献描述出发，一方面否定了上述事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肯定了马可波罗的"中国"与13世纪汉文、波斯文史料的描述基本一致。两组中国形象的吻合，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

    两派的中国想象依靠的都是知识，但他们所使用的知识并不相同。

    否定派的最大缺陷在于他们是用15世纪之后的中国形象去衡量13世纪的中国，没有考虑到中国形象在不同时代的变化。但是，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仍有价值，不仅推动了学术界对13世纪中国细部问题的研究，也深化了对当时整体情形的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关于"马可波罗来华"的学术讨论，使我们对"中国形象"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有了更多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