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西方人对中国西部探险考察及其对中国学术的影响 ::::

任大援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

    近代西方人对中国西部的探险考察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人（也包括极少受西方教育和影响的日本人）对中国西部（主要为内蒙、甘肃、青海、新疆、四川和西藏的一部分等，所谓"亚洲腹地"）的探险考察（以下简称"西部考察"）。

    西部考察的发生和发展和欧洲汉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自从法国汉学家雷慕沙(Abel Remusat,1788－1832)在巴黎法兰西学院开设了第一个汉学讲席以来，在19世纪的欧洲再次兴起了中国热。在雷慕沙之后，有儒莲(Stanislas Julien)、德理文(Marie Jean Léon D''Hervey de Saint-Denys)、沙畹(Emmanuel Edward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等汉学大师，其影响远远超越法国国界。在欧洲汉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可以称之为专门汉学的发展时代。在"专门汉学"的初起阶段，汉学还局限于少数学者的书斋之内，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终于出现了西方学者对中国西部考察的重要事件。

    西部考察一方面借助了西方列强的世界扩张，同时也得力于欧洲这一时期实证科学的大力发展。这种实证科学在人文学科方面的特点之一，是地理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学科，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方志学、考古学等等，还有广义上的"东方学"，如印度学、埃及学、亚述学、蒙古学、汉学等。这些学科的出现，引导着科学家用实证的方法进一步去探寻未知的领域，这种方法，由自然科学深深影响到人文学科。 "丝绸之路"的提法在19世纪被确认，不是偶然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外国人对中国西部的探险考察，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是欧洲汉学历史发展的一个逻辑环节，它得力于汉学的发展，也推动了汉学的发展。同时也大大推动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其具体表现是，西部探险考察，开拓了一系列新的学科，如敦煌吐鲁番学、西域史地学、民族学、中亚古代语言学、简牍文书学、佛教艺术考古等等。这些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学术上，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西学"促进了中国学者借鉴和使用新的方法，也树立了中外学者合作的典范。中西学者通过具体的接触了解，开始实现学术上的沟通与会通。中国学者受到西学风气与方法的影响，开展了努力运用西洋研究方法的新兴学问运动，出现了一批学问大家，如甲骨文方面的罗振玉、王国维，法国汉学方面的冯承钧，中西交通史方面的张星烺、向达、王重民，传教史方面的方豪，历史地理方面的陈其骧，蒙元史方面的姚从吾，东方学方面的季羡林，隋唐史方面的陈寅恪，宗教史方面的陈垣，语言学方面的赵元任，人类学方面的费孝通，考古学方面的李济， 思想史方面的侯外庐，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受到中西学术交流深刻影响而成就卓著的大方之家，才使得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学术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