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海外研究——在凝视、聆听与想象中搭起智慧与友爱的桥梁

异质性里生长的相近性的精神凝视

中日两国因为二战的原因，在历史问题的认识上一直存在分歧，思想的冲突不断。 但在面对鲁迅遗产的时候，两国知识分子有了共同的话题。日本学者的鲁迅研究，在对鲁迅产生精神认同的同时，也夹杂着对日本近代化的批判与反省。

孙郁老师认为，竹内好、丸山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等人的学术研究，比俄国人与欧美人更带有自我拷问的意味，这种异质性里生长的相近性的精神凝视，为中国学界重新审视自我提供了新的参照。竹内好对于鲁迅精神哲学的勾勒，丸山升关于革命中的鲁迅的描绘，木山英雄关于周氏兄弟的多重表述，伊藤虎丸讨论被“近代化”之悖论，其实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另一扇大门。在诸多日本鲁迅研究者中，孙郁老师特别强调了丸山升与木山英雄两位学者的重要性。“丸山升的文章有史家的气魄，但背后思想的穿透力，读起来便会感到。这种研究方式，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一种缺失。阅读他的文章，会感到学识与人格的双重魅力。如果不是他的独立思考，日本左翼学者可能 不会引起中国学界后来的重视。”孙郁老师如是说。恰恰是丸山升的世界主义的视角，把中国学界一度僵化的思维颠覆了。而提及木山英雄，他则赞叹道：“他的文本与一般日本文本不同的地方在于，愿意从悖论的人生经验中考察中日文学的内在紧张度，而他颇富有玄学之力的内省，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是少有的存在。”

“木山英雄对于中国古代诗文颇为熟悉，又兼通德国哲学，他对于章太炎、鲁迅兄弟在辞章之学上的造诣很有心得，同时以自己的智慧呼应了鲁迅文章幽玄神秘的章节，以近代诗人式的眼光，捕捉到鲁迅文本深切的因子，加以形而上式的关照。由鲁迅开始，他又梳理了与鲁迅传统相关的存在，对于中国现代旧体诗进行了精当的思考，填补了诸多的空白。”

世界的鲁迅

除了日本学者的鲁迅研究之外，孙郁老师对于韩国人在读解鲁迅的那种寻求出路的 饥渴和反抗奴役的激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感动。“最初知道韩国的鲁迅研究，是因为六年前接触了两位来自韩国的留学生，一位叫金永文，一位叫申正浩。申正浩的博士论文是《论鲁迅与存在主义》，其态度之认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我系统认识 韩国学界的鲁迅研究，还是从我们共同编辑的那本《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开始的。”

“我没有想到邻国知识界对我国现代文化具有如此大的热情。他们在 20 世纪 70、 80 年代所表现的内在意识，与我国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左翼青年是如此接近。东亚人在近百年的选择里，遇到了相同的难题，专制主义和传统意识使人们久困在奴隶的境地，个性被阉割了。而这正是鲁迅当年一直所思考的、要突破的文化羁绊。韩国友人在自己的寻找里，感到了鲁迅与自己的接近，如同当年中国知识界苦苦介绍俄国文学一样，鲁迅在邻国也成了精神的滋养。”

孙郁老师最近出版的《鲁迅遗风录》中引述了伊藤先生的言论：“( 鲁迅遗产是 ) 亚洲人民的共同财富。”一方面深刻地接受西方文化而彻底全面地批判传统思想，一方面通过这样的批判来继承传统思想、创造新的普遍性，这样的鲁迅早已成为韩国、日本等亚洲知识界最为欣赏的存在。而对于欧美学者的鲁迅研究，孙郁老师亦有所涉及：“欧美汉学界对于鲁迅的不同思考也是冷战 期间不同知识群落所面对的不同现实问题的表现。即冷战结束后、冷战期间左派的看法和自由主义的看法。不过这个我研究不多，因为我不是学英语的。”

“在鲁迅遗产面前，没有国界的区别，而一个异邦人的思考，反而会激活我们几近冷却的意识。”鲁迅遗产，乃是全世界的宝藏。

有希望的群落

提及写作《鲁迅遗风录》的动机，孙郁老师称，其实他二十多年前就想写这本书了， 一直未写完，是因为始终觉得我们对鲁迅的 叙述有问题。而当我们尽量去还原当时的文化生态、知识分子心态时，才能靠近鲁迅的 心性，感受鲁迅生命的热度。

鲁迅生命中那些大爱的精神，对世间弱小的关怀，那种人格的独立与真实，让见者无不动容。在那些关于鲁迅的私人阅读中，人们看到了鲁迅艺术的魅力，一些人则觉得 他是个“极为矫健俏皮的青年”。那些生命 里的直觉，是最鲜活、原初的动力。而当一部分研究者们、时代的青年们去追逐这样的直觉与动力，把鲁迅的那种不苟活、真实、坚持、良知、操守，内化为自身的不苟活、真实、坚持、良知、操守时，那就如孙郁老师在他的后记中所言：

“这些年间青年一代对于鲁迅遗产奇妙的对接，似乎证明了郁达夫当年对于鲁迅的判断，热爱自己传统中伟大存在的人们，是远离奴隶之路的有希望的群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