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1日下午，第五届世界汉学大会的分组会议“汉学范式的古今之争”在国学馆325室举办。

“汉学范式的古今之争”分组会议中，首先发言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冯珠娣教授。她报告的主题是《重新定位翻译工作：用古代词汇表述现代事物》。冯珠娣教授以一项翻译实验为案例，围绕实验团队对中国古代典籍《鹖冠子》第五章的翻译，展开了论述。冯教授的翻译团队成员教育和语言背景各不相同，他们通过研读《鹖冠子》，对中国古代典籍中诸如气、时、形、事、物等特别的概念做了细致区分。将中国古代典籍翻译成英文，很难做到精确和完美，但这对其在海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冯珠娣教授表示：希望这样的翻译可以为中国典籍与海外中国学研究建立联系，使人们感到尽管彼此之间历史不同，但有着共同的关切。

北京师范大学方维规教授对冯教授的发言作了回应。方教授表示了对这一翻译实验的极大兴趣。他结合了本雅明关于翻译的论述和对翻译工作的个人理解表达了对典籍翻译问题的认识，提出我们应在历史作品中体现对当下的理解。

第二位发言的是英国牛津大学罗伯特•恰德教授。他结合自己对于西方汉学研究现状的认识，作了题为《西方汉学专家的研究成果在政府决策中所处的位置》的发言。恰德教授首先介绍了牛津大学的汉学研究，中国研究中心的成立为汉学研究提供了人员与资金保障，有着不同专业学科背景的汉学家们在这里有很好的联系与沟通，研究成果也初具规模。尽管在欧美，中国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积极信号不断传出。然而在西方人文社科学术界与西方政府之间还存在着信任屏障，学界给出的意见建议还很难被政府所采纳。另外，学者们对于汉语的掌握水平，也是汉学继续发展不小的障碍。

清华大学程钢教授对这一发言作出了回应。程教授对恰德教授的困惑表示理解，认为在专门学科和地区学科的划分方面，西方和中国的走向是相反的。中国的人文学科领域，更多人主张把中国文化作为整体看，因为中国近代现代化的过程中，学术完全按照西方的文史哲来细分，结果带来很多问题。针对用中国语言研究中国问题的提议，21世纪初中国学术界也曾经提出不要过多使用西方语言理解中国的号召。

来自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史华罗教授带来了题为《子不语故事中人的责任：袁枚的质疑？》的第三场主题发言。清代学者袁枚的《子不语》一书强调了责任的重要性。书中对因果、报应、正义、惩罚的探究与西方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有相似之处。《子不语》认为人类无法被理解，认为天命、宇宙是不完美的。袁枚认为人类认识和宇宙秩序之间存在差异。他的观点呼应了西方启蒙时代对因果报应的讨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的阴暗面。人们一般认为古代中国人只研习孔孟之道。实际上，有很多证据表明他们对自由、政治以及宇宙秩序、历史规律、犯罪惩罚等主题已有很多讨论，但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

中国人民大学徐建委教授作出了回应。徐教授肯定了史教授在处理材料时对日常生活场景及其深层思想内涵的关注，以及对佛教、道教思想在普通人思想中所发生的作用的关注。同时徐教授也指出，《子不语》一书的内容来源十分丰富，不能过多强调作者袁枚对文本的控制。我们在研究中应该注意故事动机和思想动机的差异。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韩国外国语大学的申政桓教授。他的发言主题为《汉语、英文和韩国的文化危机》。申教授结合韩文的形成发展过程，阐述了汉语和中国文化对韩国文化的巨大影响。韩文中大量的词汇来自汉语，很多韩国史料都是用汉字写成。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汉字对韩文的影响渐渐减弱，英文越来越多地影响了韩国文字，韩国文化因而受到太多外来文化的冲击。申教授认为，应当重新重视汉字的使用。在他看来，汉字已经蕴含在韩国文化中，应当作为文化遗产得到传承。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成玉教授结合自己的韩国文学研究，对这一发言作出了回应。金教授指出：中日韩三国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应当在未来谋求共赢。而共通的语言可以为这样的愿景提供基础。中国学者也十分重视与韩国学者的交流。

本次分组会议除了学者的发言与回应外，还设置了提问环节，观众与学者针对论坛问题进行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