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2日上午，第五届世界汉学大会第一分组会议“汉学与中国”在国学馆119室继续进行。会议由张隆溪、麦克雷、上垣外宪一、达旗生分别作了主题发言。中国学者陈珏、刘树森、王中忱、张冰等对主题发言作出了回应。

首先，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作了题为《当下中国研究的意义》的主题发言。张隆溪教授首先辨析了“汉学”与“中国研究”两个概念，指出前者侧重中国古代传统文献的研究，而后者则更多地指向中国现当代的历史文化。针对当下“中国研究”的热潮，他认为仅着眼于古代或者现代都是不合理的，我们不应该割裂传统与现代。张隆溪教授将“中国”比喻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句苏轼诗中的“山峰”，认为应该将中外研究者的观点相整合，更好地理解中国。最后，张隆溪教授把中国放在世界文化的比较视野中，认为应当抛弃成见，既不应把中国与西方完全对立起来，又应保持各自的文化观点。

针对张隆溪教授的发言，台湾清华大学陈珏教授作出了回应，他高度评价了张隆溪教授从对比研究的角度对当下中国作出的分析。陈珏教授认为“汉学”与“中国研究”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一对概念。与此同时，他补充道，许多专业的汉学家起初都是非专业的传教士，而事实上，二战以后在当代中国研究中，许多非专业的研究者和专业的汉学家一样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紧接着，第二位发言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麦克雷教授接过陈珏教授关于传教士的话题，作出了《精神性的汉学：为何如此多的汉学家是基督教的传教士？》这一主题发言。麦克雷根据许多早期汉学家都是基督教传教士及这些传教士的特点提出了他所探讨的第一个问题：这些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的研究是更加“科学”的汉学吗？麦克雷表示，越接近事实的就越科学，而这些拥有时间和资源、饱含研究激情的传教士有的花费数十年翻译经典，甚至终老在中国,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研究确实具有一定科学性。随后，麦克雷教授表示，基督教文化中包含着审判的色彩，传教士们从这一点出发来描述中国时也常常带有评判的意味。从16世纪到20世纪，这种基督教信仰与汉学之间的联系总体上并没有发生改变。

针对麦克雷教授的发言，北京大学刘树森教授从三个方面做出了回应。第一，他认为“科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不同维度看有不同的所指。传教士在翻译中国经典时，也将基督教所理解的元素置入文本，这其实是对传教有利的。第二，刘树森教授表示，从16世纪到20世纪，传教士的研究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便是工作语言从拉丁语转变为欧洲国家各自的民族语言。第三，刘树森教授强调早期传教士对汉学的贡献远比我们想象的深远，并以近代中国出现的“汉字拼音化”为例肯定了早期汉学家发明罗马拼音的重要性。

来自日本大妻女子大学的上垣外宪一教授带来了主题为《藤原惺窝未能成行的福建之旅（1596-1597）》的第三场发言。他详细介绍了在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对当时日本思想的转折起到重要作用的思想家：藤原惺窝。藤原惺窝在当时日本学界严重滞后于中国汉代儒学的情况下，根据三一教创始人林兆恩的《四书标适正义》注解《大学》，成为日本新儒学的先锋代表。同时，上垣外宪一教授详细考察了藤原惺窝学生林罗山对其师的批评，指出，一方面他认为藤原惺窝是一个日本朱子学的早期开创者，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其师的学术不够纯粹，没有对朱子学一以贯之。而在上垣外宪一教授看来，林罗山所指责的不“纯粹”，恰恰是藤原惺窝包容不同理念的自由性的体现。上垣外宪一敏锐地从藤原惺窝未能成行的福建之旅中看出，恰恰是这次不成功的求知之旅，让藤原惺窝在韩国学者姜沆的帮助下深入了解了宋明理学，并在琉球群岛上看到了港口上不同国家、不同宗教的人在贸易环境中互相包容的情况，特别是与明朝商人的邂逅和交流，使他的精神视野得到了开拓。

清华大学王中忱教授在回应中，高度评价了上垣外宪一教授在方法论上善于把思想史和国际贸易史联系起来的特点。同时，王中忱教授也提出了他的疑问：藤原惺窝所读到的林兆恩的书是如何传到日本的？而林兆恩著作对日本其他学者的思想又有什么影响？上垣外宪一教授与王中忱教授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最后，俄罗斯西伯利亚联邦大学达旗生教授带来了他的发言——《作为俄罗斯汉学重要部分的中国历史研究》。达旗生教授从事世界历史研究，也出版了中国历史和中日关系史相关著作。达旗生教授系统地梳理了俄罗斯汉学中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介绍了俄罗斯汉学从早期专注于语言研究到逐渐侧重于历史研究的转变，比如从满语中翻译中国经典到后来对云南少数民族和春秋历史的研究。在达旗生先生看来，整个俄罗斯汉学发展中，中国历史研究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与欧洲汉学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俄罗斯汉学把中国历史看成对中国国家研究中的一个分支，而非所有历史文明中的一种。达旗生教授认为，只有着重中国历史研究，俄罗斯汉学和世界汉学研究才能到达一个全新的高度。

随后，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编辑部张冰主任对达旗生的发言作出了回应。在她看来，俄罗斯汉学高度重视中国历史研究，这对中国学界有着实用性上的参照意义。张冰认为，俄罗斯汉学如此重视基于东方学研究的中国历史研究，是因为了解中国的历史也是俄罗斯民族自我认知的需要，中国历史同时也可以作为他们自我了解的“利器”。

本次分组会议除了学者的发言与回应外，还设置了提问环节，观众与学者针对论坛问题进行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