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下午14时30分，汉学大会第一场专题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225室举行。

本场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朱冠明教授主持发言，中国人民大学申淑子教授主持讨论。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杨厚兰首先致祝辞。他表示，中日韩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三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足20%，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且三国共同传承东亚文化，汉字作为语言工具，是“国相交、民相亲、心相同”的重要基础。为此，他希望参会学者畅所欲言，助力三国的沟通，并预祝此次会议成功举办。

随后，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副秘书长李钟宪介绍了“中日韩共用汉字辞典编纂”项目。他说，过去媒体喜欢报道三国冲突事件，而不关注合作活动；建议媒体日后可转向建设性报道。“中日韩共用汉字辞典编纂”项目由2012年9月成立的中日韩三国合作处秘书处（TCS）主持，选择了808个中日韩共同常用汉字。历史问题、领土纷争等影响东亚政治局势，三国语言、关系认识不同，导致地理空间相近的中日韩没能充分利用共处了几千年的汉字文化圈。我们应当利用汉字文化圈，扩大人文交流、增进互相理解。如果中日韩加强合作，将惠及全球。去年东北亚名人会在首尔召开，讨论了《中日韩共用常见808汉字》（以下简称“808汉字”）的用途，但未具体展开。秘书处（TCS）计划编成一部两百页的辞典，可用于语言学习、商务交流。最后，李钟宪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勉励大家合作完成此项目。

中日韩汉字词汇比较分析

在“中日韩汉字词汇比较分析”环节中，先后有三位学者发言。

首先报告的是中方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的赵彤教授。他着重分析了计算机时代中日韩所用汉字存在的编码问题。在计算机使用中，一个汉字对应一个编码，但有的汉字存在异体字、俗体字，因此汉字编码存在困难。赵彤教授先以中日韩的新旧字形为例进行分析：中国大陆使用新字形，日本使用部分旧字形，而韩国和台湾、香港使用旧字形。日本简化字也存在编码的问题。如，和氏汉字“増”（u+5897）和“增”（U+589E）是不同的。这应当视为异体字，分开编码，但考虑交流方便，也可以用同一编码。他建议，如果只是字形差异，则不应分别编码；考虑要区别同一字形的不同语义，可以设置不同的字体（font）。

随后，日方代表、筑波大学的佐藤贡悦教授展示了他六年前编写的《中日韩同字异义小辞书》。这本辞典立足于“汉字文化圈”，收录了300个词条。不过，佐藤教授也表示辞典编纂仍有以日语为中心的不足。

韩方代表、延世大学的金铉哲教授指出，韩国使用的很多汉字是从日本、中国传入的，尤其是《圣经》、佛经中的词语。他举出中韩两国汉语使用中同形异义的例子，如韩国人误认为中国的“学院”是补习班，中国人见到韩国的“化妆间”标志却不知是厕所。造成汉字认知差异的原因如下：一是中国用新字形，日韩袭用旧字形；二是日本的汉字使用影响了韩国；三是韩国自造汉字。金教授呼吁整理中日韩语言之间同形异义与同义异形等情况。

汉字词汇及辞典编纂

论坛的下半场以“汉字词汇及辞典编纂”为讨论话题。主持人申淑子副教授特意分发了纸质版的过往讨论成果，并邀请大家在此基础上逐一解决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辞典的厚度。日本学者山崎信夫认为辞典共200页，每页只收两、三个词，篇幅太大且不实用。申淑子副教授做出回应。

其次，与会学者讨论了限定选用词条的所属领域。山崎信夫认为，普通人不了解中日韩汉字的使用差异，可以旅游用词为筛选标准。金铉哲教授则认为词条选用不必限于旅游。朱冠明教授同意后者的建议，因为辞典编纂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实用”，优先选用常用的词。

整场讨论争辩最激烈的问题是选用词汇的来源。与会学者首先达成共识的是，重视词汇的使用频率。从操作进度上看，吴永焕教授也认为选用词汇的标准过细，会提高时间成本，提议用例句代替部分的释义；高木纯夫先生则提醒，中日韩承办的世界级运动会将近，没有时间再扩展了。李建植教授等人主张努力在完善《808汉字》字表的基础上编纂辞典。对《808汉字》是否可作为词条选择的参考，与会学者也存在分歧。杨厚兰秘书长提醒，《808汉字》已经发布，至少在韩国已经在博物馆展览。佐藤贡悦教授则指出《808字》的瑕疵，制作者表示此表还只是一个对照，字形上有待各方完善。从抽选的目的来看，李钟宪表示认可大家说的功能性意义，但认为应该注意沟通三国的文化效果。

因为时间的限制，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讨论。如：辞典的名称可否改成《共同通用汉字》？ 中日韩三版字典分别出版时是否需要放入本国语言的例句？附录中是否需要增补一些词条的详细内容？

最后，杨厚兰秘书长总结了本次会议的情况，表示将积极展开下一轮的讨论，以期尽早完成辞典的编纂工作。

与会成员在会议结束后合影留念，此次专题论坛取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