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赫金

主讲人：俄罗斯彼得罗扎沃德斯科国立大学历史语文系教授扎哈罗夫博士

题目：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赫金

时间：2007年10月26日（周五）下午2：00-5：00

地点：第三教学楼3501教室

主持人：梁坤

翻译：张变革

在开始我的讲座之前，要先给大家讲几点需要注意的。第一点，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巴赫金之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状况。也就是说，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这也是个漫长的历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早就开始了。第二个研究阶段叫做巴赫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就是说，通过巴赫金的文学构想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这个时间不太长，一般是十到十五年。这个阶段是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接下来就是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一个目前非常引人关注的问题。这是由英国的一个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家学者琼斯（Jones）提出的，就是《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9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这本书被翻译成俄语是九年之后的事情，这本书的题目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问题。俄罗斯文学理论界有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叫叶萨乌罗夫，他提出这是后巴赫金时代的研究。

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下探究。首先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人是他的妻子，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不久，她就开始从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对他过去的文献进行整理。她整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档案。如果不是她所做出的贡献，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肯定不会了解很多。最珍贵的手稿在革命期间从国家博物馆中丢失了，这是他后期的《少年》的手稿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手稿。为了寻找这两部手稿，研究者们做了不少像侦探一样的工作，但是，这种探寻跟巴赫金一点关系都没有。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准备了几种版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集，最著名的就是1895年到1896年出版的全集。她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开启了一种定位。开始出现了一些文学评论，首先是梅列斯科夫斯基、伊万诺夫、C.布尔加科夫的研究。在安娜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些研究者对其手稿进行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有不少文章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这些研究成果到今天看还没有失去其研究意义。

1929年巴赫金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但巴赫金本人却没有时间欣赏这本书。这本书刚出版半年，巴赫金就被捕了，他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从理论角度来讲，他是一个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这就使得他有二十多年的时间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这本书在出版界影响非常好，有很多评论家包括卢那察尔斯基和纳博科夫对这本书的评价都比较高。在俄罗斯的侨民也认为这本书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但是由于他的被捕和流放，在当时的苏联对他的赞赏受到了禁止。在第二次出版的时候，这本书改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在它之前，巴赫金的名字几乎不为人知。只是这本书出版之后才给巴赫金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巴赫金是俄罗斯哲学中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经常认为他是一个语文学家，如果仅仅认为巴赫金是一个语文学家，那这种现象真是太独特了。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和中世纪的拉伯雷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体系。这是当代的巴赫金的研究者们很困惑的是，为什么在巴赫金的研究中很少陈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去的研究状况以及拉伯雷的研究状况？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巴赫金的出版者鲍恰罗夫认为，巴赫金不是语文学家，而是哲学家，他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和拉伯雷的创作中建构了自己的体系。我就想谈谈这种状况。

巴赫金有两本书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第一个版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主要是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的文学创作，巴赫金认为这是创作哲学。第二版本出版的时候，内容就更广泛了，这里面就出现了关于主题、题材、风格体系的问题。这个版本中，巴赫金把重点放在分析狂欢现象。巴赫金就是以中世纪的文学创作体裁——梅尼普体为其探讨风格的基础，他把这种手法贯穿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有一种创作是史诗，是更高的一种体裁，就是探究创作问题，还有另外一种，叫做梅尼普体，这是两种体裁，而梅尼普体是专门指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这个是巴赫金从历史诗学的角度来阐释的。

巴赫金所研究的问题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正确性达到了什么程度。巴赫金提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理论。复调是一个音乐概念，在俄语翻译中，指很多声音。大多数读者把复调理解为音乐的概念，就是多声部。而巴赫金强调这不是一个术语和概念，而是比喻。这个比喻不是直意，而是转意。巴赫金认为要从转意的角度来理解复调。按照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分析，就是创作者消失了，作者、读者和描写的对象即主人公之间的阶层、即以作者为主导构成的阶层消失了。从这种理论看，作者的声音和主人公的声音是平等的，有同等的权力。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专家都不认同巴赫金的理论，我指的不仅是现在或者过去在俄罗斯从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专家，还包括国外的专家，都不认同他的理论。

有一个当代的研究者，叫做尤里·卡利亚金，他非常清晰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巴赫金非常天才地听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众多主人公的声音，却没有听出作者本人的声音。当然，巴赫金并不至于这么愚蠢，他不会没发现这个明显的事实，他也不会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非常主观，有自己主观特色的一个作家。可以说，有一些观点可以证明巴赫金的这个理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作家，他是另外一种作家。所有的作家都非常理解自己笔下的主人公，知道他们的一切，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了这样一种原则，他不知道自己的主人公。他认为作者不仅仅能预测自己笔下主人公的情况，而且还有可能发生错误。而其他的作家没有权力犯这样的错误，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这样的权利。所有作家都希望成为正确的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破了这个界限，他笔下，一个很愚蠢的人可以说出很智慧的话，这与西欧的传统不一样。在西欧的传统中，一般是小丑能讲出很智慧的话，比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没有一个完全愚蠢的人。每个人都有可能讲出很睿智的话来。如果一个人认为另一个人愚蠢的话，他就是错误的，他就会变成一个傻瓜。比如说，在《群魔》中，就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主人公，叫费季卡，他就是那个在后面出现的凶手，是一个流放犯。他在讲到里面的那个主人公韦尔霍文斯基的时候，就讲了很有智慧的话。他说我是一个流放犯，我在周二周四可能是傻瓜，但周三的时候会比他要更聪明。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或愚蠢、或聪明，全是哲学家，每一个都有非常独特的思想。给人的感觉是，不是这些主人公在说话，而是作者在说话，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强调，他在塑造主人公的性格；甚至于在塑造跟他的性格非常接近的形象，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时，他说：“我虽然是用我的想法在塑造佐西马长老，他所说的话是在表达我的思想，但是，我本人出来说话的话，我肯定会使用另外一种语言。”

19世纪30到60年代，俄罗斯文学界有一个现象就是表现小人物，人们经常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些主人公叫做小人物，这也是一个错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没有小人物，所有的人物都很伟大。甚至于他的第一部作品《穷人》中的马卡尔·杰武什金，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小人物，但我认为，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没有一个人比这个杰武什金更伟大。这是作者塑造的一类完全新型的人。讲到《穷人》，巴赫金有一句非常有寓意性的话，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做了一个划时代的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但是巴赫金对它的解释却是错误的。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新在于他发现了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但是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每一个人，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人身上发现了天才。在以书信体写成的《穷人》的开头男主人公杰武什金写给瓦尔瓦拉的信中，杰武什金的形象要低于瓦尔瓦拉，这个女孩子要比杰武什金更有教养，更聪明，受了更好的教育，读了非常多的书，甚至马卡尔都不知道这些书的名字。这个女孩子把普希金的《驿站长》和果戈理的《外套》借给马卡尔来读。马卡尔·杰武什金所写的这些书，这些内容，到现在研究者还在探究。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和情节，但我想就此打住，不再扩展。

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个线索，在杰武什金和瓦尔瓦拉通信的开始，他感到非常痛苦的就是，他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语言把他的思想表达出来。他很难描述一些客观形象。但是随着通信到了后来，马卡尔·杰武什金觉得他的语气发生了变化，他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开始觉得过去很难表述的东西现在表述起来很容易，主人公获得了驾驭语言的能力。在最后一封信中，他不知道要发给谁，也不知道谁能够收到，而且没有日期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杰武什金完全变成了一个作家。在整个情节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现了一个人从小人物成为伟大的人的过程；一个天才，从一个只是喜欢写作的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作家的过程。这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两年到四年，他让俄罗斯的评论界感到非常的震惊。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狂喜，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天才。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风光的日子没有持续长久。过了三周，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了他的第二部作品《双重人格》，评论界对他的赞誉变成了毁誉，评论界不接受《双重人格》。但是，所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专家在分析他的作品时，认为他后期的作品的种种人物都来自《双重人格》这本书，这是主人公内心矛盾、分裂的状况，最终变成了地下室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非常困惑，为什么读者不接受这种新出现的双重人格的形象。读者，更确切的说，是评论者，他们没有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创作激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在表现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而是在表现真理。这个真理，最完整地体现在他基督教人学中，每个人都是非常珍贵的，每个人身上都体现着上帝的形象。他在观察他所看到的人身上的人，寻找，并且找到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讲，特别重要的是这种更高的完美的人的体现。我们过去的评论的错误在于认为《穷人》的主人公是一种社会的典型，从社会的角度认为他们是可怜的人、贫穷的人。《穷人》的第一句话写到“昨天我非常的幸福，我的幸福是没有边际的”。虽然我们看到小说的主人公经历了种种的痛苦，但我们要看到他们在痛苦之外的幸福。

这个小说在整个文学中都没有过，让整个俄罗斯的读者都感到震惊。但是，评论家对这部小说的评论压过了读者的感受。我学习的时候，60年代，俄罗斯的文学界还没有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教科书上写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容，让人读了以后不想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我大学读的是语文系，在大学3年级，第一次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在读到《卡拉马佐夫兄弟》时，认为这是我写的作品。对我来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我精神非常接近，比其他任何的作家都接近，但是真正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是在1987年，那个时候我已经完成了博士后的答辩，这个时候，我已经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20年了。要想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须要打破一些已经形成的陈规。促成这种现象的是我和一个美国的银行家在一次谈话之后的事情。我的这本书，叫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风格体系》，这本书出版之后，我和美国的一些银行家认识了，我被请到美国的一些大学做讲座。一次，我上完课后，有一个人来到我面前，看着我的眼睛说，我就是马卡尔·杰武什金。这让我感到很惊讶，因为这个人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但是他认为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穷人。我再一次非常认真的看了看他，盯着他的眼睛，想搞清他是不是在做什么游戏，是不是在讽刺我？但是，他的目光告诉我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他讲的是一个事实。他迫使我再一次思考，为什么他认为自己是马卡尔·杰武什金？我又重新开始思考这个作品的主人公。还有一次，和另外一个人的交往，让我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这部小说。以前我们那有一个中国学生，我是他的考官，他的考题刚好是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完全不顾我所讲的这些课，说他不喜欢马卡尔·杰武什金。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男人不应该是这样太感伤、太温柔、太优柔寡断。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另一个特点。这也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中国没有托尔斯泰受欢迎的原因。我让这个学生把他的想法写出来，他写了几页，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儒教。所以我就明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与儒家思想相对立的。虽然现在有这样的观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中的某些方面接近孔子的思想，这也是巴赫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题材的一部分。

巴赫金非常天才地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思想进行了分析。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复调小说中没有作者的声音，我来引述巴赫金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思想不是他描写创作的原则，而是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主人公的思想就好像在描写其他人的思想。这是不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自己的思想体现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所有创作中都表现他的思想，只是他的思想要通过他的小说来表现。这也是巴赫金理论的致命弱点，他听不到作者的声音。但是，他非常天才地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的思想。每一个学者都有他的局限性，而巴赫金的局限性是对他的否定。我用作者的思想来证实这一点。在发表《罪与罚》这部小说的时候，作家就表述了自己的思想，他写到，小说的思想是东正教思想的体现，什么叫东正教？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主题出发，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了整个作品的主题构想。任何幸福都不存在于舒适中。这种提法可以说是跟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是对立的。整个文明发展史的中心是让人怎么过得舒适——改善物质条件使人过得更舒适。你们打开电视，广告就是给你这样一个感受，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构想相对立，他否定了这一点。

陀思妥耶夫斯基进一步把这种观点引申，人生下来不是为了幸福。大家如果读俄罗斯文学史，就知道有一句寓意深刻的话，就是作家柯罗连科说的，“人生来是为了享受幸福的，就好像鸟儿的翅膀是用来飞翔的一样”。这是一个非常美好，非常浪漫的思想。当然，柯罗连科没有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会不承认他的想法，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读到柯罗连科的创作。但是，他们的对立却是显而易见的。你们中间有谁愿意承受痛苦呢？请举手——那么你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就是分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者。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着，在痛苦着，但是我们不愿意痛苦。我们由于种种原因而承受痛苦。我们可能因为不称心的爱情、由于受到不公正的评价、由于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书等等，种种原因都让我们苦恼。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痛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在宣讲一种快乐幸福的学说，他认为幸福是要经历痛苦的，我继续引述：“人总是以痛苦为代价来享受幸福。”人有那种非常快乐的时刻，那是因为他经历了非常多的痛苦。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通过他笔下的作品表现了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情况，这种种现象可以被认为是赞成和反对。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诗学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是建立在矛盾之上的。这是说是反对反叛的一种诗学。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把矛盾摆出来，也解决了这种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永远有赞美诗，这个赞美诗是经过了怀疑的熔炉。这是目前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没有巴赫金的研究状况。

巴赫金在写自己的著作时是有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况的——就是苏联的评论家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人民的敌人。这个著名的作家在1956和1934年写的书中讲到，他在出席作家大会时说，我们要一起来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他是反革命。只有一个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写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写他是一个正面作家。他以后也没有再说这样的话，因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革命的，这是时代的呼声。但是，巴赫金要证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正面的作家，所以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没有自己的思想，他表达的是别人的思想。

他这样的创作经验是新社会，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这样，巴赫金就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中心思想给否定掉了。巴赫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解构掉，巴赫金认为，只有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能被当时的苏联接受。在私下的谈话中，巴赫金谈到过这个问题。1975年，在将要去世的时候，他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是一部拙略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书。他认为，他当时的写作是迫不得已的，他不得不迎合当时的声音来咒骂上帝。因为外在条件，他不得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要声音保持沉默。写关于巴赫金回忆录的人没有讲到巴赫金为什么会提到这一点。的确，巴赫金对自己设想出来的很多题目都没有写。

巴赫金写了一本出色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书。评论界是不对的，他们把巴赫金的缺点变成优点无限地夸大了。巴赫金非常天才地表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叙述者的思想。把作者和笔下的主人公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这就让巴赫金发现了一个叙述者。叙述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叙述者与作者处于同样的地位。他生活在主人公生活的时间。他像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不知道十分钟后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很肯定，一定会有突然出现，突然的事件或是突然的行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对这种“突然”都有某种敏感。如果巴赫金在书中不是写成作者与主人公的声音，而是写成叙述者和主人公的声音，他就完全正确了。

巴赫金这种局限性也体现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即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空体问题上。不知道为什么，巴赫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没有时间。巴赫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不是发生在时间中，而是发生在空间里。”无论是在二十年代还是六十年代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巴赫金都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小说中的时间是以空间来体现的。有一个评论家把巴赫金的理论进行了机械的运用，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一个时间之外的空间。巴赫金自己的观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有一种时空体。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在空间中的时间，或是说时空的统一。这个时空体理论是巴赫金在1929年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后推出的一种新的文学构想，这是一个新的突破。他力图把研究者吸引到时间与空间统一的问题上。遗憾的是，巴赫金的时空问题却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滑过去了。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但这是一个事实。我不知道巴赫金最初是怎么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一部小说几乎在开始都很准确地标出了故事发生的时间。但在小说发展的整个情节中，这个时间是浓缩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在几天或几周中发生的事件有可能发生在一年，几年或者半个世纪。他说《卡拉马佐夫兄弟》讲的是十五年前的故事，即1870年代到1880年代左右，它当时发表在《俄罗斯学报》这个杂志上。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事件是发生在完全不同的时间概念中的。这不是我们熟悉的时间概念，不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分钟这样。他的主人公有另外一种日历。在现实的、历史的、客观的时间中，主人公依据基督的诞生与基督的复活这样一个日历来生活。在他《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涉及到自己的囚犯经历。他在书中说囚犯们在复活节的时候心情都是很安静的。这种说话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流放的时候他写过一个叫《农夫马列伊》的小故事，也提到这种说法。在《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从心里面接受自己的罪来到索尼娅面前，就是在复活节开始的时候。我不想一一例举，因为这样的例子很多。关于这个题目，我写过一系列的文章。我想指出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生活在另一种日历中，这种日历的中心就是福音书。他们的生活就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历程。非常遗憾的是，巴赫金没有写到这一点。这也许就是他晚年感到遗憾没有写出的内容。这是当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这些学者想要搞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讲的赞美诗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现状。

巴赫金写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他笔下的话语。但他认为，这不是一种静态的话语。这些话语是对话的话语。这个话语本身需要通过对话表达出来。巴赫金非常正确地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定位为“话语的话语”，但是他漏掉了最主要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关于话语的话语，这也是关于俄语中所讲到的“太初有道（Слово）”的话语，《圣经》中讲到的神的圣言。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是上帝话语的体现。基督教关于话语最早体现在《约翰福音》的第一句话中，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上。这就是话语在俄语中的词。“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话语。这个话语就是《圣经》中讲到的道成肉身。话语具体化为有血有肉的，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一个中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展示了话语的再生，展现了主人公自我意识的产生，最终发现了关于“话语的话语”的，即发现了神圣的话语。巴赫金没有写到这一点。非常多的研究专家在继续陈述巴赫金所讲过的，但是他们走得更远。他们开始讲巴赫金当时所没有讲的，他所沉默的。这是自九十年代以来巴赫金之后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新现象。为了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需要研究巴赫金。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提供的远比巴赫金所阐述的更深刻。这也是研究中的矛盾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巴赫金的影响是深远的，很多现在认为是巴赫金的思想实际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要想理解巴赫金，先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呼吁你们这么做。也许你们有问题了，我很高兴回答你们的问题。

问题一：您在讲话中说巴赫金不仅是一个语文学家，还是一个哲学家。这让我很感兴趣。您能解释一下吗？

回答：中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们有巴赫金研究会，却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会。巴赫金很多的思想是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六七十年代美国成立了巴赫金研究会以来，关于巴赫金的研究专家辈出。谢尔戈西罗夫认为，这些专家们已经背离了巴赫金的思想。他们从他的思想中抽出某一部分思想，却脱离这些话语的上下文，然后发展这种思想，得出某个与巴赫金相对的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却被人遗忘了。目前还有这么一个现象：巴赫金学会在世界各国几乎每两年或三年就召开一次学术探讨大会。来参加这个大会的有成百上千的哲学家。巴赫金吸引了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吸引了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每个人都在巴赫金的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思想，但他们彼此却完全不同意对方的观点。这种现象让真正的巴赫金研究专家，如谢尔戈西罗夫，感到担忧。谢尔戈西罗夫认为巴赫金对这种现象负有一定的责任。非常有意思的是，巴赫金现象不仅仅在俄语界才有，在英语、德语等其他语言界巴赫金现象更为充分。这种现象或说成就怎样来解释呢？巴赫金的思想和构想实际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和构想的体现。这是一种创作手法。巴赫金强调了对话作为创作思维这样一种根本的哲学理念。关于巴赫金的研究学者之间有完全对立的观点，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巴赫金的理论本身就是对话的理论，这是世界充满对话的一种表现。但同时，巴赫金的构想中把不同知识之间的界限混淆了，他总是把主题变成问题。这是古希腊哲学中对话理论的延续。这就是说，在巴赫金之后出现了关于巴赫金的对话。不知道我是不是回答了这个问题。

问题二：巴赫金的话语中有很多的不同世界，每个世界都有不同的构思。您怎么认为这个现象呢？

回答：你说的是对的。巴赫金的创作中有很多的声音，而且是多方面的声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也是这样的。

问题三：在讲话中，您提到过两个时间观念，一个是从基督诞生到死亡，一个是俄罗斯的历史。这两个时间是如何互相进入的呢？它们有什么关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是关于基督的还是俄罗斯的历史？或是两者的结合？

回答：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他的写作是基于他所生活的历史的。他竭力追求把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空间结合起来。但是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历史空间对他来讲是不够的。在实际的创作中，他把自己在莫斯科住过的各种房屋的情况（他的生活情况）带到了彼得堡。《群魔》中，他就把种种空间集合在一起。故事发生的地点非常像俄罗斯的一个边省城市——特维尔。小说里面提到的大学生被杀事件是与当时报纸上报道的杀害伊万洛夫的实际事件相联系的。这个实际上的杀人事件发生在莫斯科郊外，也就是现在的基米尼亚捷夫一带。小说接近结尾的地方，主人公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在开始自己的十字架之途时，他去的不是特维尔的城堡，也不是莫斯科的城堡，而是旧鲁萨的城堡。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俄罗斯实际地图上的很多地名压缩到了一块。按实际的地图，从旧鲁萨开始旅行，应该是朝着大诺夫哥罗德这个城市的方向去的。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他去的是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城市，即斯巴索夫，而是一个救世的——世界被拯救的——这样一个名字的城市。斯巴索夫，就是拯救的意思。他所走的线路是他达不到的线路。

《群魔》发生在1869年的9月14日。在小说出版的过程中历史上发生了的法国与普鲁士的战争。小说开始的内容在大革命之前，后面的内容则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而在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发生在三周之内。1869年9月14日是一个实际的历史日期。但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这个日期具有特别的意义。按东正教的旧历，9月14日这天，叶卡德琳娜发现了当初基督被钉的十字架。作品中有一个主人公，即斯塔夫罗金。他的名字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名字由古希腊语构成。词根的意思就是十字架。就是说，小说讲的是主人公能够做却没有做成的。他没有背起他的十字架，他没有去承受痛苦，没有去赎罪，所以他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除此之外，这个实际的日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就是在这一天，他的第一个女儿（叫索尼娅）死去了。她在出生不久后就死去了。所以，从时空体这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包含了历史的现实的时间，又包含了神秘的体验的时间，还包括了他本人人生经历的时间。对于一个生活在一百年前的人来讲，这是非常自然的，也是非常生机的。现在人们却把这些都分开了。我曾经见过没受过十月革命教育的人。这些人就不是按照现在的日历生活，不是我们现在说的4月30号、5月12号这样的时间，而是按照永恒的日历来生活的。从他们的角度，对历史时间的理解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我曾经问一个生活在这种日历之下的老太太，一个著名的歌唱家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她的回答让我很惊讶，她说他是在报喜节的时候去世的。她没有办法向我们说明是在某年某月某日，但她却记住了报喜节的日子。他们生活在另外的时间中，以这样的节日标出的时间中。其实，这样的时间与现实并不矛盾。人们的记忆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回忆一下一年的月份。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也是按着这种永恒的不断重复的日历来生活的。

我想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俄罗斯，也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秘密。先回答你们的问题。

问题四：纳博科夫曾经批评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他说他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回答：纳博科夫并不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有力的评论家。他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但是他谁都不爱，他没有爱过任何人。他没有喜欢过普希金，也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喜欢伊万·布宁。他只爱他自己。你提的问题触及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每一个评论家都是一个Zoilos。荷马就说有些人只知道批评《荷马史诗》，却并不真正了解史诗中有意思、有价值的东西。纳博科夫这样来评论一个天才是可以理解的，也应该是这样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非常委屈，想自己为什么不是天才。他觉得自己写得更好。但这是由读者来决定的。我曾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标题采用的是医学方面的术语，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综合症》。这篇文章里讲到了这种现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学和思想评论的现状。但这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并不可怕。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站在这样的高度：这种批评不会伤害他，只能提升他的威望。

问题五：有人说巴赫金是宗教哲学家。他与宗教、宗教哲学、东正教之间有什么关系？他的狂欢化理论与东正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回答：我从最后一个开始回答。狂欢并不是俄罗斯的现象，而是西欧的一种现象。巴赫金写了关于拉伯雷的狂欢化的著作之后，俄罗斯的著名学者利哈乔夫和另外一个学者就这个问题问过巴赫金。他们认为巴赫金把狂欢节的现象与俄罗斯的传统相连，是一种小题大做，完全没有必要。在俄罗斯，有俄罗斯民间传统节日和宗教节日，并没有狂欢节。民间节日中保留了多神教的因素。西欧文化有小丑及关于小丑各种表现的传统，跟狂欢相联系。俄罗斯文化中有类似的现象，不过不是小丑，而是圣愚以及圣愚现象。这个词有时翻译为愚拙的人。它来自《圣经》。《圣经》中保罗书信（哥林多前书）里提到，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所以使徒为基督的缘故愿意成为愚拙的。这样的人可以有各种各样非常出格的行径，这一切都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为基督成为愚者。人们认为的疯疯傻傻的人就是那样。巴赫金阐述狂欢节理论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俄罗斯宗教文化现状。他通过此种理论构筑了现代文明的模型。他就是靠着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感觉来生活的。

所有研究巴赫金的人都说巴赫金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实际上，巴赫金不是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他不是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也没有参加过一次考试。在圣彼得堡学习的是他的哥哥。他和他的哥哥一起去听他喜欢的课程。他读的书和他哥哥读的书是一样的。虽然他不是圣彼得堡正式的学生，可以说却受到了圣彼得堡大学的教育。他哥哥是在十月革命期间加入白军，后来逃亡到了英国，在英国的牛津大学担任教授。巴赫金个人内在的潜力是很大的。流放结束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学校里找到了一份工作。由于朋友帮忙，这些学校是不要毕业证书也可以提供工作岗位的。于是，他在萨兰斯克隐藏了起来。这样有趣的怪异的现象还有很多。

我读过很多关于巴赫金的文章，有一篇就认为巴赫金是宗教哲学家。这就首先需要把巴赫金的语言翻译成一种神学语言。有这样的研究倾向，但我认为证据不是很充分。巴赫金在讲到作者和绝对作者的时候，他实际上讲的就是上帝。我知道很多人对这种思想非常认真，也有很多人相信这一观点。但我认为巴赫金对于主要的思想总是保持沉默的。毫无疑问，巴赫金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是在任何一个俄罗斯哲学家身上都体现出作为一个俄罗斯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身上有着普通俄罗斯人的思想特点。巴赫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哲学中吸取了非常多的东西。他笔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学实际上就是基督教的、具体说是东正教的人学。

回答完你的问题，我就来展开俄罗斯的奥秘，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奥秘。我想讲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宗教感，尽管有时候作者并不直接说到宗教。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写到，俄罗斯是斯芬克斯，俄罗斯是一个谜。这个谜不仅是对外国人来讲的，对俄国人也同样如此。在188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个写作计划，计划中有一个叫做“向俄罗斯学习”的条目。他认为当代社会不理解也不知道什么叫俄罗斯。他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不知道、不理解俄罗斯的现象，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也不理解东正教，不知道人民是怎么生活的。现在的情况更有这种悲剧性。不理解俄罗斯的俄罗斯人非常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因为缺少对东正教的理解就出现了这种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的谜在于它的东正教。为此，他与西欧派进行了论争。其中最主要的论点就是：他认为西欧派人不理解东正教是俄罗斯人最重要的精神遗产。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犯了一个错误。不仅是西方人不理解，俄罗斯人其实也不理解俄罗斯。

东正教向我们阐释了俄罗斯历史，俄罗斯文字和俄罗斯文学。

首先来看一下文字。有文字可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862年。俄罗斯民族的起源中，受到了瓦兰吉亚（Bajua，诺曼人）民族的影响。在俄罗斯民族刚刚形成时，诺夫哥罗德人请留里克来作王。他们意识到“我们的土地是这么广大，我们的资源是这么广博，但我们却缺少秩序。”这是现代俄语的翻译。语言学家却总是看最初的文本。你们读古俄语就会发现它是另外一种意思。“我们的土地是非常广博的，资源也是非常广博的，但却没有наряд（纳利亚德）这样一种东西。”наряд并不是秩序的意思，它包含有秩序的意思，但却是一个更广的概念。它是我们奔向未来的一个目的，它是一种非常完善的管理，它应该被人们接受，被人民喜欢。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秩序。наряд这个词从政治上讲是对一个国家的美化。现代俄语中，这是词指的是漂亮的衣服。军队从古到今关于它的应用讲的都是从上到下的管理。从古俄语上去理解，诺夫哥罗德人请留里克来作王，并不是想拥有秩序，而是想这个国家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从卡拉姆辛这个古俄语学家开始，这个词就被翻译为“秩序”。这种翻译实际上把最初的建国的目的扭曲了。

这还反映在对信仰的选择上。俄罗斯接受基督教的历史，就是弗拉季米尔大公派人到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等地方去寻找宗教。这些人回来向弗拉季米尔大公汇报他们出访的情况。弗拉季米尔听完他们的报告就接受了希腊的正教。因为去考察的人回来说，他们在希腊人那里看到了他们的宗教仪式，就感觉仿佛进入了天国。这是一个美学原则，也是一个精神原则。这种原则体现在历史中。

俄罗斯在最近一百年中有两次政权的改变，俄罗斯的成立日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第一次改变是1917年11月17日，从这一天开始，俄罗斯出现了新的国家，即苏维埃政权。15年前，叶利钦确立了另一个国家的节日，也就是把6月12日作为俄罗斯的建国日，又称为俄罗斯独立日，就好像俄罗斯从1991年才开始产生一样。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把862年在诺夫哥罗德庆祝的节日作为俄罗斯的日子来纪念？按照旧历，俄罗斯日应该是9月8日。这是圣母玛丽亚诞生的日子。但近一百年间的政府都不愿意把俄罗斯人过去一直纪念的宗教节日作为俄罗斯的日子来纪念。这一天也是俄罗斯人打败鞑靼蒙古人入侵的日子，即1380年的马马伊之战。在这一天，俄国人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和真正的自由。不久前，国家又设立了一个节日，即把11月4号定为和平日。这个日子用来纪念俄罗斯获得了国内战争的和解。国内战争虽然发生在1917年到1921年之间，但实际上直到整个苏联的解体，这场战争才结束。

就俄罗斯日的选择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也有非常多反对的意见。最根本的反对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宗教节日。从这种意义上说，所有俄罗斯的灾难就在于俄罗斯人不懂得什么是俄罗斯，不了解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学、自己的文化。所有人身上都有这么一种想法，即想要战胜这样一种不了解自己民族的现象，我本人也是如此。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基督教在俄罗斯文学、文化中的体现，通过对俄罗斯文学的研究，我认为它是基督教文字的传播过程。每三年我们要开一次学术研讨会，然后出版一本学术论文集，我们把它叫做“俄罗斯文学中的福音书文本”。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们提出了重新建构俄罗斯文学的构想。这个构想的关键点在于：如何从不了解俄罗斯到了解俄罗斯。我听说，你们系有人也有兴趣研究俄罗斯文学中关于基督教文化的内容。我邀请你们与我合作。阐明俄罗斯文学是基督教文字的产物，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虽然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在这方面也写了非常多的文章。我感觉，这些研究还是浮在表面上。我认为，旁观者可能会看得更清楚。

我在美国讲学的时候，提到一点：如果不理解基督教文化，就很难理解俄罗斯的文学。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我要理解什么是俄罗斯文学。作为旁观者，你们可能会比我们看得更清楚。我们发现不了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东西，但你们从新的角度可以发现很多。我们没有办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俄罗斯文学，这就限制了我们的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俄罗斯这个谜，首先是和东正教相联系的。虽然对于把巴赫金说成是一个宗教哲学家这种提法我不大赞同，但我认为这种提法有它的道理。在巴赫金的理论中有俄罗斯思想的体现。有这样一种理念对于俄罗斯哲学和俄罗斯人民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就把问题的两方面都展现给大家。从一方面来讲，巴赫金从来没有写过关于俄罗斯东正教的任何东西。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巴赫金的作品中却体现了俄罗斯人民这个理念。具体是哪些思想、哪些理念，这应该是对这方面感兴趣、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来听的答案。非常感谢你的问题。

问题六：现在俄罗斯人怎么看待十月革命？

回答：年轻人几乎都不知道这件事。很多中学生根本不知道谁是列宁。现在很多人对十月革命完全不关心。记得这个日子的人都觉得这是这场民族灾难。对于俄罗斯来讲，这的确是一个沉重的考验。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俄罗斯从1917到1941年，牺牲了四千万人口。在卫国战争中，俄罗斯牺牲的人数，据普京最近所讲，是五千两百多万。最近十五年，俄罗斯人口下降非常厉害，几乎每年都在下降15万左右，所以政府正在推出促进人口增长的计划。在两个战争中——反希特勒的战争和十月革命，俄罗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平衡，至少从人口数量上可以这么说。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充满了斗争。普京所说的保护人民的思想实际是索尔仁尼琴提出来的。他给普京写过一封信。这是普京头一次听一个作家的话。对于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来讲，这确实是一个独特的事件。也许是因为二十一世纪降临了。

（梁毅、张炜整理 梁坤、张变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