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圆桌会议：出土文献与汉学研究
时间：2009年10月31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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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学勤：现在我们这个圆桌会议就开始了。刚才我和鲁惟一教授做了一个讨论，我们还是按照一个圆桌会议的规定来做，我们今天上午的会只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刚才王老师告诉我们，可能由于这个地方不太好找，有几个老师还没有来，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先开始，到10点半的时候一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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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教授 清华大学
现在鲁惟一教授也有几句话要和大家说。
鲁惟一：我开始对中国简牍的研究在50多年前了，当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敦煌简和居延简。而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别的根据。大家知道特别是居延简一开始的发表是非常晚的，那时候我的研究依据的是劳干教授在40年代抗战时期所做的释文，还没有照片。后来，这批居延简经过香港到了美国，我也想努力地看这个东西。后来这个照片在台湾出版了，所以我才有可能根据照片做这方面的研究。
因为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不可能到中国内地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去了日本，在日本有很多方面的研究。我去京都参加了一个讲读班。当时日本人对这个讲读班非常严格、非常严肃，从下午两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五点钟才能回家，到六点钟才能吃饭。可是这个讲读非常有收获，内容很丰富，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从日本老师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在那个会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从中国大陆去的。所以后来我就能有很多研究中国简牍的机会了。
主持人李学勤：关于行政之书，大家知道鲁惟一教授写的《汉代行政文书》已经成为简牍界研究的经典之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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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惟一教授 英国剑桥大学
鲁惟一：我在这个《行政文书》里面根据我从《史记》、《汉书》里面学到的知识，把这些结合起来，看到了很多史记文献里面没有的材料，特别是有关地方的行政，在朝臣之外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可能从史记文献里面能得到的。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使我对汉代历史的研究更多了，当然后来发现了更多的材料。我们知道汉代很多的地方，除了一些边远地区，像居延这些地方等等，内地也有很多关于地方行政的材料。我面都做过深入的研究。
这里面特别提到江苏以外的汉简，这个对于地方行政制度和有关方面提供了很重要的贡献。我提一个问题，我知道尹湾汉简（音）里面出土的“兵器簿”，这个兵器簿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兵器，数量非常之大，什么都有，包括弓箭。这样的东西是存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是存放在长安，为什么这个兵器簿在尹湾（音）的地方出现，如果这个地方是存放在江苏，但是江苏这个地方并没有敌人，为什么要存放这么多的兵器？在座有研究的专家很多，如果我说错的话请大家批评。
主持人李学勤：下面我们继续圆桌会议。刚才鲁惟一教授提的问题看看哪位专家对这方面有意见可以提出讨论。如果暂时没有，一会儿还有机会进一步讨论。今天的圆桌会议没有规定的次序，所以哪位先生有什么要讲的都可以讲，但是我建议不要超过15分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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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保罗教授 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黄保罗：我讲一下，我叫黄保罗。我是80年代的时候上的中文系，后来上了修辞学的硕士，后来到芬兰的赫尔辛基大学做老子的研究。当时根据的材料主要是有限的书面文献资料，到1996年做完，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才知道湖北的郭店简在《北京周刊》（音）等上有一个短小的消息，当时就是如饥似渴，希望能够看到郭店简的，当时1995年的时候很难看到及，根本没有可能看到。
后来在那边做了答辩，我答辩的这本书名字叫《老子其人与其书》。因为到了西方之后我发现由于它受到“理性主义”或者是“怀疑主义”的影响，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大家、汉学家们怀疑老子这个人的存在，甚至认为根本没有老子这个人，更不用说这本书了。这本书也不可能是在司马迁时代传下来的。
总体上，我对这样一种观点有点不同的意见，但是做得还是不是很满意。做完这个之后，1998年到2001年我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在那里和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池田之旅（音）教授，当时1998郭店简还没有正式发行，只有一个样本，所以我们在日本做了两年郭店的竹简。后来一起跟着日本的老师和同学去了。
日本当时成立了一个学会，叫做“中国出土资料史研究会”。我是他们所谓的海外会员。在那里面将近两年的时间我们有一个研讨班，当时经常会有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和日本的女子大学和北海道的一些日本的学者一起研究，这两年下来池田用日文写了一本书，我用英文写了一本书。写下来之后，基本上把郭店的竹简照片照了下来，把这个字描下来，后来再看这个文物出版社是怎么解释这个字的，第四行是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第五行把它翻译成英语。所以每个字都要做一点工作，每个简都要做一点工作，里面有大量的附录。
这样做下来之后，我自己的一个基本结论：郭店竹简使我更坚信我的博士论文里面对相司马迁比较相信的观点。池田的观点和我基本上相反。所以，我们在东京开玩笑说考古学这个东西是很主观的，看起来很可能，说我们有材料，但是把材料拿来之后怎么解释。这是很大的问题。
后来在1999年底，香港的道教学院，中山大学在广东的道风山开了一个道家、道教的会议，我在那里做了一个报告。后来那本书在日本和芬兰就出来了。我在日本做完博士之后又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做研究，后来研究的时候我的兴趣发生了转移，做基督教研究。
大家知道基督教里面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做《圣经》。《圣经》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认为它是上帝的化身。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可能又有不同的看法，把它当成希伯莱和犹太人，新约旧约在一起，反映了希伯莱、犹太以及罗马的解读。还有一种文学的解读，说这种东西没有多少的历史价值，完全是像托尔斯泰的一个作品或者是一部史诗，最起码得有神学、文学和社会历史学的三套不同的解读方法。
所以，对于西方了解的比较保守的信徒来说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圣经学家往往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支持者，它往往是信仰的杀手，就是基督徒把这本书当了上帝读了上千年，结果圣经学家一研究这本书是怎么写的，它的来源是怎么回事，编辑的时候有什么错误，一看这本书根本就是人写的一个东西。所以它的神似性和权威性就瓦解掉了。
后来我就研究基督教的神学。做完了博士后，要想拿一个神学的学位，必须要像芬兰的高中生一样，从神学的学士、硕士、副博士走到博士，后来我在芬兰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差不多花了6年的时间。
我对基督教一些主要的方面进行了研究。做这个研究，结合了我做的对郭店老子的研究，在这前后我还出了一本书《望山楚墓》，这是关于楚文化和竹简的一本书。第三本是研究《玉子》（音）。我试图找各种各样的断片和文献看看《玉子》（音）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所以关于出土资料的问题我主要做了这三本书。
后来就开始接触基督教。我最近几年和香港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基督教的研究机构在到国内不同大学进行巡回讲课，最近关注到了一个现象，在康熙的时代，我们知道康熙时代与罗马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叫“礼仪之争”。有一批法国的传教士，其中有两个人物比较著名，一个叫白进，一个叫张诚。白进这个人是路易十四派到中国来的，被康熙面试了之后被康熙留在子宫白进里面工作了二十年。
他在这个过程中花了很大的工夫研究《易经》，特别是《易经》的卦和符号，而且教康熙几何学。白进追随着一条路线，就是“华言之上帝，乃天主业”，就是中国五话所说的上帝就是天主教所说的“天主”。这是他的一个理论。但是白进这个人很厉害，以至于他在中国的文化中关于犹太教和上帝保存的资料比《圣经》还完整。本来你是《圣经》的传教者，结果你到中国说中国的经典比《圣经》还要完整。
所以，后来我们从梵蒂冈找到了康熙的圣旨，康熙和白进有一些书信来往，不应该叫书信，是圣旨。这里面主要是康熙叫白进去研究《易经》，而且告诉他怎么研究，所以他有一个基本的结论，特别是几何学就是中国传过去的，根本不是什么阿拉伯人或者系西方的。所以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白进试图要证明中学是西源，而康熙反过来了说西学是中源。
当时，在中国由于很多人反对他，他就被淹没在潮水里。因为他在欧洲，他的东西被定为“异端”，他的东西也不能出版。所以有几个人做了很大的改革。特别是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有学问的数学家和、哲学家、神学家，他写的很多东西基本上保存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早期出版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有点荒诞不经，不值一谈，不屑一顾，我们经常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它。后来就基本埋葬在了地里面。
最近这几年德国有一个考拉尼（音），丹麦有一个叫伦勃（音）的也在研究这些东西。所以后来发现，这几个人的研究，我们的初步印象是觉得它是可笑的，牵强的，怎么中国和希伯莱扯起来的，但是按照今天中国的学术来看，会发现白进这些人的研究非常严谨，他们唯一可以被人批判或者是主要被人批判的是他们的前见是用归纳的方法，而是用演绎的方法。他来中国的时候头脑里已经有了一个印象，就是基督教、天主教，拿这些材料来研究一些东西。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想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一起探讨下，前见从我们现在“诠释学”的理论来说，我们任何人都有前见，我们做的任何的解读和任何的观点，你不是基督教的可能就是其他教的，不是其他教可能是你自己的。就像康德所说的，我们怎么样认识真理。
所以在西方，再回到刚才西方的“解经学”和“诠释学”。“解经学”就是用圣经的方法把它分解，到今天为止在西方的学术界它还有很大的地位，在中国，今天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还是这样的路子。但是现在很多人从“诠释学”的角度挑战它，比如说“神圣意义”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四书》、《五经》里面是不是有宗教的色彩，假如有这方面的色彩，那就要想想怎么解释这个理论了。白进走的线路一个是根据中国的《易经》推出世界的本源就是树，最后能够归源到原始。
另外一个是根据中国的文化传说，伏羲、夏娃，我们称之为“女娲补天”，把这些天都纳入到了中国的神话传说，然后就是中国的历史，他甚至做中国的编年史，中国是从夏朝开始的还是从尧、舜、禹开始。
另外就是文字，可能就是形、音、义都兼顾了。比如说隶书，比如说一个人靠在一个木头边就是休息。比如说“船”这个字，左边是一个“舟”，右边是八口人，正好与诺亚方舟的人数吻合。
曾经有研究说中国人和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都是挪亚的后代。这样谈可能大家觉得很荒诞，但是这一套理论在很多草根学中有很大的市场。
我简单说一下1500到1800年左右这三百年在欧洲它是比较流行的，就是要寻找人类的共同语言，寻找亚当的语言，关于语言的起源马克思有一个说法。还有就是巴别塔。在巴别塔之前，人们都说的是一种语言，而这个语言，德国有一个人叫缪勒，他和几个人就希望找到中国的原始语言，他们希望找到打开中国大门的钥匙。通过文字进行研究，最后发现中国的文字有可能是最古老的文字。当时这三百年在欧洲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寻找人类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文字、共同的语言，有很多被称之为“东方学家”的人他们主要是研究加勒比海两河流域的文字。当耶稣把这些东西传给他们的时候，让他们大大震撼。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这个热。
（图）这里有一个图。比如说伏羲。有的人就推伏羲与《圣经》里面的某个人物是否能够挂上勾？中国人是不是都是挪亚的后代？实际上这些都是有研究的。
所以，我这个是从方法论上提出的一个问题，请大家研究。
主持人李学勤：黄先生的研究很精彩。如果各位对黄先生的发言有什么可以提问。
问：我想请教一下黄先生，您既搞中国出土文献的研究，又搞《圣经》文本方面的研究。您觉得西方对文本的分析方法和您研究出土文献的方法之间有没有一致或者是不同的地方？或者是西方这种文本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研究出土文献有什么借鉴的地方？
黄保罗：我自己认为我们中国的出土文献的研究可能像汉书的研究。《圣经》的研究里面有两门学，一个是解经学（释经学），一个是诠释学。所谓的“解经学”就是找原本、本来的意思，如果是用希伯莱或者是希腊语找的，那就用希伯莱或者是希腊语找它是怎么来的。第二个是“诠释学”是看看这个文字对我有什么意义。除了这个字义之外，它也讲了很多资料来源，比如说中国的文本也是如此，到底郭店老子有几个版本来？原来是一个版本，现在就不知道了。所以《创世纪》也是一样的，《创世纪》是底本来源书。比较传统的说法说《创世纪》是摩西写的，上帝就是摩西用旋转的方法诞生的。现在有人研究说《创世纪》对上帝有好几个不同的称呼，所以就推出了四个底本来源书，就是摩西或者是其他的几个人或者是某几个人在编辑《创世纪》的时候根据了四本底本材料留下来的。
所以，这种编辑方法或者是里面的重复与我们中国所谓的经学是有一些相似性的，但是它也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在解经学方面有没有一些反思和挑战。因为当时这个在欧洲这也是一种很科学的方法，后来启蒙运动在欧洲兴起这个学问之后，有了一种历史批判法，包括的内容比较广，包括形式批判、编辑批判、来源批判，总体上我们称之为“历史批判”，但是这种历史批判它的力量太大，大到把《圣经》的可靠性动摇，这样就是动摇文化之本和信仰之本。那么怎么办？这样就兴起了另外一些“解经法”，你这种解释完全否定了形而上学的东西。你认为人的理性把一切都搞定了。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我和池田教授一起写，他写了一本，我写了一本。我们在同一个研讨班。后来我见到了这些材料怎么觉得那么亲切，他也是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据此我提出了刚才的问题，请各位大家研究。谢谢。
再插一句，刚才我这种思想，现在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所长一起在编一套书，叫做《学术神学丛书》。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大国学视野中的汉语学术——圣经学》。今天我们谈国学，然后又谈学术环境，然后又研究《圣经》。现在这本书的初稿正在民族出版社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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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乐贤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乐贤：我随便谈一点简帛研究方面的感想。这几年缣帛的研究很热闹了，成果也很多。这是好的情况。但是我想，这几年我们也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战，也是很麻烦的。比如说对新世纪以来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材料，好象跟上个世纪70年代的几批材料不一样。
现在主要的材料不是考古方面的，我们现在恐怕面临着很多新的麻烦。我们当时通过考古发现，看了那么多新东西，高兴得不得了，但是我觉得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麻烦。我对这种状况觉得很悲观，可能以后我们的材料被考古挖出来的希望不是很大了。这是很难办的。
我们的困难还在于文物保护上，别的文物我不知道了，文字方面的材料出来以后每个地方条件不一样，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样以后怎么办？我怀疑有些东西传不下去。事实上我们以前对弄坏了的或者是效果不太好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办法。比如我们最新看到的？？这个就是非常麻烦的事，我们以前寄希望于用红外线拍摄看看，但是现在拍了很多效果也很不好。所以说这种东西怎么办？有什么好办法？照片也没有照好。
现在这个东西怎么保护？如果没有新的办法，恐怕以后我们就不能把它作为好的依据材料了。但是这些东西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现在重要的是，它里面有相当多的东西是别的地方没有的，我们现在读起来非常困难。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遇到的挑战，恐怕要有一些新的办法。
我想现在像清华大学做出土文献的研究和保护，这个保护真的是有很多问题的。而且现在各个地方条件不一样，好的就说保护得很好，不好的就根本不管它了，这样时间一过去就不行了。80年代开始的那些照片实在是太可惜了。
现在的研究也很不平衡，对有些材料非常重视，做得很好，但是有相当的材料就非常不注意了。相似的情况还有，比如说王家台的秦简，如果是别的材料可能保护得好一点。这些材料都很宝贵。但是如果传不到后面我觉得非常可惜。所以我觉得在文物保护方面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不管我们自己的水平有多高，我们的研究有多深，我们不能让这些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东西传不下去。所以这方面我们还是很担忧的。
黄保罗：针对刘教授讲的我插一句，我觉得这是不是与我们做这行国内学家的方法论或者是指导思想有关，现在我了解欧洲的一些地方，他们就是研究贫民生活的，比如十几世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怎么样，找到这些资料是特别宝贵的，但不一定非是经典的。而在中国只对像老子这样的东西重视。我觉得像这些沉淀的东西更宝贵。当然原点、经典很重要，但是那些东西才真的是经典，而且是最接近人们生活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大家反思一下国内这个行当的方法论或者是主要思想是什么，或者是有没有考虑的余地。
刘乐贤：但是现在好多问题可能不是我们研究的问题，好象是整个社会机制的问题，这些研究者无能为力，我们看到这些东西被别人弄走了，但是没有什么办法。
廖名春：你刚才说的王家台的秦简，实际上这些东西引起了一些新的思潮。我们这一代人对以前毛泽东的历史都非常熟悉，在共产党起来的时候，我们研究历史就是批判英雄时代，所以我们几十年以来一直是这么干的。我记得华东师大的有一位老师专门写了一部通史叫做《劳动人民通史》，还获得了全国社会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本书可能是在座大家最不愿意提的一本书。
所以，一直到我们开始讨论真理标准之后，当时搞了一些研究，说到底是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还是英雄创造了历史，后来说历史是劳动人民和英雄一起创造的。这是我们共产党从30年代以来，一直在历史领域和哲学领域讲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讲劳动人民。特别是文化革命的时候，姚文元就是这个讲，那个讲，不讲劳动人民，但是以前我们一直提倡的是劳动人民。这不是一种新的提法，只是我们以前以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现在过了20多年，改革开放，大家慢慢不怎么提了，我们把这些东西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了，大家对这些东西不怎么批了
现在又换了一种说法。开始讲一些经典的东西，不讲老百姓的东西了。特别是从西方引进的研究，好象是一种新的思潮，现在以这个东西为代表。我们读《毛泽东语录》也讲得很清楚，人民创造历史是不能写一些主流的东西，就要写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一直是这么提倡的。
所以，我们现在到了80年代、90年代以来，大家认为这些东西是一种新的思潮，好象特别把这种东西编辑起来。我记得70年代末期的时候，还说现在我们讲的哲学史不能讲送礼学，总是讲王充、不讲程朱是不行的。后来又开始重视了。
这些年来，我们总是讲这些经典的东西，不讲贫民的东西了，其实我觉得讲经典的东西和讲贫民的东西没有什么冲突。利用这个东西做文章，有的时候就容易误导青年。这类的书对于搞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人非常兴奋，好象是发现了新大陆。我说你们这些青年人没有读过60年代的东西。可能是现在的年轻人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得很缺乏。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讲孔孟，一直都在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讲这些东西了。
所以很多人批评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这些人缺乏历史感，一出了新名词，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对本来的事实就忘记了。我觉得汉学界的很多东西对我们国内的研究造成了很多的误导，特别是对年轻人。很多人在第一次写一个东西的时候，你首先要告诉别人这个东西是怎么写的。说实话，讲方法这个东西，只有工作做得好，大家才能讲得好。我经常讲，好象买一种产品一样，人家把电视机卖给你，不一定把制造电视机的制造方法卖给你。如果这个人在卖电视机的时候，一定坚持告诉你这个电视机是怎么造出来的，我想那他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是它的核心东西。鲁迅先生以前多次讲过，说写小说不要总讲小说的写法，真正写得好的人才能谈这个小说是怎么写得。不会写小说的人，你去讲很多小说的写法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主持人李学勤：我插一句话。我个人简单用两三分钟说一句话，刚才刘乐贤教授谈的问题很值得大家注意。由于现在新发现的情况对于间的进一步的保护和发表的过程还有一些问题，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或者是通过什么会议呼吁一下这个问题。刚才你说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它长时期没有发表，关键是很及时的保护，拍照和发表。这三者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在尽量短的时间里出现，尽量快。所以这一点应该有一个呼吁。比如说王家台秦简，有很多原因我认为是应该同情，无可厚非的，但是最后一点，从学术界角度讲应该尽快地发表一些材料。而这个材料发票得完备，对于间本身的保护不管它是不是考古发掘的，都要采取保护。
这些方面按道理说，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要有一个带有一定法律性的规范。你发现了这个东西，不管它是怎么来的，你应该按照一定的规范去做。这是需要我们做的。如果这一点不能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实现，学术界可以提出一个共同的意见，我们觉得应该怎么做，希望有条件的人都这样做，这样才会有很好的意义。这是我个人的想法。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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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岛静志 日本创价大学
问：刚才刘教授、李学勤先生都讲到文物发表以后没有很好的保护。我是从日本来的，虽然我不搞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听了以后觉得非常着急。因为这种东西从国外来看是国宝级的东西，我不知道国内有什么方法。出了这种竹简以后必须由国家出资金进行研究来保护它，我不知道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像现在的秦简等等，这些东西它不愿意交给别人做，想作为一个宝贝藏在那里。这种状况是很糟糕的。
问一下李教授，去年您在《光明日报》上写了关于清华竹简的报道，反响很大，我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但是很关心这方面的事。它上面的很多内容可以重写，或者是重新鉴定。我想问一下清华竹简出土的地方在哪里？状况怎么样？我到这儿主要是想听这样的一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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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忠教授 清华大学
刘国忠：“清华简”去年7月份以后，清华大学聘请了一些专家一起做研究和保护工作，前一段时间我在《中国史动态上》发表了介绍了关于清华简的保护情况的综述。从历史上来看，包括从我们对商周史的研究来看，这样也是最为合理的。在这方面清华简确实可以订正过去文献中的一些错误。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也想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因为我本人最近在学《保训》这个包括从上书和现代对上周史的研究，在这方面清华确实可以订正过去文献里面的一些《保训》。在学的过程中，昨天会议上的时候，我也说过周文王时期的商周关系，我觉得周文王在商代已经称王了，而且实际上伐商的问题是周王处心积虑做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文献里面，实际上把周文王作为一个圣贤的形象被大家赞颂，而且说周武王伐商也是在一种不得已的状况下采取的行动。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好象这种说法是可以商榷的。为什么我们谈过去的历史，会有这样一种认识？我觉得，这实际上和我们现存的文献性质有关系。我们现存的文献里面关于商周时期的历史进展，主要是周留下的。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人物对后人看待商周史的认识有至关重要的认识。一个是周公的“制礼作乐”，他把周伐商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给大家确定下来了，而且到了孔子整理《六经》的时候，我个人感觉有政治上的因素在里面。而且他后来所说的“知我者，为春秋”，我想《春秋》里面记载的是很多乱臣贼子的事情，但是孔子把它记载下来本身是有一个告诫的作用，所以如果能够理解这些就能了解孔子的思想。
我们现在看到的商周的文献实际上很多是周公和孔子那个时代经过进一步的整理以后形成下来的一些文献。我们现在说“二重证据法”，但是“二重证据法”根据现在出土的文献里面有一个文本的问题，文本后面的背景是不是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我想提这么一个简单的小问题，向大家请教。
问：趁这个机会向鲁惟一教授请教一下，我最近研究了一个课题和出土文献有点相关，我是研究近年来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古代学派的研究。我知道日本也有一些学者做了这个研究，但是研究有限。
我自己的研究是，西方汉语界近年来对中国古代的哲学史或者是“家”、学派大概有三个阶段，就专题研究来说，大概是研究道家和道教的关系过程中，对道家的含义提出了一种反思，指出司马谈、司马迁对“家”的分类有问题的前提下，仍然沿用“家”或者是“学派”这种说法，最近又讨论了“家”的含义，逐渐反对过去不予说明的沿用“道家”、“法家”这样一些名称。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鲁惟一先生在他的《剑桥史》的《秦汉史》里面对这个问题有所讨论。
我看到鲁惟一先生在第12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中，曾经指出刘向、刘歆所编的目录对于中国哲学按较大的思想差别进行分类的这样一种遗产往往容易让人误解的。因此当被刘向和刘歆归入不同家的作者的观点间有相当重叠的时候去描述什么是儒家、道家或者是法家，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了。但是由于后世接受了这个分类，于是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就有些时代误会，认为当时各种不同的学派正方兴未艾，实际上情形要复杂得多。
我觉得鲁惟一先生主要的观点就是他区分了很多学派名称下的细微区别，但是他的意见是，这些学派名称如果不是指明确定义的哲学学派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使用。这是鲁惟一先生的观点。
但是后来我看到美国以习文（音）先生为首，包括他的一些弟子逐渐反对沿用过去的名称，比如说习文（音）先生本人可能没有区分过，但是他很早地时候谈到了道家和道教的关系，习文（音）有一个弟子，他们形成了一些观点和看法。后来习文（音）有一个朋友，他也出了一些书，他们在书中对学派有很集中的看法。我想借此机会问一下鲁惟一先生，不知道最近有没有谈论学派的文章，您对他们在道与明这部分谈的学派的观点有没有您自己的看法？
鲁惟一：（英文回答）
黄保罗：对于廖教授讲的资料的保存，我还想到了欧洲对普通民众的重视。无论是经典的还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两个东西的研究都很有意义。而且如果是作为出土文献的资料这两个都很重要。你讲的国内的汉学对国外的误导主要是哪些方面。我不太清楚。我想请廖老师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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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名春教授
廖名春：我们强调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研究，近代以来的研究是有传统的，而且这种研究以前的时候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我们都记得姚文元说过很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家，家，家，就是不谈工农兵”，他们讲工农兵的话政治化的倾向是很强的，但是也不是说跟我们现在重视的大众文化一点关系也没有。到西方的左派和我们讲的这些东西还是有联系的。我们很多人讲东西的时候往往觉得是自己的新发明，觉得精妙绝伦，其实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很老的话题了。但是姚文元讲的“家，家，家，就是不谈工农兵”，这不是历史研究，主要还是讲整个的文学创作，但是西方也有这方面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不要产生一个误解，好象我们对大众这个东西的重视，进来掀起了一个新的思潮，大家不要误解，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谈了很久了。
现在不明智的办法就是喜欢把这两个东西归在一起，不论是研究经典，还是老百姓日常的生活，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当然我们写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两者都要兼顾到。但是先前史有它的特殊性，材料有限，不是说我们这些人不去谈老百姓的东西，而是这些材料有限，传下来的东西比较少，不是说写历史的人就排斥老百姓，不是的。如果我们想当然地把西方的思潮引入到中国，大家知道中国的研究者往往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实际上这种新大陆也是早就存在的了。我就解释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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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平安教授
赵平安：刚才听了诸位先生的发言很有启发。关于出土文献和汉学研究的方法和出土文物的保护。我想就出土文献研究来讲，文物的工作和研究方法固然是非常重要的，这还不是我们现在研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现在的研究条件很好，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了，研究手段也很多，最大的问题就是研究本身的问题。因为最近遇到的问题，就是激动不起来，感觉我们很多东西根本读不懂，我们的知识非常有限，所以要把我们的心态调整好，夯实我们的基础，充分做和研究前的准备工作，这一点对于研究的人来讲是很重要的。我也不算新兵，在这个行当摸爬滚打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了，但是我现在就面临了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当前应该把更多的工作放在我们研究队伍自身的建设上。我就说这个意思。
主持人李学勤：谢谢。今天这个圆桌会议时间太短了，但是也提出了一些问题，黄教授提出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把国际上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和我们出土的材料相结合，这种问题都非常有启发。像刘乐贤教授提到的有关保护方面的问题，还有平安教授提出的意见，大家谈了很多问题都是很重要的。我想我们这个圆桌会议在这次汉学大会中非常地结束了，虽然时间简短，但是我相信以后有很多的机会我们还可以互相见面，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会议。最后我们请会议的主持人鲁惟一教授讲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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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惟一：（英文）
主持人李学勤：谢谢到会的各位学者、专家，也谢谢到会的在座的朋友。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