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会学术发言
时间：2009年10月30日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
（第一组）
孙郁教授和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伊里娜•波波娃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孙郁教授和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伊里娜•波波娃教授主持
主持人孙郁：女士们、先生们，大会的演讲现在开始，大会第一组演讲今天由我和俄罗斯国家科学院伊里娜•波波娃教授一起主持。
第一组发言有两位先生，一位是鲁惟一先生，一位是李学勤先生。
主持人伊里娜•波波娃：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鲁惟一先生，鲁惟一先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介绍，因为他是非常有名的人，原来我在学习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告诉我，鲁惟一老师的著作是非常有名的，特别说到鲁惟一的祖籍是德国籍，他是非常著名的汉学家，他的著作非常多，所以不需要特别介绍他。
主持人孙郁：李学勤先生大家也很熟悉，他的发言我想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意，我们期待着。下面首先请剑桥大学鲁惟一教授做演讲。
鲁惟一
鲁惟一：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感谢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会议，也是非常大的荣誉。
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孔子学院，我要介绍两个方式，也就是西方的学者介绍东方的传统，有两个比较麻烦的东西，第一是他们把儒家译成Confucius。第二就是我们发现，在1960年以来，汉武帝接受了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思想，好像是儒家思想一种伟大的胜利，但是这种说法不是很全面，这些说法都是太概括的说法，我们需要考虑到到底是什么儒家，董仲舒是最重要的儒家推动者。
儒家这个词跟中国2000年的文化史都有关系，而且在2000年的历史当中，当然会有很多变化。在这方面，很少有人注意到儒家这方面宗教、哲学、文化对政治方面的影响，很多人表示，在某一个时代的“儒家”跟另一个时代的“儒家”完全不一样，这些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也是需要修改的。
在清朝的时候，在2000年以前已经有的这种制度，在宋朝或者唐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有类似的一种社会制度，而且这个制度也影响了他们的行为。我还是不愿意用“体系”这个词。对于孔子的崇拜，对于孔子传播的伦理道德，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第三个因素是，我们就根据这些因素可以按照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这些不同的因素，可以构成一个体系。
前面说的是董仲舒，他是公元前100年左右的一个学者，当时在汉朝就已经有前面所说的一些因素、制度，家庭关系，还有对祖先的敬拜，还有对于《五经》《十三经》的一些尊敬。但是也有一些因素在当时的西汉还没有。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很多东西，在西汉也很少有人提到孔子。有一次皇帝就提到孔子，但是这个是受到怀疑的。好像也没有一种很整体性的、一致性的关于孔子或者儒家教导的一种思想体系，在西汉没有这种的一体性的体系。
要注意到一些学派，就是儒家、道家、法家，在不同的方面，都是继承这些学派不同的因素，所以我们也需要注意这些不同的学派。在这方面可能只有一个学派，就是认为自己是非常独立的一个体系，或者一个组织，那就是墨家。我认为在墨家以外，没有所谓的思想体系。
在西汉董仲舒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就是要看他自己写的著作，董仲舒的著作里有某个因素，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个因素跟所谓的儒家和孔子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因素就是承认天的力量，第二是要遵从孔子的伦理道德，第三是要解决土地分配和贫富悬殊的问题，第四就是做《春秋繁露》的解释，第五是董仲舒排除一些对孔子的质疑，第六是他要提升对官员的训练。
我们的问题是这些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受了董仲舒的推动，这六个因素跟董仲舒有什么关系。董仲舒自己从来没有任高官，他认识很多人，甚至有一次他被判死刑，但是他还是能走出这么危险的情况。本来他在长安，后来被派到江苏，后来又到山东，这是离长安很远的地方。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是非常有智慧、有地位的人，很受尊敬。
第一，他承认天的力量，但是对于天的敬拜本不是早期皇帝们敬拜的一部分，所以董仲舒的著作出了以后，很多人也怀疑对天的敬拜。
关于土地分配，也是在董仲舒以后出世的，这两个东西都是在东汉开始的。政府采取这方面措施的时候，也没有提到董仲舒。
还说董仲舒排除了一些不在“六义”当中的思想，在“六义”以外也有一些因素，在早期汉朝的这些皇帝，它们被正式传播。还有一些关于董仲舒如何找一些适当的官员才实现此事的记载。。
使董仲舒很有名的另一个因素，是他对自然现象做很多解释，但是得有人在这方面采取他的思想。我们可以问董仲舒在活着的时候，或者死后有什么地位，在东汉有一个皇帝很赞美他，很敬仰董仲舒，还有其他的一些皇帝也赞美董仲舒，但是他很少被提及，他没有被称为中国思想的一个伟大导师。在汉代的文学里面，董仲舒很少被提到。在唐朝董仲舒被知道的可能性很小，很少有人知道董仲舒。所以后来很多书里要说明谁是董仲舒，因为读者都不认识董仲舒。有的人在发言里面引用董仲舒，但是还是要说明董仲舒是谁。在7世纪，有一个唐朝的著作，里面也说明董仲舒到底是谁，可见他很少被人认识。
刘向对董仲舒是很赞美的，他带给中国文化那么多东西，认为刘向对董仲舒的赞美是过分的。王充是伟大的思想家，王充也是比较赞美董仲舒的。这里我们只讨论《春秋繁露》，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继续讨论，所以《春秋繁露》还是没有结论。但是我们要知道，在第四、第六世纪之间，有某一种《春秋繁露》已经存在，但是没有人知道是谁作的。后来的人才加上这是董仲舒作的著作。有一些著作也开始解释《公羊传》还有《春秋繁露》，但是我们也知道，《春秋繁露》的部分资料似乎不可能是董仲舒的著作。
《春秋繁露》保卫这些崇拜，但是这些现象只有在董仲舒去世以后70年才出现，我认为这个不可能是董仲舒写的著作。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章节，这个章节是完全对历史提出，比如三通四法提出新的观点，这个跟其他的历史观有很大的差异。这些说法让我们联想到那些谶纬的书。我感觉这一章也不是董仲舒写的，是跟公元79年那个时代有更大的关系。
下面谈一下王莽，他自己建立了一个朝代，他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毁灭者，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也有很大的贡献。第一个东汉的皇帝在管理方面，很多制度后来成为模范，在教导方面，王莽也是继承前人的很多东西。他也接受了周朝国王们的理想，他就开始一种思想传统，就是思想权威，最终这种权威后来成为宋、明、清的儒家。这两个人都是被谴责的，但是他们对后来的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影响。
董仲舒的思想对王莽应该是有很好的支持，王莽也没有太尊敬董仲舒，虽然他从董仲舒那里继承很多东西。我再一次说，我们的研究不是很完整的，不是最后的结论，我们在继续的研究当中。
我现在还要做一个结论，我们不能说儒家的政治体系已经在西汉存在，当然曾经在西汉里经过一些后来儒家思想的因素，但是只有从东汉开始才开始，它有比较完整的所谓的“儒家”。
第二点，我认为董仲舒在推动儒家发展中没有很重要的角色。
第三点，我认为《春秋繁露》不是全部是董仲舒的著作，只是部分是董仲舒的著作。
谢谢大家！
主持人孙郁：感谢鲁惟一教授的演讲。下面我们有请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做演讲。
李学勤：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我们有一个机会，在这样隆重的一个讲台上面来说几句话，我感觉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感谢。
今天我首先要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认为，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这个主题非常好，这里显示的主题就是“汉学与跨文化的交流”。我想汉学与跨文化交流这个词，很明确地标明了汉学本身的性质。
因为从我个人的看法来看，汉学本身就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产物。请允许我用简短的时间把我这个看法在这里说明一下。
大家知道，从国际上来说，汉学（Sinology）这样一个学科的出现，我一直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大的运动，是一个潮流的产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潮流呢？就是说在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西方文化开始传播到东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西方的文化传统开始见面，开始接触，开始碰撞，也开始了它们融合、交流的过程。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潮流，或者非常大的运动，而这一点说起来的话，应该说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大事，而这个潮流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
在这个大势、这个潮流里面，在西方就产生了汉学，在中国相对来说也产生了一种叫“西学”。所谓“汉学”就是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而在中国也就产生了对于西方的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所以汉学和西学的产生都是从16、17世纪以来，跨文化交流的结果。
所以汉学的产生就是在刚才我们说的这样一个潮流和运动之中产生的。这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如果我们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我觉得更有它的特别的研究意义。
大家知道，16、17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明朝中叶，或者是明清之际，一直到清朝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从刚才鲁惟一教授给我们讲的汉代、唐代以及宋代的社会，它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历史变迁的时代，当时的学者已经认识到这样一个变迁。在座的各位学者都很熟悉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在中国的一些大的学者和大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们曾经提过一个词，说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就是说天地都在转换。当然，也许他们所认识到的天崩地解的历史变迁，没有在后面，包括我们在世的这些人所经历的变迁那么大。可是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天崩地解，是过去没有见过的。
而那个时候，开始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包括传教士和学者们，对于他们是刚刚看到陌生的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开始是不了解的，然后他们就力图去了解，力图今天我们所说的跨文化交流，或者跨文化的认识和学习。他们当时做了一件事，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正确，特别是我们从今天回顾起来，他们做了很正确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根据他们在自己欧洲文化的背景之下，所积累的学识和他们的经验，他们对于中国的文化首先集中去认识，他们要探索和学习的是中国的经典。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们是从了解作为中国当时的文化和教育核心的经典，它们究竟是什么，它们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把这些他们所得到的知识和认识介绍到欧洲，介绍到全世界。
这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他们首先学习和探索的不是中国的其他方面，而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文献，也正是他们首先把中国的经典介绍到西方，当然这个介绍是经过长时期的历程，里面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种种的误解和曲折，可是他们究竟是介绍，而这个介绍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跨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认为，他们在当时是首先进入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殿堂，他们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献、中国的经典介绍给了世界。这点是我们应该记得的。
我记得在30年以前，就是1979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澳洲去，我旅行了几个城市，在南澳洲的阿德里，我见了一位教授，他当时跟我介绍他的名字，给我看他的名片，我就发现他姓LEGGE，当时我就想到了理雅各，我就提到我过去看过的他的书，他大为惊奇，他没有想到一个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还知道理雅各，大家知道理雅各有翻译的中文经典，他和王韬先生共同翻译了《七经》，像他这样所作的工作，就是一些外国的学者对于中国经典翻译介绍这样的工作，我觉得这些我们中国人不会忘记，而且应该长时期地进行纪念。
刚才我们谈到了跨文化的交流，跨文化也就是不同的“学”，所以我们说有“汉学”，有“西学”，现在我们中国有“国学”。可是我想知道，有的中国学者，曾经专门写文章来讨论到底有没有“中学”和“西学”，到底有没有中国的“学”和外国的“学”的差别。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清华大学教书的王国维先生。
王国维先生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他讲“学无中西”，他说一个人类的学问也不过就是这么几种，一种是科学，一种是哲学，一种是文学，这是他说的三种“学”。中国有，外国也有，中国和外国的这些“学”应该是一样的，不过就是所得不同，所用的语言不同。这是王国维先生的论点。
类似的论点，也有一位，比王国维先生晚的，那就是钱穆先生。在他早年写的一本书，也是他在无锡和苏州学校的教学讲义，叫做《国学概论》，他也这么说，学不应该有什么中西的，我们教课叫《国学概论》，他说国学这个词以后不能够长期存在，因为学没有中西的区别，现在有这个区别，以后就没有了。
我想他们讲的这些话，是有一定的道理，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分中西的，指的是具体的客观知识，当然无所谓中西。可是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中国和外国，甚至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之间，它的文化是有区别的，不能说没有区别。所以跨文化的交流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在刚才我们讲到的，在明清之际，就是16、17世纪，中西文化接触交融的过程里，外国人力求认识了解中国，因此就产生了汉学，而在中国，力求认识和了解外国的文化，也就有了一个词，叫做西学。而且在对待西学这个词，中国还产生一个词，就是中学，就是中学为己，西学为用，后来也叫做国学。于是从明清之际到晚清，再到五四前期，都曾经出现过中学、西学这样的讨论，后来就产生了所谓的国学热，今天在我们这里，还处于国学热之中。
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就是首创现代的国学研究机构的一个前沿单位。这些讨论，有关中学、西学之间的讨论，在每一个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都会产生，因为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怎么样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传统文化的经典的问题。
同样，我们知道，在外国，汉学界对于怎么样理解和诠释中国的经典，讨论也从来没有断绝。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今天在座的有些学家就是在这方面作了非常大的贡献。今天我们又走到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所以今天我们在今天这里举行这次大会，可以说是风云际会，给了我们大家深入分析和交流的机会。
在不久以前，国家汉办在许琳主任的支持之下，建立了一个翻译中国《五经》的大课题，这个工作现在正在进行，我非常高兴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而且会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拿出最早的成果，我觉得这个大课题确实是含义深远的。同时我们当前又正处在，刚才我提到王国维先生，王国维先生有句话，他说20世纪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发现的时代，现在我可以大胆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大发现的时代。这些年，不但是我们在文献方面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而且在考古方面，我们又新发现了一些经典，这些经典是过去大家没有机会看到的。
最早的、影响最大的，我想就是在1973年出的马王堆汉墓国书里面的《周易》和《老子》，特别是《老子》，大家知道老子的《道德经》，经过汉学家的翻译和研究，在世界上已经是非常普及的一本经典性的书籍。我们走到外国的书店里，很容易就买到《道德经》的翻译本，所以老子是非常重要的，是世界上的经典，也是中国经典的一部分。而马王堆《老子》的研究，在国外正走到高潮的时候，在1993年，突然在中国报纸出现了一条消息，就是在湖北荆门的一个墓出土了战国本的《老子》，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不但马上传遍中国，而且传遍了全世界。到底战国时代的《老子》是什么样，当然这需要一定的工作和准备。终于在1998年5月份的时候，这个整理报告出版了，也正是这在出版的时候，同时在美国和在中国召开了国际性的会议。这就看到，中国文化的经典在汉学界究竟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些年来的发现不止于此，现在我们不但有了先秦写本的《周易》和《老子》，我们有了西汉写本的清华简，我们清华大学得到校友的捐助，得到了战国的竹简，这里有许多篇尚书，还有很多和诗、礼、乐有关系的重要文献。还有和《中书纪年》相类似的一本书。通过了解和解释这些经典，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也使汉学发展有了新的契机。这一点我们今天说推进汉学的发展，进行更进一步的跨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的工作。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有这样一个机会，在简短的时间说几句话。最后我想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经典的时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汉学。
谢谢大家！
主持人伊里娜•波波娃：李学勤先生讲的是如何重新发现经典。鲁惟一先生谈到孔子的思想在董仲舒时期的一种转变，现在是提问题的时间，欢迎大家向两位学者提问。我们可以对李学勤先生和鲁惟一先生提两到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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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记者提问
问：我是中国教育报的记者，我想请问李学勤先生一个问题，您能不能再介绍一下你们关于清华简研究的近况。
李学勤：关于清华简的情况，我们在媒体上做了一定的介绍，我想向大家报告一下。清华简是战国晚期的竹简，本身这个简书写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00年上下，属于战国中晚期之间的一批简。这个简的内容都是书籍，没有过去一些像埋葬的器皿单子，书籍内容以经、史为主。而在经、史里面，主要是尚书，或者类似尚书的一些内容。主要的一个东西，是有一个长篇的历史，这个历史从周朝初年，一直讲到战国前期。
问：也是问李学勤先生的一个问题。请问中国汉学的精神与特质。
李学勤：我想我回答一下关于中国汉学的精神与特质。中国的汉学，如果从汉学本身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我想中国自己从来就有一种研究历史和文化的学问，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说的中学或者国学，这是中国的传统。可是中国的国学在和西学接触以后，我们和西方，包括向其他的国家学习了很多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说的国学，当然已经不是传统的、旧的意义的中国的传统学问，而是在世界的影响之下，正在走向现代化和世界化的一些新的研究。这方面我们向各个方面的学者有很多的学习。
我想中国很重要的一点，近些年，大家都谈到中国的学问很核心的一个观念，很多人说是“天人合一”，这个说法是不是对，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强调了“人”，特别是“人”和环境、自然界之间有和谐的关系，这点是大家现在很注意的，但是我想，这不是今天的，而是从中国有历史以来，中国文化产生以来，就是很核心的一个内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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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印度学者提问：
问：我听了李老师的讲话，他说明清之际，中国和西方有了文化交流，中国文化跟外国的交流史追溯到唐朝，那个时候印度的佛教也传到过中国，从那个时候，佛教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注意，我想了解一下李老师的意见。
李学勤：非常高兴回答这个问题，本来今天我的演讲内容还要长一些，因为限于时间，我把它压缩了，没有提到一些问题。
刚才谈到，我想中国历史文化也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在吸收其他文化的特点、其他文化的一些优秀传统，这些方面中国做得时间很长。刚才提到佛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可是我想，实际在佛教以前，中国已经向其他周边的国家，当时交通所能够通向、所及的国家已经学习了很多，这个交流是长期的。今天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早到什么时候，因为有些事情我们现在不太了解。
大家要知道，即使在商代的时候，我们从考古学来看，已经有和境外的交流，这些问题留待以后专门去讨论。
刚才所问的问题，就是佛教在中国起到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影响非常深远，而且非常深入。大家可以看到佛教的信仰，比如佛教一个根本的信仰观念就是轮回，人是有轮回有业报的，这样的观念在中国的民间是非常普遍的，大家都有这么一个信念，在历史上是一个很深入人心的思想。而且我必须说，佛教很多的宗派，从唐朝以来，唐朝兴起几个主要的宗派，比如像天台、三论、禅宗等等，特别是后来流行的禅宗净普，所以佛教是在外国的影响下中国发展的。
主持人孙郁：两位先生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大家也做了互动，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场到此结束，感谢鲁惟一教授，感谢李学勤教授，同时也感谢伊里娜•波波娃教授。
（第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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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雷立柏：非常高兴有机会向大家介绍两位鼎鼎有名的老师，从汤老师开始，我跟他的关系比较亲切，他是我的博士导师，汤老师在中国文化方面有很深的研究，他把整个中国的精神文明汇集一身，所以是非常有深度、有影响的现代学者。
第二位先生就是孔汉思先生，我小的时候，也很喜欢读他的书，影响也是很大的，今天我是第一次面对面见到他，所以我很激动。他是在西方非常有影响的学者、神学家、文化大师，最近几十年以来，他一直在推动世界伦理跨文化、跨宗教的项目，也是有很多有影响的著作。
首先有请孔汉思教授发言。
孔汉思：亲爱的同学们，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好。我想首先介绍30年前，我在北京讨论孔子思想，那是我的第一次。
在1979年8月份，毛泽东逝世后的三年后，在北京大学，我第一次受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依然心存感激。首先我要感谢秦家懿教授，她介绍了很多同仁，让我与很多中国同仁成为朋友。秦家懿先生来自上海，后来执教于堪培拉大学、耶鲁大学和多伦多大学。后来她和我一起访问了中国，1979年在我们共同的朋友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妹夫萨金特•施莱弗的带领下，我们有一个代表团，有20个人，我们一起来到了北京。后来我们一起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宗教与基督教》，所以我首先要谢谢她。
第二，我要谢谢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我觉得很荣幸是第一位西方的哲学家和神学家能够在1979年月份就针对宗教和上帝问题来讨论。
我有九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要区分宗教与迷信，我当时的最后一个观点是道德上不应该强迫任何人去信奉某种宗教或者是意识形态。
第三，我要感谢中国政府，1979年，我们是第一次被允许去访问曲阜——孔子的故乡，然后我们可以去他的墓地。在北京大学非常担心是不是要反对孔子。
第四个要感谢的是中国人民，因为在过去的若干年里面，他们一直尊重这个伟大的圣人，在这5000年里面保存了他的遗产。在1962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准对了四旧，旧风俗文化，旧习惯，旧思想。在1979年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孔庙刚刚修缮完毕。
但是今天我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要特别感谢杨慧林教授，谢谢他们，我能够再次来到北京。
再次我要说的是一个很完美的年龄，我是81岁了，九九八十一。我现在白发苍苍，就像老子一样。作为一个老人的智慧在中国受到的尊敬是有历史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大会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非常感谢能够在这次世界汉学大会上发言。所以我要说的是中国古籍下的全球伦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因为可以在不同的背景下谈论，在基督教的背景下，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语境下说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我不是传统伦理上的汉学家，我们有很多的专家，各有专长，我也不是一个传教士，也不是想让你去信某一种教。我只是像你们的朋友一样，是一个学者，作为一个神学家、基督教的哲学家来向你们学习。我一直就喜欢中国的文化历史，通过书本来考察研究它，50年前我就开始了。
特别是1963年我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许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推动促进宗教与全球伦理对话的计划，令人欣慰的是，这个计划在中国也有了很好的影响。没有宗教间的和谐，就没有国与国之间的和谐，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间的和睦，没有宗教间的基础研究，就没有宗教间的对话。以我之见，中国语境下全球伦理的发展，可以有下面三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点，缘起我跟秦家懿教授的对话，就是近东先知宗教的主体系统，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印度神秘宗教的主体，就是印度教和佛教，以及中国的智慧宗教，儒教和道教，是第三个独立的主流体系。这三个体系文化和历史地位是非常平等的。
第二点，因为1989年巴黎召开的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讨论大会，儒教有一种特别的地方，就是“人”，所以属于人的东西，都是代表“人”的基本概念，可以作为一种基本的标准，来参考人类或者宗教是否是有功能性的。
第三点，1993年芝加哥第二届世界宗教大会，中国有特殊的贡献。就是在《论语》中找到的经律，我觉得这个经律是全球伦理的基石，我很荣幸起草了这个宣言，1990年出版了书，是《全球的责任——寻求新的世界伦理》。1990年有比较和平的西方的和解。中国对此的反应，全球伦理的这种挑战，1997年9月，我把它称之为中国全球伦理观的诞生，1997年召开的这次大会，是全球**会。有很多政治、法学、经济、历史、哲学或者人文领域的学者参加，可以看到儒教、道教、佛教和基督教的信徒。刘小枫、杨慧林都参加了，我们都是好朋友，而且我非常感激他们对全球伦理所做的贡献。在这次激烈的论争之后，我认为这是中国全球伦理诞生的标志，是重新解释了一种传统的伦理观。在1993年芝加哥召开了世界宗教议会大会上，我们有一个《全球伦理宣言》，是因为正当社会需要谋求伦理观点的时候，从现实的文化中寻找某种最根本的伦理，试图在当今生存状态下，对它加以确认和阐发。而《中国宣言》也给了人类责任宣言高度的评价。我觉得中国的这种伦理观念对促进全球伦理观念，把个人义务和个人权利置于同样的地位，恰当地强调了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责任。
所有的与会者都很激烈认真地讨论了中国传统伦理和全球伦理等复杂的概念，他们都意识到，除了儒家伦理以外，中国伦理还包括佛教、道教伦理观，这些观点都是被中国人普遍接受的。他们也谈到了现代社会的各种变化和考验。
中国的贡献在哪里呢，我是想引起大家注意到以下四点。
首先，是很特别的中国的进路，这种和而不同被认为是构成全球伦理组成价值和基础的部分。
第二点是伦理规则，倡导共同的伦理规则，这些规则在芝加哥全球伦理宣言中确立，并且以明显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伦理和宗教盛典中都有阐述。比如说不要杀生，禁止偷窃和禁止奸淫等。
第三点是特别的中国意识。这些意识和概念帮助全球伦理具有了中国特色，或者说使得全球伦理在精神和价值上有了更高的权威性，比如说天道、天理、上天的法度、仁慈就是宽容和同情。
第四点，有两个基本原则，就是“仁”和“推己及人”，这两个是非常古老的中国教诲，就是要做仁者，仁者就是“仁也”，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次会议的所有与会者非常正确地指出了全球伦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的观点是一个起点，并不是最终的目标，我们必须持续地对话，在相互宽容和理解的基础上继续对话。在最后的时候，学者们都表示，希望全球伦理的事业在将来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宣传和实践。这样有助于维护这一关系的道德秩序的建立，也就是建立所有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和平关系。
第三，我想确认和具体化。全球伦理和中国**会过去后四年，第二届大会是2001年10月份10日到14日召开的，在北京达园召开。在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次会议也是由一些学术机构联合组织的，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山西大学、海南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净会大学、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这次会上，杨慧林、刘小枫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自己和我的基金会副主席库舍尔一起参加了会议，在讨论中大家都表现出了极高的智慧和极大的宽容。发现找到全球伦理问题和中国人文伦理中的关联是比较容易的。
最关键的一点，特别是21世纪，必须要由年轻的一代来完成。我那一次中国之行所举行的几次讨论会，我的几次演讲，在清华、在人民大学、在社科院都得到了老师的积极回应，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后来我的很多著作被翻成中文，最近还有一本《全球政治与经济的全球伦理》被翻译成了中文。
2001年那次会议的学者，对1993年芝加哥全球伦理宣言很支持，他们重申了人的基本原则，推己及人的基本原则，以及中国传统中有四个不可动摇的指导原则。这些都表明这些原则对中国当代社会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第一个是和非暴力、好生的原则有关，根据中国，以暴制暴并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好生的德是大德，儒教和道教都反对暴力，宣扬戒杀、好生。佛教不仅倡导尊重人的生命，而且倡导尊重一切生命。这些思想都有助于帮助人们获得内部的和谐，有助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第二个原则，与团结和正义有关。孔子有一个说法，叫“政者，正也。义者，宜也”，这反映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儒家非常强调正义和人类的精神道德和修养有关的，倡导人们要自律，并鼓励义诚，然后先正。这些教义都有利于建立社会公正的秩序。儒家学者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认为人类的同情心会让人们团结，四海之内皆兄弟，表达了人类能够同舟共济的一种完美的理想。
第三个原则与宽恕、忠诚有关。儒家思想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仁之道也”。这为人和人之间的真诚相交提供了一种基础。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倡导推己及人，而且表示有容乃大。所以这种宽容是一种伟大的表现，而且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宽容精神。
第四个观点，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人伦关系有关。中国传统伦理认为家庭很重要，并且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在这个五常关系中，三常是与家庭有关的。古语有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孝悌被认为是人类道德感核心的起源。所以儒家提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家可以看到所有中国的伦理观念和全球的伦理观念都有关联，关键的问题是存在的，就是我下面要讲到的第四部分，是何种形式的中国传统伦理能够拥有未来、继续发展呢？
当下的世界经济危机表明，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俄国、日本，都没有办法单独建立一种全球的金融体系，也没有办法独自推出一种富有建设性的国际关系。七国集团认为，需要建立20国集团了，或者他们感觉到需要与那些正在崛起的国家合作，比如中国和印度。事实上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很可能成为火车头，将世界拖出经济危机的泥潭。但是我看中国在处理未来国内外事务中种种兼具的任务，要反思自己的伦理传统，然后才能对更多名副其实的民主有种意识，并且有所实践，中国才能发挥这种举足轻重的全球政治作为。许多中国人都很担心中国的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未来。中国的伦理如何才能够拥有未来呢，如果只是强调简单的等级关系，这样的伦理观念是没有未来的。只有那种强调“人”，强调自我，强调德行的伦理观念，才能够有未来。
真正拥有未来，又能够对全球伦理做出贡献的中国传统精神，是中国的这种特质，特别是这种特质体现在孔子的《论语》之中，这种精神特质对发现人的价值，它的现实感，它的道德品质，以及它的坚韧性，另外还有一种民族精神，就是倡导真正的人道。另外还有一种民族精神是视个人为社会的一份子，而不是孤立的个人民族主义的精神，将人和人的关系建立在普遍的伦理之上，而不强调普遍的自私自利。在这种全球秩序的新框架中，我们应该注意儒教一直强调的一些东西，比如民族精神先于精神和政治，伦理个体应该先于一切制度。中国和世界都需要一种新的经济秩序，能够让人类引向道德职责和社会责任，当然也认可他们合理的利益追求。
第二要从根本上推行推己及人的原则，而不是依靠强大的武力来解决政治秩序，追求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让经济与生态发展联系起来。保持一种开放，为超然维度的天地浩瀚留有余地。
我想用我在电视系列片《寻道》所说的话作为总结，我那时候说“2200年过去了，中国统一以后，已经2200年了，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统一了中国，中国的长城不再分裂人民，也不再想把他们自己固步自封，而是乐于开放，他们想加入这个世界，参与塑造人类的未来。中国伟大的人文传统，将对此做出贡献，对于创建人道感、相互依存感和和谐感。”
主持人雷立柏：非常谢谢孔汉思教授，现在请汤一介教授发言。
汤一介：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各位领导、同学们、各位媒体的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高兴由国家汉办和人民大学邀请我参加第二届汉学大会。首先祝贺第二届国际汉学大会的召开。
汉学又可称为中国学，我讲的题目是我所了解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三个新视点。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对海外中国学略知一二，我必须说明，我不是研究海外中国学的专家，但是我从我专业的角度，也就是哲学的角度，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现状多少有一点了解。我认为，了解我专业有关的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定会对我的研究有所裨益。
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涵盖非常广泛，何以说任何属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都可以包含在海外中国学之中，例如中国的哲学、宗教、民族学、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学、艺术、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甚至中国的医学等等，都是可以作为包括在其中的。但一般来说，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又可以分为现实性意义的研究和学术意义的研究两大类，这两类研究，从原则上说，应该是可以互补和互相相通的。
前者大体上说，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可以为解决我国现存的现实问题提供某些有意义的参考和借鉴，并为后者提供一些理论上可以进行的深入探讨的课题。后者就是学术意义的研究，应该是关注有长远意义的理论课题和基础性的学术建设，如《五经》的翻译，它可以为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由于专业的限制，我个人所关注的主要是比较狭隘的几个关于海外中国学哲学方面的问题。这里我想讲讲我个人从哲学方面能够看到的西方某些汉学家研究中国学的三个新视角。
第一，在中国文化中，寻求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思想训练。法国汪德迈在《五经》翻译的讨论会上讲到翻译《五经》的重要意义，会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说面对后现代化的挑战，曾经带给世界完美的人权思想的西方人文主义，面对近现代社会的挑战，已经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为什么不思考一下儒家思想可能指引世界的道路，例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的思想，远神近人提倡的拒绝宗教的完整主义的思想，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其实这类思想在很多国外汉学家看来，如史华慈、安乐哲、郝大维等等，他们都有类似的思想，比如安乐哲写的一书中说，我们要做的不只是研究中国传统，更是要设法使之成为丰富和改造我们自己世界的一种文化资源，儒家从社会的角度来定义人，这是否可以用来修正和加强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在一个以“礼”建构的社会中，我们能否发现可以利用的资源，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哲学根基不足却颇富实际价值的经验呢。这些可以用来寻求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至于中国文化中特殊意义的理念，是否应该具有某种普世价值的意义呢。
特别是在新世纪兴起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更加注意到中国文化的价值，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出将第一次启蒙的成绩和后现代结合起来，呼唤第二次启蒙，如果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应该是尊重他人。例如在过程哲学中间，他认为不应该把人视为一切中心，而应该把人和自然视为密切相关的生命共同体，他并对现在西方社会的二维思维提出了批评，提倡有整体意义的观念。约翰•科布说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为结构后的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是持批判性的态度，我们明确地把生态主义的维度引如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向保存现代性某些积极的东西，以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福祉都得到尊重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
他还认为，有机整体观念，都关心和谐和完整，和万物的互相影响。当过程哲学被中国人所拥有和借鉴，它在中国将比在西方获得更丰富的发展，因而中国文化一直是有机整体主义。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和许多中国传统的思想家都可以开始于一种不同的本体论，我称这种哲学为有机哲学，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根据这种思维方式，从具体的事务、事宜中，连续不断地改变的机制，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相反去存在着持续变化的关系。
从以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出，西方某些汉学家在寻求中国文化中的普世价值意义的过程中，引发出西方哲学的兴趣的一半，结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已经把他们的目光关注到中国哲学，特别是有机整体论的哲学的普遍价值的意义。我想我们必须把西方某些哲学家、政治家鼓吹的西方价值的普遍主义与各民族文化中间所存在的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理念区分开来，而且应该了解各个民族文化中的普世价值的因素，往往是寓于其文化的特殊的价值，我认为这可以说是海外汉学家对中国研究的一个新的贡献。
现在我国有着否定文化中普世价值的言论，我认为这是十分错误的，如果不承认在各个民族中存在着普遍价值的因素，那么就可能走向文化的相对主义，认为根本没有真理，甚至于哪怕只是相对性的真理，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样各个民族之间很难形成有意义的对话，很难有共同的话语，更难对解决共同遇到的问题达成共识，这是人类社会将遇到的灾难。
第二，法国哲学家于连以迂回回归模式研究中国学。于连是一位法国比较年轻的汉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欧洲的希腊哲学家，他多次到中国，著有好几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比如《隐喻的价值—中国传统中的诗解释的原则》、《过程和创造—中国文人思想导论》、《内生之象—＜易经＞的哲学阅读》、《中庸》，但最重要的应该是他那本《迂回与进入—中国和希腊意义策略》。于连有一篇文章，他的题目是《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开中国》，文中说“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的思维空间，在一切异国的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人们这样穿过中国，也是为了更好的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希腊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了解它，也是为了发展它。我们不能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
为什么于连这样选择远离其自身文化的传统，深入地来研究中国文化，就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文化对欧洲文化来说，代表着一种最明显的外在性，无论是在古代的，还是在发展的，都会让我们欧洲人摆脱自己的种族中心论。于连作为一位汉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哲学家，他如此思考，从研究中国这个迂回的道路，再回到希腊，这个迂回到回归的旅程，是不是会给西方哲学带来一些新的视角，我想是肯定的。
这种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他者、反观自身文化的跨文化研究，从另外一种文化来了解自身文化，正是为了在继承自身文化中发展它的文化传统。如果前面我们讨论的是不同民族文化中的普遍价值意义的问题，是在特殊价值中寻求共同的普世价值的意义，是一种求同的路线，那么迂回与进入的模式，则是在不同民族文化中寻求“异”的路线。对于连走的崇尚“异”的道路，因为他深刻地了解庄子所说的物之不齐，物之性也。特别是越是相异的文化，越是对此种文化越有借鉴意义。而中国文化对欧洲文化是越远离的，这两种文化彼此独立发展如此之久，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互注视，相互交流。一旦这两种文化相遇，它们的碰撞会出现几种可能。
第一是一方拒绝另外一方，而自我封闭，如某种原教旨主义。第二是一方被另一方征服，而失去传统的民族。第三是在不同文化的双方经过长期的互视、交流，而且相互理解，于连也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互视交流的模式，这就是在异国情调的了解中，发现“异”对于发展自身文化的“益”。
于连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出发，走一条迂回的道路，通过反观自身文化，摆脱自身文化的种族中心论，再回到希腊。这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西方文化的氛围之中，与希腊文化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从外在的观点来观察自身文化，必定会有新的视角，新的发现。我认为这是当今西方汉学家特别是欧洲汉学家的一条可行之路。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于连这样的新兴汉学家，他们的迂回与进入，或者说迂回与回归的新的中国学的研究模式，对我们的国学研究有所启示。我们是不是可以同样以迂回的道路，从相异的西方传统里，经过反观回归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这是为了了解它，也是为了发展它。我认为返本才能开新，返本更重要的是开新。
第三，重视中国原始经典研究的趋势。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汉学界特别注意简帛的研究，近日又把《五经》的翻译提到日程上来。这是因为有传统历史文化的民族，更加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发掘。因而在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世界的呼唤。我注意到雅斯贝尔斯有一句话，人类一直靠轴心世界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非要都回顾这一个时期，并非它重新燃起火焰。轴心期的复苏和对轴心期的回归，总是提供精神的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回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为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对古典文献的汉学研究，转变成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方面的研究。但是自上个世纪缣帛的出土，又再一次引起了西方对中国古典历史文献的关注。
我记得第一次重要的竹简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在美国达姆斯大学召开的，提到对轴心期潜力的复苏和轴心期潜力的回忆，为什么特别提到中国、印度和西方，我想这个地方西方是指欧洲，为什么提到这三个地方呢？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印度、欧洲是轴心区重要的地区，而且这三个地区正处在一个大转变的时期，它们都将会得到新的复兴的机会，他们新的飞跃都回归到这一个时期，并为它的燃起新的火焰。
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回顾自己的文化传统，重视原始经典应有的意义，因此自上个世纪末，在西方中国学的简帛热到今天《五经》研究与翻译的问题，大概会是海外中国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新的视角，这个研究可能为世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以上三点只是我的专业研究范围内提出的一些看法，我对中国学的研究有这么三点看法。
一是从于连研究的路径想到的，国外有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以及注意到摆脱自己的种族中心论，从了解中国、借鉴中国历史文化经验发展他们自身的文化。当前我国有一股国学热，重视我们优秀的长达5000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担当起传承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重任，坚持我们自身文化的主体性，这是必要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要看到必须克服民族主义的情绪，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已经不行了，我们绝不能提出什么“中国中心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目前对于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必须珍视，但是现在我们并没有为这些文化遗产增添多少风采。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学术研究现状，虽然我们的学术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我们还没有在学术研究理论上为人类社会做出划时代的贡献。
记得在200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是第一次中国学论坛的会议上，有三个主题发言，其中一位俄国哲学家叫季塔连科，他说他是俄国社会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所长，他讲到中国经济和各个方面的发展成就，最后他说“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不要骄傲。”我当时是这三位主讲人的评论人，季塔连科最后的那句讲话我是很有感觉的，我在评论时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从俄国的文学中受惠是很多的，我认为我国的学者，今后仍然应该关注各国学者文化的那些优长，学习他们的优长。但是我们绝不能自卑，因为我们有长达5000年的文化历史传统，我们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能够而且可以对世界做出贡献。
最后我想引用一段话，有一位学者在记者问他的时候，他说了这段话，“中国文化有多么好啊，对世界文化有多么重要啊。我想你和我一样都能体会，所以请不要问我为什么热爱中国文化。”再说一下，我不是研究海外汉学的专家，但我愿意学习和了解海外汉学。
祝大会圆满成功，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主持人戴卡琳：感谢两位著名学者的精彩演讲，这两位学者他们之间的区别非常大，一个是西方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用英语表达，一个是用汉语，一个是神学家，一个是哲学家。虽然是这样，他们所讲的题目是我们之间走的一条路，虽然他们的出发点不同，一个是从西方，一个是从中国，可是他们的题目是我们之间的一条路。
比如说汤一介描写的那些西方的汉学家，他所讲的是这些汉学家，他们怎么样走那条从西方到中国的路，尤其是他提到法国的哲学家于连，他不单是讲他怎么从自己的出发点，怎么到中国，而且说他怎么从中国回到他自己的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自己的文化。还有孔教授，他提到我们社会未来的伦理，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怎么能用中国的传统来解决我们之间的一些问题，我们怎么能一起走这条路。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些超越我们自己文化的客观的立场来发明一些理论、一些抽象的原则，也不一定，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文化传统去找一些那个时候已经讲出来的想法。比如他提到的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三人行必有我师”，现在我们走了这条路还可以用到。为什么？因为2500年前，那个时候已经有人走那条路。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说了，最后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表示我的看法。今天早上我进入这个大厅，我看旁边的这两句话，这两句话都是描写我们所走的跨文化交流的一条路，我看这句话“同归而殊途”，我感到非常熟悉，而且它的意思我也完全懂，我看右边那句话“此路亦彼路”，我不知道是谁说的，虽然我年轻的时候读过古希腊语，也读过古代希腊语的哲学，可是我看到它的时候有一点陌生。所以我做的时候，我那条路到底在哪里，是在西边还是在东边，大概是在中间。
我想参加这个会的人，无论是汉学家，或者是西学家，我们都是在这条路的中间，我希望这三天我们在这里开会，能一直继续走那条路。恐怕已经没有时间提问题讨论了，最后我还是非常感谢这两位非常著名的学者的演讲。谢谢大家！
（第三组）
主持人耿幼壮：我们现在开始第三节，也是今天的最后一节。今天很高兴能够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杨富雷教授跟我一起主持。
主持人杨富雷：我很高兴。
主持人耿幼壮：杨富雷教授是瑞典斯德哥尔摩东方语言系的教授，同时也是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和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我们都知道瑞典有很深厚的汉学传统，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作为年轻一代很出色的汉学家和我们在一起，我们非常高兴。
主持人杨富雷：感谢耿教授。
主持人耿幼壮：我介绍一下今天两位发言人。罗多弼教授是很著名的汉学家，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同时也是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和考古研究院的院士。另外罗多弼教授也是北欧孔子学院的院长，我们知道北欧孔子学院是欧洲的第一所孔子学院，从个人经历来说，罗多弼教授曾经在70年代在中国是瑞典大使馆的专员。罗多弼教授研究的领域是中国思想史，是很著名的戴震思想的研究专家。另外他现在正在撰写一部《中国思想通史》。
罗多弼教授很忙，另外我们在联络上出现的问题，罗多弼教授在第一届就来过，所以他是我们的老朋友，这一届我们特别希望他来，我们始终在联络他，他也很忙，我们试了很多办法，始终找不到他。最后大概在三四天前，我们终于找到了罗多弼教授，他当时在南京，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我们的要求，他还是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的会场，而且做一个发言。我们真的表现由衷地感谢。
主持人杨富雷：我介绍一下刘小枫教授，80年代一直从事汉语神学，也是一个优秀的神学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哲学家。
主持人耿幼壮：下面请罗多弼教授做发言。
罗多弼：各位朋友上午好，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参加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感谢我的老朋友杨慧林教授嘱咐我要来。原来我有别的事情，没办法参加这个会，不过杨慧林教授说我可以至少参加今天上午的活动。可惜的是，今天下午以后，我没有办法参加这个大会。
我今天选的题目叫《中西文化：异质之神话》。下面我介绍一下。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国际交流、跨文化交流、对话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怎么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但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有实际意义、很重要的问题。
自从中国和欧洲开始有过接触，至少在16世纪末以来，双方都有人考虑中西文化的异质论。很多人认为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根本不一样。同样很多中国人把欧洲文化描写为一个跟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当然双方也有人对这两个传统相似的地方感兴趣。
鸦片战争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本国文化传统。这个时候欧洲的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也认为，东方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跟欧洲的文化本质上不一样，而且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对现代化组成障碍，所以应该抛弃。
中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至少到80年代初，强调全世界历史和文化的普遍性。不过那几十年短暂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坦率地讲，教条主义色彩比较浓，它成为了一种人们难以自异的思想。改革开放以后，反思成为了很时髦的概念，80年代很多人反思中西文化的异质论，有人主张西化。不过也有人面临背负传统文化，一方面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有很多宝贵的、西方没有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人应该认同自己的传统，要不然就出现了认同危机。可能很多人也感觉自己出现了一种认同危机的情况。
我在这里描写的是两种趋势，这两种趋势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两种趋势常常把中国跟欧洲文化的区别说得太过，至少我觉得说得太过，把差异描写为本质上的差异。所以我用异质这个说法。比如主张西方的人认为超越是现代文化必不可少的东西，也是传统中国没有的东西。主张回归中国传统的人强调“天人合一”的概念非常重要，而且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一直都有但是欧洲没有的概念。
这两个论点究竟对吗，究竟站得住脚吗，我认为可能站不住脚。说中国没有超越，我认为是对的，说中国的超越跟西方的超越有所不同，大概也是对的，但是这就是本质上的区别吗。天人合一，我认为一样，不能说西方没有这种思想，中国的文化可能与西方的文化不能完全一样，但区别也不是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跟西方文化当然有很多区别，中国文化本身也有很多内在的区别。西方文化一样，内在的差异大概大于两个传统之间的差异。我们也应该对区别感兴趣，对区别的认识会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思。但是与其说这种区别是本质上的区别，不如说它们是本质的变革。
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为中国文化传统感到骄傲，很多人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为传统中国文化的骄傲感当然没有什么不好，屈辱感被骄傲感所代替，应该是一件好事。不过我听“独特性”这个词的时候，我还是有的时候有一点担心，因为我觉得有一点把中国和西方的文化描述为两国本质上不同的文化。我们都是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是世界公民，归根结底，我们具有同样的需求、同样的喜怒哀乐，每个文化都有它的独特性，每个人也有他的独特性。但是我相信独特性还是以普遍性为基础的，甚至可以说，独特性是普遍性的具体体现，我现在就简短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耿幼壮：下面请刘小枫教授发言。
刘小枫：主席先生、各位同仁，汉学这个名称已经扩大为泛指所有在中国之外用外国语言研究中国学科。十年前，我到欧洲发现汉学是一个很狭窄的学科领域，没有什么生气。十年来，汉学已经变得非常朝气蓬勃。这是因为汉学不仅仅是指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而且也包括现代中国的研究。
我们都知道，在欧洲要分汉学系和中文系，实际上在这里，我们这两种学科已经合二为一。本来主要指称西方学者汉学界相当一部分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定居的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现在有些中国学者在美国接受大学教育和学术训练，随后在美国大学任教，用英语发表学术成果，学术研究完全融入美国的文教体制，问题意识也受美国学界意识形态的迁制，但他自己本身是中国人，他愿意也与与西方学者有所不同。我把这些中国人的汉学称为华侨汉学。
学术和文教体制都受国家的利益支配，如果一个中国人在国外接受大学教育后，并进而获得教职，接下来的生涯就得为所在国的教学体制效力。倘若所在国的国家利益理由与中国的理由并不一致，那么华侨汉学家的学术位置就面临某种尴尬，这种情形尤其体现在社会科学。我们前面几位前辈讲的都是人文学的领域，好像这个问题不突出，实际上还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本期的主题是汉学与跨文化，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的研究能否跨越政治。我们都知道，文化是以国家为载体，或者以实实在在的政治制度为载体，中国存在古学，存在古学的国家不仅仅是中国，韩国、越南都有中国古学的研究，但是在那些国家都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反观西方的国家，凡是对西方的古学研究有积极姿态的国家，都是有抱负的。比如19世纪的英、德、法、意，现在的美国。由此可以看出，跨文化的研究和国家的政治关系是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同时从历史上看，我们也知道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两次大的事件，就是1000多年前的佛教进来，和100多年前西方进入中国。在历史上，向我们表明中国和外来文化的关系有两个层面，第一，背后都有一个政治制度，他把佛教看作一种政治制度进来，因此和中国的文教制度发生一种冲撞，西方的文教制度进来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面对这样一种文教制度进来以后，中国学生的态度迄今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拒绝，就是所谓的排除，第二类就是融合，第三类就是完全变成了佛学家，现在中国佛学家制度里面，绝大部分是研究西方的，所以中国已经成了西方各种行当的学者。由此可以说，跨文化研究面临着一个文化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因此我这里简要地提出一个具体的个案，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想提出具体的个案，就是已故的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邹谠先生的成名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这个书名引出一个问题，美国为什么在中国失败。邹谠先生用了550页的篇幅对这个问题做了透彻的解答。邹谠是中国人，生在1918年，这本书的出发点实际上是在替美国政府总结教训，因此对我们来讲，感兴趣的问题就来了，作者会有国家利益冲突的尴尬吗，中国人的历史感觉会不会影响到作者的学术判断。因此这本书刚好可以成为我们了解和看待汉学研究立足点一个很好的范本。
这本书出版于1963年，当时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处于敌对状态，外加冷战，因此这本书对美国做出学术贡献，当时其中有之意。作者采取当时美国政治学界另行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并不避讳美国政府制定政策时的判断失误和错误抉择。美国的失败当然包括对国民党的判断失败。这本书从19世纪最后一年美国政府宣布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下，一直写到1950年冬天，中国志愿军让美军在朝鲜半岛遭遇惨败。
让人感兴趣的是，美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与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历程是纠结在一起的。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向德、俄、英、日、意、法等国发出昭会，提出美国政府关于对华开放门户政策，这一外交声明对上述过程提出两项要求：第一保障在中国所有的外商享有均等待遇，第二保持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这一声明被美国的有些政治家看作美国的国家理念尊重别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体现。有些政治家甚至将这一声明与美国的独立宣言联系起来，以证明美国的国家精神具有道义上的优势。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这本书正是以这一政策为基点。由此构成了这本书的基本框架。这本书用英文写成，在美国出版，上述说法在美国图书界看来是顺理成章，翻译成中文后，中国读者就会感觉到这一论述框架的立论并不符合社会科学的“中立化原则”。以至于中国的读者会质疑社会科学是否会真正做到中立化。包括我们的文化研究是不是能够做到中立化，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中国的立场来看，中国的读者可能很难认同美国政府这种声明具有道义上的优势，反而能看到美国的大国意识发育比较迟，当美国觉得自己可以更多占有中国资源时，欧洲和亚洲的列强已经在极力扩大夺取到的中国资源。因此对华开放的第一个要点就是各国对华贸易要有几乎均等的原则，其实无异于是说，作为后来者的美国，在占有中国的地位方面，应该与起来先来的国家平起平坐。有人也有可能会说，所谓保持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主张，听起来的确觉得美国是一个道义的国家，对中国领土没有图谋，事实上这一主张保持的恰恰是美国能够与其他先到中国的列强能够利益均摊，如果列强瓜分了中国，美国在中国可能获得的利益便成了泡影。
1899年，美国对华政策，持续表明美国的大国意识刚刚在萌生，邹谠的这本书论述主线，实际上支撑了我们这样一种论断，当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一次又一次受到日本的实际损害时，美国并没有担当道义的角色，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捍卫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而美国的国际战略学家当时就清楚地说过，中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对的无法自救的境地。因此反倒会成为美国必须履行的二战负担，因此美国没有实际履行自己的义务。
如邹谠所说其实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没有阻止日本侵占中国，我们知道抗战前期，西方各国都是袖手旁观，著名的淞沪战役，是蒋介石打的是面子仗，是一个糟糕的战役设计，为了打给外国的使团和商务团体看，打了一场得不偿失的仗。第二次是对战后的国共对峙局面没有采取武装干涉，对这一次为何美国没有履行义务是这本书的重心所在。我们不难发现，这里有一个根本性支撑性的论点，实际是相互矛盾的。据说，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一个长远目标，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民族中国，这本书以第一部分标题的形式突出出来，就是使中国成为大国。我们的问题就是，美国真的觉得自己有义务使中国成为大国吗，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自己当时尚未想要成为一个大国，二战才把美国拖入非当大国不可的境地。我们必须注意书中蜻蜓点水提到的情形，美国提出使中国成为大国的主张，当时正处于美国被迫两线作战的阶段。鉴于扭转欧洲战事对美国来说更为迫切，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理由，提出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主张，其战略目的是为了拖住日本。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提法在今天听起来可能会让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兴奋和感激，在1943年，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向斯大林建议，由苏联、美国、中国、英国组成四警察机构，充当国际警察，防止和遏制侵略行为。实际上有虚荣心的中国人才会为这样的建议感到兴奋，比如蒋委员长，他就因为与西方首长一起开会而兴奋不已，而这个时候日军正发起新一轮的攻势，企图夺取东南，蒋委员长再次让中国军人在湖南打面子仗，甚至让整整一个整编师活活送死。
虽然说明使中国成为大国这一提法的真正意图是在一年多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换取苏联出兵我国东北，压制日本军队的关东军，美国和苏联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秘密协定，连邹谠教授在书中忍不住说雅尔塔协定是对中国的背叛，和不道德的秘密外交。其实早在30年代，美国与日本就做过类似的不道德的秘密外交。
美国还有更为精彩的想使中国成为大国的表现，打扫欧洲战场时，美、英、法、俄取得对德国的共同分治权，打扫亚洲战场时，美国并未组成美国、俄国、英国、中国四机构分治日本，而是独吞胜利成果。中国在8年抗战流的血远远多过美国、英国、俄国对付日本时所付出的鲜血总合，中国受到日本损害的领土国主权完整并没有得到恢复，中国的领土转手就成了美军基地至今美国国务院仍然宣称钓鱼岛主权未定，我们很难说美国在中国失败了。
跨文化研究与政治的关系我们从这个例子可以由此可见一斑。
最后我想简单提到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美国希望在1945年的时候，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这样一个构想，和我们现在的跨文化研究具有非常内在的联系。因为我们所谓的跨文化，基于一个基本的政治立场，这就是民主。这里出现的三个关键词都非常诱人，强大、统一、民主，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就是三者兼得，美国愿意帮助中国成为这样的国家，让不少中国人心存感激。不过有些中国人会说，美国政府的这一意愿，表明中国当时既不强大、也不统一，也不民主，倘若如此，我们就会问，中国何以如此。中国在18世纪以前，既强大也统一，到了晚清**大，但是还保持统一，尽管领土一点一点被蚕食，主权被削弱。惟有民主是古代中国未曾有过的东西，我们现在的跨文化交流的基础恰恰在民主政治和启蒙的基础之上。
但是中国并不需要为自己古代没有民主政治而感到自愧不如，因为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起民主政治的国家，辛亥革命之后，美国总统很快写了贺信，随后就发生了由于民主导致的内乱。有人曾经说过，中国的20世纪的分裂局面，恰恰是由1911年的民主建国而导致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跨文化的研究面临怎样的一些实际的困难。
谢谢！
主持人杨富雷：感谢两位的发言。两位发言者的题目和内容有所区别，但是还提醒我们有关跨文化交流不同角度的一些观点，还提醒我们个人，个人责任的立场。比如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做开放的人，做愿意做交流的人，还是做本国的人。我们有责任要做人，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应该是做人，不论是做中国人，还是做汉学家，或者做神学家，我们从人开始。我想这两位发言的内容都提醒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还有3分钟的时间提问题。
问：我想问一下刘小枫教授，你刚才提到华侨汉学，还提到各种各样的尴尬，还提到中国。我想在中国的国学，有没有可能我们注重它的时代性的差异。在现在的国学，谈了很多，有一种儒家等同于国学的趋势，这样有没有可能我们获得所谓海外的中国学的研究，让中国的国学研究者们成为以后的基石。
刘小枫：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提供了你的看法，我非常欣赏你的看法，但是我想表达自己的一点意见。
中国的国学加入了国际汉学的领域里面，恰恰它的领域应该是从中国实际的处境以及自身所背负的传统出发，来研究自己的特色，而不是跟着西方的汉学来走。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最近十来年中国哲学的研究，非常受到西方美国一些所谓新派的影响，比如经学的研究，他不去读经书，而是研究经学背后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研究还是应该保持自己的特色。
问：首先感谢两位教授的发言，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记者，我想请问罗多弼教授一个问题，刚才在您的发言中提到了“天人合一”这个思想，中国著名的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在他的学术中也多次从儒家、道家提到了天人合一的观点。我想问的是，在欧洲汉学研究领域，对儒家、道家思想又有怎样的理解。
罗多弼：欧洲汉学对中国思想不能完全代表。以我来看，针对你提的问题，在欧洲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觉得，像“天人合一”也好，像中国没有超越的概念也好，跟西方跟欧洲完全不一样。也有另外一种思潮，也是我个人的观点，虽然“天人合一”在中国思想史占有的地位，比在欧洲思想史的地方重要得多，但是说欧洲没有这种概念，或者没有这种追求，就是超越人和自然，这是不行的。中国文化可能更强调这一点。
超越也是一样，我发言中也提到超越的意思，超越也许在欧洲传统的地位是非常中心的地位，不过不能说那是中国传统没有的。我心中理解的礼学传统，有非常突出的区别。西方超越思潮传统也有各种各类，不过两个传统也有。
在我的发言中，有一点我强调了，我觉得中国人有理由完全可以为你们这一方面的传统有所骄傲感，因为中国传统非常突出这一点，不过不应该说只有中国才有这种思潮。如果到德国的浪漫主义，或者回到中世纪的审美主义，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思想，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间。不同汉学家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不同的，我不能代表欧洲所有的同仁。
主持人耿幼壮：我们再一次对两位教授的发言表示感谢。同时对杨富雷教授的点评也表示感谢。
主持人杨富雷：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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