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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闭幕式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举行
主持人陈雨露：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现在举行2009年世界汉学大会闭幕仪式，出席世界汉学大会闭幕仪式的领导和贵宾是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学院院长纪宝成先生。在会场前排就坐的还有有关政府部门的领导，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领导、专家和学者。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一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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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雨露副校长主持闭幕式
下面让我们热烈欢迎许嘉璐先生做闭幕学术演讲。
许嘉璐：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即将闭幕了。这的确是在中国举行的又一次汉学盛会。两天来，大家围绕着会议的主题“汉学与跨文化交流”，作了精彩的讲演和发言，奉献了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和收获，从而使这次会议成为在世界汉学研究中应该特别记上一笔、引起全球同道重视的一次盛会。请允许我对会议的成功表示衷心的钦佩和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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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闭幕演讲
虽然我还没有来得及一一拜读各位的宏论，但是已经注意到，会议从哲学、文学、史学、宗教、艺术以及汉语教学（包括孔子学院建设）和跨文化交流（包括翻译）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可以说，讲演和发言的内容涉及到了汉学的各个方面。虽然至今在中国国内对“国学”的范围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但是，回顾“国学”这一概念在历史上运用和演变的经历，似乎用哲学、文学、史学这样的大学科概括地描绘之，还是合适的。参照中国国内“国学”的大体范围，观照世界各国的汉学研究，我想也大体如此。哲、文、史，既是学术领域，也是三个不同的视角。换言之，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的一切现实存在，无论其具体内容如何，都需要分别从这三个方面考察。因此，从这个角度说，这次会议实际是在全方位地研讨汉学。
在这里我要附带说明，中国对哲学、史学、文学的划分，是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文化、学术中引进的。这一分类既是现代社会对学术研究的贡献，有其长处，对此在这里我不想展开；但是也有其弊病在。例如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就不完全合适，这也是众多学者强调并呼吁把“国学”或“汉学”列入学科目录的动因之一。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学科目录本身就是并不全盘引进美国模式的结果。皮之未动，毛将焉改？为什么说“并不全盘”地引进的呢？美国有的大学设有“美国学”一科，我们就没有学来。
书归正传。当今世界急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尽管这种交流自远古时代起就已经出现了，但是，迫于各个民族和文化的发展以及人类和平和幸福的急切需要而自觉地进行交流，则似乎应该是从冷战结束之后才正式地大规模地开始；而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不同文化的对话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
不同文明的交流，已经在不同层面上展开。无论是政治的和形态文化的（例如文学、艺术、民俗等），还是宗教的交流对话，都离不开上述的哲、史、文视角、观念和方法。但是，平心而论，恰恰在哲、史、文自身层面和范围内的直接交流和对话却显得还赶不上形势的要求。而缺少了哲、史、文交流的引领，其他形式的交流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处于盲目、自发、零碎和效低的状态。如果说，跨文化交流是世界各国人民和谐相处之所需，那么，中外就哲、史、文进行交流，就是推动跨文化交流之所需了。因而也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点上，世界汉学界和中国学术界密切而深入的交流合作承担着重要而紧迫的责任。有鉴于此，我希望到一定时候，世界汉学大会也能够分别举行哲、史、文等学科的专门研讨会，以期更为深入，为世界深入了解中国提供更多的思想和智慧。
在跨文化交流中，了解和熟悉别的民族的思维方式十分重要。例如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古代典籍，《老子》、《论语》、《庄子》、《孙子》以至宋明理学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法文、英文，甚至可以追溯到400年前，但是因为欧罗巴-希腊-希伯来文化的思维和中国文化的思维有着巨大的差异，因而西方人在阅读、研究这些文献时难免受到自己熟悉和习惯了的思维模式的影响，出现理解的偏差。反之亦然。中国人在阅读西方典籍或当代学者的著作时也会习惯地用中国人思维去理解，乃至发生翻译和理解的错误。要想逐步解决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从哲学层面进行深入研究。我十分高兴地看到，葛瑞汉、孔汉思、本杰明、郝大维、安乐哲等大批西方汉学家和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等华裔学者多年来已经做了有益的、大胆的探索，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经验不但为世界汉学界，也为中国的国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考。
毋庸讳言，中国的人文、哲学和社会学科曾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尽管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步基本了解了外国研究的进展，和多国学术机构和专家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关系，包括不少留学生在外学习多年然后回来从事研究；但是，至今我们开放的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了解也需再广泛深入。我在这里想特别指出，中国学者应该对外国学者在研究汉学时所使用的“工具”给与更多的关注。
我这里所说的工具，指的是他们所使用的分析论证方法、哲学等学科的基本理念以及术语的选择和确定等等。同时，我也深感中国学者应该尽快地、逐步地去掉残存着的一些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的习惯性想法，例如认为“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总不如中国人来得真切”，喜欢用自己熟悉的研究方法和形式去评判外国学者的研究等等。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世界的多种视角，也需要学习一切已经为学术实践证明是有用的一切方法、工具和形式。当然，我相信，世界汉学家也需要中国学者所习惯使用的工具，例如考据之学、版本目录之学、训诂文字音韵之学等等。
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比较”是不可少的，甚至可以说是基础性的工作；同时，对中国的国学研究和世界的汉学研究，比较也是常见的课题或方法，尽管这并不见得就是研究者的初衷。含蕴在中国典籍中的基本观念，由于民族历史、地理环境、心理趋向、思维模式的特点，和外国，特别是和欧罗巴-希腊-希伯来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异。我认为，在比较时似乎应该更重视二者之异，而不是二者之同。中国人喜欢“和而不同”，而“和”的前提则是存在“异”，无“异”就谈不到“和”了，寻你我之“异”是为了最后达到彼此的“和”。如果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只注意了解异质文化之间的“同”，相对忽略了彼此之“异”，也就在会学术上无意间掩盖了“异”，而这样仍然解决不了不同文化间的“和”的问题。“同”者，吾自应珍惜、呵护；“异”者，吾尤当尊重之，参考之。于是彼我互爱互促，共进共融。反之，如果人们从中西的比较中容易看到的是二者之异，就难以做到如费孝通先生在其晚年所概括、已经成为中国学者喜欢引用的话那样的境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比较思维的这样一种方法，不但会直接影响到跨文化研究的成绩，甚而至于会影响到国际政治，不可谓不重要了，而世界上最能够起到影响作用的，莫过于学者们。
实际上，世界各国民族的文化都是各自的先民在长期生活、生产实践中积累的智慧，都有其特色和优点，其中不乏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内容。例如，在中国文化中的确可能有一些具有普世性的东西，像中国人的一些伦理观念，就是更符合人类成长、生存、发展规律的，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也是符合科学处理人与自然、现实与未来的需求的。另一方面，在欧罗巴-希腊-希伯来文化中虽然有一些方面确实并不具有普世性，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人类历史以及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应对，都反映了这一点；但是西方格外重视的平等、个性等理念确实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又如，中国人整体、关联、模糊的思维模式，在很多时候要比西方的二元、分析、精确有效得多。但是，在科学技术领域，更多需要的是二元、分析和精确。从欧罗巴-希腊-希伯来文化的分析论和积极进取精神，婆罗门教对宇宙、人生的冥思，到非洲许多部落对森林和树木的崇拜以及萨满信仰中对人心理的引导和对自然的敬仰，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于人类、于环境有益的因素。因此我要说，过去和当下的世界在各个文化中只有普世性的成分或曰元素，而不存在一种普世性的文化。在这个方面，对自己或他人的文化既不可以为一无是处，也不可认为浑身皆宝。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世界汉学研究和中国的国学研究，用中国的俗话说，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几百年来，特别是自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真是同荣同辱，兴衰与共。现在我们一起赶上了难得的机遇，一起呈现出蓬勃之势。但是我们面前的路还并不是平坦康庄的大道。汉学，在外国还远不是显学，因而人才培养、工作职位、研究经费等等的条件也并不理想；国学，在中国也还在探路和积蓄力量，并且还在受着不少体制、机制的束缚。二者沟通的条件距离“遥相呼应”、“通力合作”的需要也还遥远。但是我已经看到了巨大的希望。一是全中国都在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不是丢失得太多了，怎样才能建设新时代的文化；二是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结合，国家的文化建设这个巨大而艰巨的历史性任务正在破题；三是教育领域的又一轮改革即将到来，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中一些束缚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体制和机制将要逐步进行改革。四是世界各国对了解中国文化的需求与日俱增，遍布五大洲、90个国家的四百多个孔子学院就是生动的证明。在这四个方面中，我认为第一点和第三点更为重要。一个是客观上的时代、国家未来和人民的需求，一个是破除实际存在着的、影响国学研究的障碍。如果说前者是发展国学必要性，那么后者就是可能性。当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具备时，所呼唤的就是学术界自身的“可行性”了，也就是我们应该尽快做好应有的准备，主观能动性的准备。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纵观人类的和中国的文化发展史，文化的兴盛总是伴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出现的，也总是因博大的胸怀、清醒的头脑和宏远的眼光而出现的。我认为，这三项在今日之中国都已经具备。那么，就让我们坚定地坚持既定的努力目标，用日复一日、甘于寂寞的努力，以罕见的海涵包容的心态，来迎接不久就要到来的国学和汉学研究的兴盛吧。
最后，再次祝贺第二届世界汉学研讨会的成功！
预祝各位专家继续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期盼第三届世界汉学研讨会获得比前两届更大的收获！
谢谢！
主持人陈雨露：感谢许先生精彩的演讲，这是对我们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再一次深刻的阐释，也是对两天的世界汉学大会的重要的总结，同时也是对世界汉学大会这样一个跨文化交流平台的良好的祝愿、鼓励和鞭策，让我们再一次对许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即将落下帷幕，让我们热烈欢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致大会的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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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致闭幕辞
纪宝成：尊敬的许嘉璐先生、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老师们、同学们。两年半前的2007年，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的闭幕式上，我曾经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向中外学者承诺，我们会与大家携手共同构筑高水平的汉学研究平台，定期举办世界汉学大会。两年半后，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能够如期召开，我甚感欣慰。
本届大会正逢新中国60周年华诞，中国人相信“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这可以理解成，时间的流逝不仅要带走一些东西，而且要“浇灌”和生成一些东西。古老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承，积淀着生生不已的智慧；新中国60年的曲折探索，凝聚着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两届汉学大会的春秋之间，则满载学界同仁的支持、帮助和共同的努力。在这里我要代表中国人民大学队对所有与会的学者表示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让我们在时光流逝中终有所得，在三秋时节中如浴春风。
为期两天的世界汉学大会，窗外偶有秋雨，窗内则是情暖如春的故交新友、热火朝天的切磋争鸣。中外学者或论及中国典籍在域外的传播，或追溯汉学在不同地域和时代的形成和发展；以跨文化的视野和跨学科的方法，发掘了汉学在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也有学者以孔子学院为个案，探讨她与汉学研究的相互作用；同时，学者们特别分享了出土文献的最新进展，以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经典。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虽然我们在这里举行闭幕式，但是汉学大会的讨论和活动并没有结束。今天晚上，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交响乐团，将携手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为大家带来一场“交响京剧音乐会”的视听盛筵。明天是中国农历九月十五，我们将在紫禁城共赏一轮满月，共享汉学家与“中国之心”的团圆。
古语有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中国人民大学倾力构造高水平的汉学研究平台，就是想广聚天下名士、会通中西研究。大会引用了赫拉克里特的名言“此路亦彼路”，与《周易》“同归而殊途”共同点题。而赫拉克里特还说过，“即使穿越每一条路，人也永远不能发现灵魂的边界——它拥有的范围如此之深广。”也许可以说，学术研究就是一种无界、无限的灵魂交流。汉学带来的中外交流和思想碰撞尤其如此，我们只能引古人所言，“止于至善”。
我们愿意再次承诺：中国人民大学还会继续举办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在时光流转中，留存和生成一些非常珍贵的东西。
最后我宣布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至此闭幕。
主持人陈雨露：谢谢纪校长充满深情的闭幕词，我想提议让我们对本次大会的成功给予鼎立支持的各位领导和嘉宾、对远道而来出席大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对为本次大会的筹备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致以衷心的感谢。正像刚才纪校长发出的邀请，为了庆祝大会的成功举行，大会为各位代表精心准备了一场交响乐京剧的演出，请各位代表今天晚上七点四十五分前往明德堂观看。现在请在场的各位同学静坐不动，让我们再一次地欢送各位领导和学者退场，感谢许嘉璐先生和纪校长精彩的演讲。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