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汉学大会——第四组，汉学与汉籍传译
时间：2009年10月30日
地点：人民大学明德主楼729
方维规：今天很高兴和Karashima Seishi教授主持第一节的报告。首先请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的白罗米女士做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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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罗米：此会议是的目标是讨论翻译的问题，首先指出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十几年前制定了一个翻译中国典籍的计划，是为了推动有代表性的中国作品在罗马尼亚的传播，这有助于了解中国文化特征的是古代的典籍。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留下了浩大的文化典籍，被载入史册。到目前为止，已在罗马尼亚翻译出版的典籍包括《道德经》、《庄子》、《列子》、《论语》、《荀子》，正在翻译的有《孟子》、《韩非子》、《大学》和《中庸》。我们把翻译中国古代圣贤之书视为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的使命，老子、庄子和孔子的智慧成为我们翻译和介绍的领域，在罗马尼亚引起持久的关注，并逐渐成为一个研究方向。
罗马尼亚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比较多，相比而言，哲学、宗教类的作品并不多了，但有关老庄、孔孟等作品的翻译却始终长盛不衰，且具有研究性成果。主要原因是罗马尼亚学界和教育界将这些文化典籍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文献。
在翻译典籍的过程当中，往往会讲到中国文化的生成之谜。首先涉及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碰撞中特别突出地凸显出来。两种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碰撞，每一种文化的特征和标志都非常明显，译文要使它们比较更好地表现出来。了解中国文明的人觉察到“礼”是个关键词语，一般文化中都没有越出礼俗的范围，中国不同，“礼”不但是礼俗，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与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法律、宗教、哲学思想等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在中国“礼”从礼俗发展到了礼制，一直是中国人民行为规范的一个方面。所以“礼”在中国文化中不但起源最早，而且一直发展到近现代。
就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比较而言，“礼”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当然中国文化还有其他多的特征。无论从哪种角度言之，“礼”都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
古代典籍能表现“礼”文化的源头，而且表现的东西是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核心。因此，作为汉学家想把中国文化介绍给罗马尼亚民众，首先想到这一类书，选择那些表现中国文化真正艺术的书，把它们翻译成罗文，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文化价值是世界文化上极重要的一部分。“礼”涉及到很多概念，像“让”、以及“仁”、“敬”、“孝”、“慈”。这些东西在翻译过程中引起了一些困难，“礼”与“尚书”的概念构成系统而复杂的网络，译者最初面临的问题是怎么能够通过翻译把这些概念移植到自己的文化上。
罗马尼亚文化中没有类似的哲学思想，根本没有类似的观点。因此，翻译者要通过西方文化观点不断阐释和过滤的同时进行编辑和翻译。所有翻译成罗马尼亚文的典籍加了大量的注释，这些注释不仅涉及到某些具体的历史知识和文化背景，更涉及到翻译作者思想的讨论和评价。注释常常包括典籍本身，诸如说明词段和词句
就罗马尼亚文本身的翻译而言，在翻译过程当中，译者思考更多的是把中国“礼”文化的内涵表现在译化上。译者翻译典籍时碰到不少翻译技巧方面的难点，主要有基本术语和关键词的翻译，主要的困难是中国典籍中的这些词往往含义十分丰富，难以在上下文中给出一个完整而确切的含义。所以，译者要考虑到以下几点：既要考虑到原文语言，也要考虑到译文语言，尽量谋求对应关系。要让读者了解到关键的词语都是符合科学原理和范畴要求的。系统构建一直要追到词语在整体理论构建中的不同语义层次，翻译的典籍中有不少词不好翻译，很多这样的词汇罗马尼亚古文没有对应，译者只能进行研究找出适当的译法，他要淘汰那些专职罗马尼亚文化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把带有古文色彩的词都用上。
另外一个方面是语法结构。译者一般保证适应句法连贯的要求，不过有时候为了达到艺术性的效果，在译文上可以有不寻常的搭配，这样读者可以感觉到“礼”文化的特征。语法结构的难点是典籍里的冲突结构，这有别于罗马尼亚句子灵活多变的风格。如果译者把所有的重复结构都表达出来，读者会认为译文里词语太多了，影响质量。有时重复结构要表达出来，因为这样译文有一种结构。重复结构会使句子显得太长、太复杂。就句子的结构和篇章的结构而言，连词成句和连句成篇是按照内部的核心概念和内部的逻辑关系进行语意搭配，句子层次会做一些调整，但要注意主题连贯。
罗马尼亚译文的另一个难点在于古文的结构。中国“礼”文化“注重关键术语”的主张应该在译文中突出出来，可以运用罗文特有的语法手段，把重要的东西挪到句子前面的位置。但按照这种方法译文容易失衡。在译文重在表现“礼”文化的精神，罗文翻译有时有韵脚，这会给读者带来一种特殊的感觉。典籍精神有节律、有韵脚的形式，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因为不同的问题在翻译中应该表现出来原文类似的社会交际功能。因此，不能只看字面就进行翻译。像《论语》，它的微言大义，多数是以格言的形式表现的。同时，《论语》也有对话的性质，而且是实际对话的记录。这样一来译者要注意将对话的生活化语言与沉思的哲理性内容相统一。
方维规：讲了翻译中国典籍的大概情况，我本人对罗马尼亚语是不通的，但讲到翻译我还是很感兴趣的。
下面有请戴卡琳教授，报告的题目叫《当代西方人对正名的解释：胡适的影响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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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卡琳：在有关中国古代思想的讨论和书籍中，“正名”一词通常被视为一个核心概念，政治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些学者甚至将“正名”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中心问题。本文意在揭示，在这种主流观点的形成过程中，胡适如何所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在此基础之上，更大范围的研究将分成以下三个步骤：
（1）探寻这种主流观点与早期诠释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尽管学界始终为“正名”的不同理解而争论不休，但是他们大体上认同“正名”，至少是论语中的“正名”，与社会秩序相关，尤其是指人们按照一定的身份地位之“名”的需要，来“正”确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关于“正名”的最常见共识中，往往包含一些相互重迭的看法。本文在简要介绍这些看法时，并不着力于哲学上的评论，而是更注重对相关诠释的产生及其前后背景的历史研究（。
（2）阐述胡适在“正名”上的观点：目前关于“正名”的通行看法在胡适的著作中都有体现，尤其见之
（3）追溯胡适观点可能存在的先行者，后继者和批评者。目前的研究仍局限于前两个步骤，论述也主要围绕论语第13 章第3 节展开，这是孔子在论语中唯一明确地论及“正名”之处：
子路曰：“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
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
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更进一步的研究将围绕其他有关“正名”的篇章展开，同时进入第三个步骤，即对胡适之前和之后学者的相关思想展开研究。
本人的研究方法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对胡适“误读”孔子的“正名”概念的批评，因为一切有益的理解都必然包含新异的成分。我希望以胡适的观点为中心，对目前主流的“正名”观点进行历史重构。本人认为，胡适的观点很有可能对于当代中西方学者对“正名”的解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我个人对“正名”的诠释，这构成了我研究胡适的出发点。总之，本报告将介绍目前获得的初步研究成果，并说明进一步的研究计划，希望各位学界同仁予以指正。
方维规：在中国就“正名”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值得中国学者钦佩的，当然中国学者也开始做一些比较细小的方面的研究。我觉得这个报告很有意思，有些人知道我是做概念史的，“正名”当然不完全用概念来归纳，但它和概念有关。我的一本德文书里也论到“正名”，我的观点和胡适一样，但肯定没有引用胡适的，我们期待戴教授的文章出来，第二版再修改。
下面请罗马大学的史华罗教授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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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罗（音）：英语
方维规：这一节三位教授做了三个报告，由“礼”开始，又讲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正名”，最后史教授的报告牵扯到跨文化研究的中国文化研究。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很多内容不能展开，这是很有意义的研究。
提问：请问戴教授，“正名”是孤立的例子，孔子讲它是语法上的问题。把语法问题摆开“名”就很大了，我觉得将“名”扩大来讲比“正名”要方便得多，孔子之前没有人讲，之后也没有人讲，能不能把语法的框架拿掉，
这样就比较容易了。我只是想提这样一个建议，谨供参考。
戴教授：讲“名”跟“实”这个题目都很广，而且大家讲得很多。有人说“名”跟“实”的关系很丰富，但是不是从孔子来的很难说，汉代之前没有人说，汉代以后也很少有人说。汉代之后“正名”变得比较重要了，人家用“正名”来解释孔子的思想。
方维规：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三位教授为我们做的精彩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