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汉学与汉籍传译
时间：2009年10月30日
地点：人民大学明德主楼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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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煦生：很荣幸为几位教授主持论文发表。请方维规教授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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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维规：德国著名来华传教士卫礼贤首次将道教内丹学典籍《太乙金华宗旨》译成德语，瑞士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荣格为这部欧洲人此前从未听说过的中国典籍撰写长篇评述“欧洲的评论”。二人合作出版的这部中国典籍，取名《金华秘旨——一部中国的生活之书》，发表于1929 年。1931 年，贝恩斯在荣格的指导下，将这部道教养生奇书的德译本译成英文。《金华秘旨》的德文版和英文版一版再版，历时长久，在西方影响重大，并成为西方认
识东方唯灵论的主要来源之一。日本的汤浅泰雄和定方昭夫译本《炼金丹的秘密》也很畅销。卫礼贤翻译并注释的《金华秘旨》具有开创性意义，使这本书名闻天下。荣格则为该书写下了他一生中论述东方思想的最系统、篇幅最长的文字，并明确指出：“我的这篇
评论的目的是试图在东西方之间架设一座心灵沟通的桥梁。”的确，这部译著为道教内丹学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卫礼贤如何引进西方心理学概念“意识”和“无意识”来阐释内丹学中的生命根芽“识神”和“元神”，荣格如何用集体无意识理论来理解《金华宗旨》所说的超越现象，都不是本报告的重点。报告人主要关注的是《金华宗旨》得到卫礼贤和荣格青睐的学术背景亦即个人因素，以及他们所传播的异质文化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的思想背景和心理基础。潜心于集体无意识研究的荣格，曾长期为找不到佐证而苦恼。卫礼贤译稿不但适逢其时，而且也成了荣格学术“转型”和“重构”的关键因素之一。他在“集体无意识”的层面上找到了联结东西方思想的纽带，找到了评论《金华秘旨》的路径。荣格赞誉道经和内丹学，固然与他本人的学术追求和心理治疗实践直接有关，但是，他和卫礼贤首先是把《金华秘旨》当做生活哲学来阅读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他把该著排除在“玄学”之外，赋予中国瑜珈以心理学内涵并在心理学的框架中讨论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方热”在整个欧洲精神生活中再度掀起。德国的凯瑟林伯爵便是这一思潮中的焦点人物，这位“精神界的唐吉诃德”在其著名的《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以及其他著述中，坚信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能够给人类尤其是西方带来精神复兴。1920 年，他在达姆施塔特市创立了“智慧学派”，试图以此产生更大的、持久的影响。“智慧学派”名士云集，荣格和卫礼贤也在其中。
荣格借鉴和吸收中国思想的最直接的来源，是他同“智慧学派”的交往，尤其是凯瑟林和卫礼贤的著述对他的深刻影响。凯瑟林周围的“智慧学派”人士，几乎都狂热地在智慧学说中找寻他们的行为的深层原因、生命支柱和终极意义，以及世界文化的综合。把西方的“技能文化”与中国的“人本文化”进行两极化对比，便是智慧学派最著名的论说。
荣格和卫礼贤所看到的也是中国精神的原发性，中国思维的人本性和本真性。战后的欧洲人渴望外界与心灵的真正和谐，无疑是对“疲于奔命”的彻底否定。对那个时代的许多人来说，中国的“人本文化”和生活哲学几乎是拯救欧洲的灵丹妙药。荣格说：“我们已经着手创建一门心理学亦即一种科学，它会给我们一把钥匙，解读东方仅仅借助非正常心灵状态已经发现的事物。”所谓“非正常心灵状态”，就是把心念集中于最深层的“光”（“金华”），从而使人从外部和心灵的一切纠缠中解脱出来，这是一种“解放”的感觉。
杨煦生：非常感谢方维规教授的报告，他现在是北京师大文学院的教授。方教授1986年去德国留学，三年前回国，从事学术研究20几年。他是这几十年中少有的或者30年以来第一个获得汉学教授资格的中国人，现在刚好挑了一个在中德汉语学问题上最有典型意义的例证。非常感谢。
下面发言者是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荣教授是敦煌学的权威，对中亚学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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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孔琪庭是清代来华的俄国来华外交官康士坦丁·安·斯卡奇科夫的汉名，译自他的名字“康士坦丁”，清代文献也译作“孔气”，颇不雅观，本文采用另一译法“孔琪庭”。孔琪庭在大学时受过天文学和农学的训练，他在北京负责俄罗斯馆内的观象台，定期向俄国天文台报告观测记录，同时，他多次往京郊地区，了解农业、染布业、砖瓦业情况，调查人口、风俗资料。1857 年孔琪庭短暂回俄，随即在1859 年（咸丰九年）被任命为俄国驻新疆塔城领事，至1862 年（同治元年）为止。1866 年，孔琪庭应邀到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讲授汉语，用《红楼梦》和《金瓶梅》作为范本。1867 年（同治六年）再度来华，出任天津领事。1870 年起任总领事，至1879 年（光绪五年）卸任回国。在华期间，他收集了大量汉籍。
孔琪庭收集的汉籍，现在收藏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State Library）内，其中的抄本收藏在图书馆的手稿部，位于图书馆的主楼内；而刻本书则收藏在东方图书馆中心，这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部门是1962 年建立的，位于与国家图书馆主楼有一街之隔的一栋漂亮的贵族住宅改建的图书馆内。孔琪庭的汉籍收藏是国家图书馆汉籍收藏的基础，迄今仍然是该馆重要的收藏之一。
孔琪庭三次来华，在此期间除从事外交事务、气象观测、实地考察之外，还大力收集汉文抄本和刻本书籍，在北京时，据说有一位满清皇室成员帮他的忙，所以收集到不少汉籍秘本、手抄孤本和罕见的刻本书。有些新疆的帐册、档案、地图则可能是他任新疆塔城领事时收集的。
本文尝试全面整理孔琪庭收藏汉籍的目录并分析其收藏来源，然后通过这些藏品尝试分析其思想脉络。
杨煦生：时间安排非常紧，上一次汉学大会和这一次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分组发表论文的时间确实太紧了。希望与会的各位专家都能够予以谅解。
接下来请南开大学外语学院院长阎国栋教授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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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国栋：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的前身是十月革命前著名的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这里是当今俄罗斯最大的中华语言文献收藏地，不仅收藏有大量汉籍，而且还藏有数量可观的满、蒙、藏文典籍，同时还是世界闻名的敦煌西夏文献收藏中心。在18 世纪俄国的中国图书收藏过程中，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发挥了中心和组织者的作用。中俄频繁的商队贸易、科学院与北京耶稣会士的学术联系以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建立均为中俄早期图书交流创造了必要条件。然而，早期的图书交流还具有某种偶然性，不易形成体系和规模。在所收藏的图书当中，历史、地理和蒙学类图书最多，而神学和天文学著作多为皇家科学院与北京耶稣会士学术交流和图书交换的成果。
自1818 年起，原藏于科学院图书馆的东方语言图书、欧洲东方研究文献以及东方文物均被移交给了新成立的亚洲博物馆。而后，该博物馆逐渐从一个东方文物和图书的收藏之所变成了同时具有研究功能的机构。随着中俄之间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成立，俄国外交官、商人和考察队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将中国各民族文物和文献送进博物馆，此外，俄国外交部亚洲司的图书也被移给该馆收藏。经过两个世纪的积累，亚洲博物馆的藏书从无到有，积少成多，到1917 年以前已经成为俄国最大的中国图书收藏中心。在1973 年出版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汉籍刻本目录》中收录了3665 种汉籍刻本。
杨煦生：下一位发言人是美国加州大学东亚学院的院长赵亚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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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喜：傅兰雅用中文编写的《美国加邦太书院图说》，由上海格致书室刊印于清光绪二十六年，这是美国加州大学最早的一份中文简介。全文3000 余字，附图14 幅。
傅兰雅在中国生活了30 多年，其中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28 年，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西文著作100 多部，其中大多数为科技著作，为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认为，在中国要形成完满的教育，要经过三个必要的步骤：他长期所做的将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大量中国人赴欧美留学；第三步是由学成回国的人才在国内兴办各种学校和大学。基于这样的认识，傅兰雅在1895 年受聘为加州大学东方语言
傅兰雅关于中国人出国留学的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相适应的。在中国，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出现了采用西方教育模式的新式学校。1868 年《中美续增条约》签订后，更出现过官办的较大规模的幼童赴美留学活动；在美国，大学招收外国留学生已很普遍，在傅兰雅离开中国赴美国任教之前，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的校长都同他谈起过招收中国留学生的话题。
“加邦太书院”是加州大学最早的中文译法。在这本小册子里，傅兰雅首先简要介绍了美国的教育制度，包括学堂（分上、中、下三等，即中小学）和太书院（即大学）的设立及经费来源情况。介绍美国大学的三、二、一等文凭，略同于中国之秀才、举人和进士。
小册子关于加州大学的具体介绍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加州大学的地理位置、当地气候、从中国前往所需的时间以及邻近的旧金山市的有关情况。
2、加州大学在美国和欧洲的知名度。
3、加州大学师生的人数、性别比例。
4、加州大学留学生的情况。
5、大学之下设立的17 个学院的名称。
6、董事会管理体制。
7、假期的设置。
8、学生住宿问题。
9、对所附的14 幅关于校内建筑及人物的图画一一作了说明。
10、联系方式。
当时，美国的大学已经形成了编印散发以招生为目的的文字材料、介绍学校的专业设置、章程规则的做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傅兰雅编写了这本中文简介，使中国人可以方便地了解加州大学。此后，他还做了其他一些实际工作，如担任一批去加州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的监护人和导师等，为推动中国学生留学加州大学做出了努力。
杨煦生：下一位报告人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王贵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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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元：《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僧人空海以梁顾野王《玉篇》为主要蓝本编撰的一部汉文字书。空海生当唐代，曾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 年）至唐宪宗元和元年（806 年）到中国求学，归国时带去了包括《玉篇》在内的大量中国典籍，《篆隶万象名义》（以下简称《名义》）是在其归国后编撰的。《说文解字》和《玉篇》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字书，原本《玉篇》注释详谵，征引古注字书众多，后经多次增字删注等修改，面目大变，今传《玉篇》乃修改本，而原本《玉篇》仅存少量残卷。今传《说文解字》为宋代修订本，唐以前《说文》亦仅存少量唐抄残卷。由于原本《玉篇》每字必引《说文》，所以在二书原本不存的情况下，《名义》就显得异常珍贵。
《名义》保存了许多古字信息，对释读古文献大有裨益，如《名义·亼部》：“侖：力旬反。思也。𠎤，上字。”“上字”即指“𠎤”为“侖”的异体字。“侖”之异体“𠎤”，今本《玉篇》、《说文》皆无，但出土战国楚简多见，郭店楚简“侖”字皆写作“𠎤”。
《名义》保存了许多后出俗字及用字变化情况，这些现象当今研究者多目为讹乱，实际
上不管是原本还是传抄过程中的改变，反映的可能是汉字使用的消长现象，如《名义·香部》：“ ，於含反。香也。” 此字在《香部》，且字头上有篆文“馣”，《玉篇∙香部》：“馣，香气也。”字头也作“馣”，显然《名义》字头是改成了后出俗字。《集韵·覃韵》：“馣，《博雅》：‘馣馣，香也。’或从禾。”或从禾，即字。《字汇·禾部》：“ ，与馣同，香也。”《名义·米部》：“𥹃，芳俱反。桴字也。甲也。”按，《玉篇·米部》：“𥹃，與稃同。”《玉篇·禾部》：“稃，甲也。”《说文·禾部》：“稃，檜也。从禾，孚声。𥹃，稃或从米、付声。”《名义》“桴”当是“稃”的借用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桴，叚借又为莩，实为稃。”
合文是古代一种汉字简写方式，一般是两字共用同一部件，把两字合写成一字，如郭店楚简“浅泽”二字写作左部“氵”右部上“戋”下“睪”。也有两字无共同部件而合写的，如战国天星观一号墓楚简“少韦”二字即写作左“韦”右“少”。甲骨文已有合文现象，战国以前出土文献中常见，但秦汉以后的出土文献中已不多见，敦煌文献中偶有合文，然多是简化符号，与古之合文不类。没想到《名义》中仍保留有合文现象，且与古之合文形式相同。《名义·米部》：“粔：渠渚反。籹粔也。密<蜜>和米麴也。”原本“籹粔”二字写作，左“米”、右上“女”下“巨”，占一字位置，为合文。《楚辞∙招魂》：“粔籹蜜饵，有餦餭些。”王逸注：“以蜜和米麫熬煎作粔籹。” 《名义·士部》：“墫，七旬反。喜也。伺，胥釐反，光<先>之反。”原本“胥釐”二字写作，左“釐”右“胥”（原抄本竖排，顺序为从右到左），占一字位置，为合文。
提问：我对方先生的报告做个评论。你的报告把荣格和卫礼贤翻译的《太乙金华宗旨》做了一个很不错的评论，大部分西方报告自己的研究荣格一系列得东方的评论都持否定的态度。这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受神知学会的影响，都是信徒，要用所谓东方的思想来弥补西方在达尔文进化以后科学代替宗教的形式。
我自己不懂心理学，据西方心理学的人研究，荣格为什么把视角转到东方，因为他根本不懂汉文，他是为了集体无意识的理论。可以说他根本没有理解《太乙金华要旨》，是为了创造他的理论而借用的，荣格是一个典型的批判东方主义的例子，荣格是殖民主义的加工厂，他把东方的原料吸收进去，借用《太乙金华要旨》，创造出集体无意识理论，然后再出口东方，变成让东方人相信的东西。他代表着东方，又来影响着东方。
杨煦生：
方维规：我这篇文章里也写到荣格在很多地方是想当然的，我们都能懂，因为他要建构集体无意识，但是毕竟我们两个人看的材料不一样。但《太乙金华宗旨》是很重要的。像我刚才说的我不加评论他说的是好是坏，他不在玄学的层面，而是很实用的证实有共通之处。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不是我的着眼点，现在甚至有人从后殖民主义去批判洪堡的语言学，我认为很荒唐。你可以持你的观点，我可以持我的观点，我觉得洪堡的语言学很伟大，这都是方法论，无所谓。我们的分歧是东方智慧学派的思想到底在哪儿？折中一下，你刚才讲的有道理。再强调一下他很实用，确实是为了讲他的东西，他研究这个东西十多年，自己就把握不住了，人经常往这上面靠，但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我对这个学派有点研究，我的博士导师是世界上头号研究这个的人。
赵亚静：傅兰雅在中国学术界以前主要是作为科技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来研究的，其他领域对他了解很少，但是随着戴及理（音）博士做的努力，随着这本书由广西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家会了解到傅兰雅的面很宽，作为研究对象绝不仅仅是科技史，他在上海曾经搞过一个新小说的有奖征文活动，这个奖的史料在伯克利。我这次在会上有一个很小的文章，主要是介绍一下傅兰雅对于促进中国学生去欧美留学、去加州大学留学所做的工作，及他的思想背景，他的思想深处是怎么考虑的。这本书的出版非常有意义，希望对傅兰雅感兴趣的各位关注这本书的出版。
陈宏喜：他还办了万国公报，自己出资提倡新小说，新小说有162个人的征文，我们去年才在伯克利档案的地下室中找到。韩国的教授也都来看，那是最新的有关白话新小说的资料。1896年征文以后他就到伯克利去了，征文的事儿没有人知道，去年整理图书馆才找出来。
杨煦生：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报告者跟参与评议讨论的所有与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