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汉学与历史研究第三节（朱政惠、斯坦利）
时间：2009年10月30日
地点：北京人民大学明德新闻楼61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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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政惠：第三节由我和斯坦利先生共同主持，下面有请耿昇先生发言。
耿昇：汉学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们承认中华汉学正确的讲在中国的一批外国人创建的。汉学主要是由拉丁语传教士创建的。为什么耶稣会这些人汉学搞的那么红火，其他学会没有他们那么好？早期的传教士在1773年耶稣会解散前一段时间，经我统计，在1852-1973年，法语168人、日尔曼语58人、英语只有13人，其中还有40名中国学生。国家的划分是非常难的，欧洲在那个时候是战争时期。现在都说沙勿略是西班牙人，他是生活在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人，纳瓦尔地区更复杂，被巴斯克人统治过还被法国统治过，他是卡斯地利亚人。还有法国传教士罗力山，所有人都说他是法国人，他是阿威尼人，但是阿威尼不是法国的领土，所以这个非常复杂，我是做《列传》的时候一个一个统计的。
另外从职业上来分，耶稣会在所有传教士中是水平最高的，他的文化修养非常高，耶稣会从1852年到1776年算起来只有27人，包括手工业者18人，他们的文化水平非常高，不像后来的天使会，他们文化都不是很高。耶稣会的目的也比较高，他并不想把传教士弄到中国来到郊区办学校，当然这都是慈善事业，办幼儿园、办中学、办教堂等什么都办，耶稣会并不是很注重这些，他注重的是士大夫，他的思想是先把中国先上到下，先把皇帝规划然后再把下面的中国人规划。由于这些因素造成了汉学只有南欧的一些拉丁语系，另外耶稣会创建了最早的外国汉学。我就讲这些。
朱政惠：谢谢耿老师，时间控制很好。下面有请香港中文大学柯毅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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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毅霖：大家好，我会用英语介绍我的资料。（英语）
斯坦利：请下一发言者香港浸会大学费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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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乐仁：（英文）用学术多元化来讨论的汉学20世纪发展的问题，1949年以后因为中国经过大规模的转化，海外的学者在西欧都必须跟从中国的转化。为什么这很重要，原则上都是国家历史的现象。问题是革命在这边是破坏文化，每一个革命都必须经过这几段就回来，所以现在在21世纪的中国开始看到肯定文化历史的过程。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面对的天主教与19世纪的传教士有很大的区别，因为19世纪以来他们不是文化交流那么简单，他们都是在历史的情况下发展他们自己宗教的目标，因此从这来看变成必须要反对的问题。在这个文章中大家可以看到在其中有一个三维比较的图片，因为我要说现在我们能肯定的文学或者是传教士文献是非常重要的，是在以前没有看到的事实。在毛泽东时代不要讨论古典，但是经过传教士翻译的资料是以古典为主，所以在这20年之间我们开始改善这些问题，但是在海外还是有问题，像在美国有三代是跟随中国，没有自己的资料。但有三个人，理雅各、顾赛芬是法国的、卫礼贤有德国的译本。比较一下理雅各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认为有很多老师和研究生没有看到张西平教授以外的，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同的。所以顾赛芬除了《易经》之外翻译的很好，其他的拉丁文都翻译错。卫礼贤翻译的不系统化，可以说他是有争议的一个人，最有名的翻译古典的就是他的《易经》，是1924年开始的。我提交此论文是因为在现在开始在国内国外都讨论儒道文化的价值，但他们不了解这样的文献，这就是很大的障碍，特别是在西欧与北美就有这样的障碍。在后面的书目中提到了23位传教士，我们应该再一次肯定他们文献的价值与现在有关汉学与中国研究的贡献。
朱政惠：还有两位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王建平和萧延中没有到，所以从现在开始讨论。
李梁：（英文）
费乐仁：（英文）
赵仪文：（英文）
柯毅霖：（英文）
提问：针对耿老师刚才讲的我有一个补充，有一次我和德国学者开玩笑，为什么说康德是德国哲学家，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康德出生在的哥尼斯堡，哥尼斯堡是俄国的，所以康德应该是俄国哲学家，他的回答是康德是用德语写的，是不是用语言来划分呢？
耿昇：如果按照语言非要定哪个国家的就比较麻烦。
提问：（英文）
费乐仁：（英文）
提问：今天讨论汉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粗浅的讲汉学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中国学应该是美国在1950年左右发动的，我1960年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正是美国要把汉学改成中国学的时候，从美国的立场来看最早有一些离奇古怪关于中国的传说，包括马可波罗之类的，但是很认真的研究是从天主教传教士开始的，天主教传教士很明确要接近中国的社会，首先要接近中国的士大夫，通过士大夫了解中国的社会，我想耶稣会是很注重学术的，了解士大夫学一些什么东西，经、子、史、集。欧洲汉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欧洲也有很大的争论。汉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小学，就是文字学、声韵学，文字学好了才能谈中国的经学，所以美国的文章就有很标准的做法，你拿一个文献详细研究所有相关材料，不管是声韵还是训诂。还要翻译出来，不管是翻译英文也好、法文也好、德文也好，一页的翻译大概有3-10页，所有都证明你了解这个文献才能发言，你把它注好就可以大发议论了。
毛病就是新中国的成立，欧洲汉学家接近士大夫，看到的都是好的东西经、子、史、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世界革命要打倒美国纸老虎，加上儿子清算父亲，太太清算丈夫，怎么是这么可怕的中国，是不是被士大夫骗了，从历史学研究历史、从语言学研究语言、经济系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应付新中国的威胁，这是文化政治的偏见，所以他们对中国批判性比较多一点。
朱政惠：今天很高兴能和来自本国和海外做传教士的专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