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汉学与历史研究第六节（李明滨、罗曼诺夫）
时间：2009年10月31日
地点：人民大学明德新闻楼611室
.jpg)
李明滨：第一位先请北京大学教授赵敦华做报告。
.jpg)
赵敦华：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把我的论文摘要念一遍，我讲的大家都知道，在17、18世纪欧洲阵营对中国的态度分为“爱华派”和“厌华派”这都是大家知道的事实，这两派都有它的宗教背景。在第一阶段17世纪耶稣会在欧洲传播了儒家的学说，但是耶稣会对儒家有两个基本评价，一个说儒家不是宗教，而是道德学说。另外一个讲语言史家，也就是从诗经反映出来的。正是耶稣会对儒家的看法就影响了“爱华派”，像伏尔泰、莱布尼兹都是通过耶稣会了解到儒家的，认为儒家是远古宗教，是以后宗教的原形。
另外一派一开始只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反对中国古代的专制性，但是后来转了一个方向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弱点就是停滞不前，作为远古宗教并不是一个优点，恰恰是弱点。这个思想直接影响到了康德，康德在这个背景当中论证人类理性和道德的必然性。《圣经》中讲到由恶到善到道德的自律，由种族竞争到和睦的过程，康德对中国的批评就是来自于对《圣经》的看法，后来谈到中国民族性的时候，认为中国民族性的关键就是它的惰性，总是沉浸在伊甸园式美好的神话当中，没有走出这个伊甸园，也就没有历史进步。在《自然地理》这本书当中对儒家和孔子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还在一些书当中批评了中国的神秘宗教，主要是批评老子的学说。康德标志着西方人主流思想有sinophenia(厌华症)，之后很多对中国的批评都是来自于康德，我们现在还不太了解。我发现黑格尔对中国的观点都是从康德来的。我们讲“爱华派”对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从康德、黑格尔到韦伯一直影响到当代西方人对中国的态度，所以这更值得我们的重视，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李明滨：下一位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张寿安教授。
.jpg)
张寿安：各位学者专家上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把我的摘要念念，在读摘要之前我要说明一下为什么写这个文章，这次开的会议“汉学与跨文化的研究”我觉得相当有意义，汉学基本上是西方研究中国学问所给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最近几年中央研究院开始了大规模的研究，就是要探讨中国传统的学术是不是由自己传统学术的体系以及传统学术理念的指示体系。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在民国初年整个国学整理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如果今天重新在汉学的对面来检视一下本土的学问体系和指示体系这些种种的工作必须要从清代谈起。今天早上意大利学者的报告相当有意思，他谈到中国的清代是语言学在中国本土非常兴盛的时代，同时也是西方语言学非常兴盛的时代，这两种不同理念的语言学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进行了结合。中国的很多学术在20世纪已经遗失了，今天再回到清代看一下中国的学术体系和制度架构能否有重新重组的可能，这是我所写文章的内容。这篇文章主要谈的是清代学者如何整理中国传统的学问包括经学和史学，现在在中国大陆可以看到学术界打算重新提倡经学研究，其实经学和史学在过去三百年间一直纠结在一起，所以要提出经学必须做重组。简单来讲从《六经皆史》开始，但是经学界有非常强烈的回应，告诉他六经不是史。
到了民国以后学科分类确立这是很重要的关键，当学科分类确立以后就变成了三种不同的学位，一个是教刊学一个是目录学一个是学术史，实际上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学术史这门学科已经不见了，如果要恢复中国的学术体系寻找指示体系的话一定要恢复学术史，它跟历代的经济体制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再回到清代，明清一直到20世纪章学诚跟龚自珍是非常重要的一组任务，章学诚最大的重要性就是讲《六经皆史》，但是龚自珍告诉大家经学和史学是不一样的。史学一定要在事实上谈理，但是经学不是，基本上是由字通词，由词通道，这是经学和史学非常不一样的地方。这两位学者在探讨文学和子学的时候对诸子学说有不同的定位。龚自珍认为诸子学是后来思想的起源，在晚清以后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著作。这篇文章在12月1号就会出版，在大陆和台湾简体字和繁体字共同出版，我就不多谈了。
罗曼诺夫：下面请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先生。
.jpg)
孟宪实：我要报告的跟这个主题有点距离，我们这组有几篇文章是真正讨论历史的，张国刚先生也没有来只有我在这独立战斗。这一节讲的是汉学与历史研究，我主要理解是历史研究，前面还有一位日本朋友的报告给我做一个开题，但是他也没有讲所以我就很麻烦。
汉学如果是从西方学者的角度讲是近代中国和西方交流以后出现的一门学问，主要是西方学者如何研究中国文化，但是这个概念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理清，比如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算不算汉学，如果算它的历史肯定比近代以前漫长的多，比如在隋唐时代日本就对中国文化有很多的研究甚至有很多的接受，到了近代以后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研究的精深程度仍然是世界上最具有特色的一个部分。但是它自己的研究传统其实是有日本本身历史的传统，这个传统要超越大航海以后这段历史。
我今天本来是讲“在古典时期有没有跨文化的问题”，其实也有古代丝绸之路就是跨文化对话和交流，我想讨论的是从唐朝的制度看唐朝的民族政策，想说的问题就是从唐朝户籍管理制度看唐朝的民族政策，看在多民族的唐朝时代如何实现“国家认同”这个问题，这不是纯粹的跨文化对话的问题，但是它跟跨文化对话又有联系，因为文化是民族的特征，是族群的特征，他们在交流过程中一定会有互相影响。在古代有一种习惯的说法，比如说少数民族的汉化或者是华化，在这类的概念中就有民族不同文化交流、对话和融合的问题，我这篇文章就是讲这个问题。唐朝有完整的户籍制度，在这个户籍制度中有一些人原来是其他民族的，比如说中亚的粟特人进入中国成为唐朝的国民，这个就是入籍的归化人，入籍的归化人变成唐朝人之后还有没有特色？比如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资料证明，他们在进入中国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保持很多特色民族文化和习惯。比如说在敦煌、吐鲁番都发现了相对集中的聚落，他们是住在一起的，现在信仰的显教也是被尊重的，所以在敦煌和吐鲁番都发现了这些，比如显教寺。我们现在研究这个问题最有代表性的卢先生就是研究如何从唐朝的一般史料中发现来自中亚的粟特人的。怎么样找到这些人其实是很难找的，除了近些年墓葬的发现能够提供崭新的资料，在传统的出土文献中要找到这些人一般的办法就是从20、30年代研究粟特人就用这个办法，他们进入中国的时候要起一个姓，这个姓是以国为姓，比如曹国的人就姓曹，这种办法主要是推测的办法，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证据，看起来不像汉人的名字就应该是粟特人，这是一种推测，为什么会产生研究过程中的推测呢？就是因为唐朝的户籍中不注明任何一个人的户籍成份，跟中国现在的户籍制度是不一样的。长期的结果就使得这些人一方面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文化特征，另一方面能够跟其他的文化体系进行很好的沟通，同时不违背唐朝国家的国家认同，在日常户籍管理、国民管理当中，唐朝并不充分显示民族特性，不像我们现在，现在中国的户籍就要标明你是汉族还是回族，唐朝不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有意思的地方就在唐朝的做法很有利于国家认同，我们现在有些做法不利于国家认同，我就说到这，谢谢。
罗曼诺夫：接下来如果有问题可以提问，或者有人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都可以说。
提问：问一下赵敦华先生，想请您谈谈远古的现代价值。
赵敦华：像伏尔泰是非常推崇远古价值的，他是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越是古典的东西，特别是从远古影响到后代形成一个绵绵不绝的传统，当然它有它内在的生命力，所以他把中国远古宗教按照道德理性评价，这种诠释正好顺应西方17、18世纪的运动，一方面要批评，另一方面又要为宗教树立一个榜样，宗教的榜样在哪里呢？他们对宗教的了解也是通过利玛窦的介绍。现在来看这种诠释也是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当中是比较符合的，可能没有那么早，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中国的哲学思想、重要的文理传统，这是来自孔子，西周末年就是儒家所推崇的周公开创的周理的传统，要敬天保民。“敬天”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保民，上帝是一个道德的上帝，不是只爱有血缘关系的，或者只爱某一个部落的人。到了西周的时候已经有了转变，然后开创了中国人文道德传统，我想这不是最早西方汉学家讲的远古宗教，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伦理宗教。
提问：想问一下孟宪实老师，您谈到民族政策，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国这个问题变得敏感而重要，过去就很重要但是今天谈这个问题尤为重要。您说唐朝的民族政策最终会有国家认同，当时这个政策有很多方向，模糊了名字上的区分自身更容易建立，在表面不被关注的时候自身更容易识别。
孟宪实：各有各的判断，唐朝的政策一方面比较宽容，各种文化、各种族群都在自由保持着自己的文化做自由的选择，而没有强制。第二并不是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强调民族成份，其实这有利于民族之间和谐。
提问：想问一下朱政惠老师，您的结论说期待海外中国学研究在今天更多能从史学史的研究方面当中，我本人也是史学方面的，现在在人大做博士后，所以很希望您的解答。
朱政惠：海外中国学者这么多年下来不同的学科都在做，文学、历史学包括哲学、国际关系学都在做，后来我们自己越来越明显感觉到一点：做这一块还是要在本学科的方法论基础上深造起来，要不然其他学科有其他学科的方法，但是你不能把自己的根本忘掉。我本人专业是史学理论史，起源研究海外汉学就是研究美国的汉学家，美国和欧洲的汉学发展史，这样我们必须用史学史的方法，也就是明确研究对象是谁，包括著作、人物、历史观、史学方法和历史发展阶段等等，这是我们要确定的研究任务，总的来讲要把演变规律搞清楚，有哪几个阶段，大致有什么发展特点和规律。方法主要是史学史的东西，然后进行区分。
张寿安：两岸在40、50年代的时候都有学科建制的改革，后来大陆和台湾的学科建制差别越来越大，对于古典研究部分，台湾所谓的中文系基本训练还是比较好的，每个同学都得念，然后规定最少念两种经书，或者是相书或者是诗经，我觉得在台湾这几十年保留的还是不错的。
提问：刚才我听罗曼诺夫介绍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五卷，俄罗斯汉学家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我自己是在德国受的教育，即使是在西方我们可以把俄罗斯放在西方，因为它是跨越东西方。在西方之间的区别和隔绝还是很严重，在90年代的时候当时我们一个老师翻译《孽海花》的时候已经有俄文的译本，但是德国的汉学家看不懂，可能东德的汉学家可以看懂，这种本来就是西方之间的交流也很少，由于语言的阻隔。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问题。一直到去年11月份我们把中国文学史十卷翻译三卷出来，翻译出来之后在今年4月份耶鲁大学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在之前中文译本没出现之前，因为所有美国汉学家看不了俄文，但是翻译成中文之后可以看了，根据中译本开了一个研讨会，因为他们可以读中文。我觉得俄文也好、德文也好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是没有真正在国际汉学界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很大的问题。这不是提给您的问题我只是想说明一下，语言和不同国家汉学发展不平衡，还有很多很多国家的研究者只懂得英文，这阻碍了汉学真正的发展。
罗曼诺夫：李教授要不要补充一下，我作为俄罗斯来的人不好评论，您作为客观观察者您觉得俄语和德语是不是障碍。
李明滨：俄国汉学之所以没有大量传开就是因为语言的问题，就像中国一样懂英文的人多数，懂俄文的人少数。讲一个笑话我们手头拿到的世界汉学第一卷，刚出版的时候注上了邀请了俄国科学院院士李福清，结果出版了以后，俄国汉学大骂李福清，李福清说他们请我当编委我也不知道，俄罗斯汉学只是兼顾。另外一个就是波波娃教授讲到的俄国第一次中国文学者的著作是1880年出版的，这是世界第一部，我到他的老家发祥地去看了出版本找到了，喀山大学的校长很高兴，第五天他请我吃饭，他说这是重大的发现，还让我写了一个书评，这又增加了一个世界第一。但是作者瓦西里在后面就麻烦了，有大量翻译的手稿不能出版，发完了专门隔起来等到出版的时候没有了，手稿到哪去了？原来家里雇的女佣以为是废纸，最后要出版就没了，第一代汉学家的命运就是这样，他本来还有很多世界第一的创造，确实语言的问题很重要。
张西平：
我觉得做汉学史的人还是可以为学术界做一些基础工作，紧紧跟着美国汉学史跑还是有一些问题。
李明滨：刚才波波娃教授说阿列克谢耶夫（Alekseev）全部翻译了，但是找不到地方印刷，后来没有办法把原稿拿到哈尔滨，向中国专门借用那时候的繁体字字模，然后运到远东，到后来一直没有出版过，到90才再版。中国在90年代以前只有北图一本，现在有了缩印本，因此汉字也是一个难题，他们说俄国字像汉字一样，相当于天书。
提问：在徐家汇天文台筹办以前，俄罗斯教团在北京做了第一次很多关于气候、天象的研究，大部分是用俄文写的，这方面没有很多人介绍。
马军：我觉得北京的俄语比较强，但是好像忙着写自己的俄国汉学史，有功夫可以翻译一下西耶夫的。
罗曼诺夫：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不同国家的汉学都不一样，你从中国看不一定看得清楚。我们海外汉学家也不清楚，每个汉学家都受限于自己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所以还是中国汉学家要做一个比较，这是不同海外学派的区别，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