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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与历史研究

 发布时间：2009年10月31日

主题：汉学与历史研究第五节（叶舒宪、卡萨齐）

时间：2009年10月31日

地点：人民大学明德新闻楼611室

   

叶舒宪：

这场由我和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卡萨齐一次主持，这场一共有四位发言，请第一位俄罗斯科学院的罗曼诺夫。

罗曼诺夫：

我尽量把我想讲的东西简单化一下，只讲重点。中国朋友特别是过去学过苏联意识形态的朋友们可能看到我报告命题一下子就能笑一笑。一个东西作为某一个东西的镜子，现在的说法是中国新的百科全书词典，通过这面镜子，就像一个人通过镜子看自己的脸，俄罗斯汉学的历史我就不介绍了，伊里娜·波波娃女士已经讲得很清楚，她讲的最后一个照片是阿列克谢耶夫（V. M. Alekseev）。他当时不在列宁格勒而是在哈萨克斯坦，由于战争的原因就在哈萨克斯坦工作。1944年他说汉语教育没有中国的百科全书真不行，如果某一个学生要学习汉语根本不知道中国这个国家的文化，所以1944年阿列克谢耶夫提出要编写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参考书，其实1949年以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友好，那个时候有一个通俗性的东西比较多，但是解决很容易。1954年俄罗斯苏联时期出版了《苏维埃百科全书》，关于中国的一部分拿出来分别出版作为单独发行的一本书，所以里边的结构是百科全新的结构，就是介绍中国哲学、语言学等等。关于中国文化百科辞典的编著工作是从80年代末才开始做。迈出第一步的是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M. L. Titarenko），他是著名的汉语学家，也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他编写了《中国哲学百科辞典》，1994年出版，里面有1500个词条介绍中国哲学学派、哲学领域著名思想家，还包括了俄罗斯和西方研究中国精神传统的学者，除了伟大的汉学家以外也介绍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并不是汉学家，他也不是哲学家，他是文学家，但是在俄罗斯境内做的贡献很大，所以在俄罗斯的百科辞典也有关于托尔斯泰的著作。后来编写了《中国汉学辞典》也发现了很有意思的地方，很明显的是社会上关于中国的知识越来越需要，不光需要知道中国哲学是什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等领域的知识分子也对中国感兴趣也想了解。但是80、90年代初大量群众对中国的理解，他所认识的东西是学术的，但是外行的需求也很大。

    另一方面，我们在编写辞典时发现，中国的汉学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国学。90年代初编写辞典的第一个人物是要剖析中国的知识，另一方面要恢复俄罗斯科学文化优秀的传统。通过这个角度可以发现那个时候编写中国哲学的辞典可以说是那个时候汉学作为俄罗斯本地的国学，自18世纪末以来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哲学、对中国宗教、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思考，那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中国精神文化百科全书》，这是最后一本也就是第五本，叫做《中国精神文化大典》里面有军事、科学、思想、教育，2005年出的第一本，2007年出的第二本神话宗教，2008是中国文学。它的特点在哪里？第一部分是介绍文献，像地理学、中国医学等等，下一部分是一个小的词条，介绍了中国的学者和某一学派。《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本来是欧洲学者从80年代考虑过做这样的工程，其实俄国学者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靠俄罗斯学术的基础和在汉学领域积累的经验所完成的，这也是优势也是缺点。优势是积累的经验很丰富，客观反映了俄罗斯汉学的水平，但是我们当地没有研究过的东西在里面没有，这就是客观的事实，我就讲到这，谢谢。

   

    叶舒宪：感谢罗曼诺夫教授，下一位北京大学李明滨教授。

   

    李明滨：我报告的题目就是“20世纪下半夜的俄罗斯汉学”。整个20世纪是俄罗斯汉学的辉煌时期，经过跨了四个世纪的发展，到了20世纪末。我做一个简单的归结，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形成了俄国的汉学学派阿列克谢耶夫学派，他树立了很好的风气，俄国的汉学研究由他来创立、主导、组织，甚至有统一的部署，这个是很难得的。当今的俄中友好协会的会长季塔连科继承了这点，俄罗斯汉学学派到20世纪末有所发展，每一个作家一般有一个组合，第一要把主要作品翻译成俄文，进一步要写出主要作品和主要创作的评论。第三假如有可能要写这个作家和诗人的评撰，这个是比较难的，比如李白、杜甫都有。自从20世纪以来从先秦文学到当代文学已经组成了中国文学丛书40种，包括张贤亮的评撰都有人写。另外很注意完整的介绍，刚才罗曼诺夫教授系统地介绍了。我只讲一个问题，五卷本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简单概括一下就是哲学、宗教、文学、历史和科技发明，是不是把中国的精神系统介绍了，每卷大概是800-1000页左右，做一个大胆的设想季塔连科很有可能是进行中国文化宣传的第一人，这就很好体现了俄罗斯汉学学派的传统，很注重综合、百科式的研究，而不是抓住一个李白就好了其他不管，他又要建树又要建林，这样带动了汉学研究机构也有所加强。俄罗斯汉学研究有五强，科学院分布莫斯科和彼得堡是三所，加上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大学，最近新增了一个中心，就是以远东大学为中心把西伯利亚拉过去了，也就是五强加一个中心。人员也有发展，90年代初的统计正高级职称以上的505人，到了2008年再次统计现在已经增加到612人，现在的汉学家一个是罗曼诺夫，还有刚才的伊里娜·波波娃，她如今是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的所长。俄罗斯有非常丰富的古代文化文献的藏书，现在全由她掌握，还不满50岁，新一代的精英已经出来了，他们是集体的代表，完全够格上世界汉学大会的主席台，昨天请她主持也是很好的，其实她应该上主席台，这是关于机构。

    至于人员到了20世纪末可以叫文、史、哲研究的四杰，四位杰出的汉学家。哲学方面就是季塔连科。这个人的经历很令人崇敬，50年代他是冯友兰的门生，而且是冯友兰唯一的外国子弟。1958年我们要下乡劳动，他跟我是北大的同学，外国留学生怎么办，是要请回家吗，他说不行我要跟冯老师下乡，所以同吃同住同劳动，后来冯友兰一百周年诞辰他来了，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很了解，所以他主修五卷的《中国文化精神大典》，五卷本的出版资金都是他自己筹的，出版很不容易。

    第二个杰出的人就是历史学家齐赫文。他是另一种风格，他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但是绝不放弃学者的工作，他在描写中国历史上主要抓住三个人物就是康有为、孙中山和周恩来，每个人都设一个评撰，很受中国人的推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候他是站在天安门上听，而且受周恩来的委托把宣言传给斯大林，10月2号苏联政府发表宣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就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赏识，他和中国人民大学很有渊源，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外高人员的培训班他是教员，是周恩来总理推荐的。人民大学校长颁发给他的荣誉证书还摆在家里，他是一位历史学家。还有米亚斯尼科夫和文学家李福清，这是中国比较熟悉的，我就不再做介绍，当今是俄罗斯科学院研究汉学的四名科学院院士，作为一个比较，中国研究俄罗斯文学的还没有人当科学院的院士，我就讲到这。

   

    叶舒宪：谢谢李教授。接下来有请华东师范大学朱政惠教授。

   

朱政惠：

谢谢主持人，我做一个简单的发言就是近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海外中国学者的情况，很荣幸能参加这次会议，在会上有一个讨论涉及到怎么样评估这三十年的情况。这三十年的情况应该是我们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对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最辉煌的时期，或者说最杰出的时期。我想从两方面讲一下自己的认识。首先三十年来在学术研究上的成果，我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翻译著作上的成果，三十年来出版了大量海外中国学研究著作的翻译本，这个翻译本有三个特点，首先是体现它的前沿性，也就是说国外最新的著作我们出版社都可以及时翻译过来，几乎达到世界同步；第二个特点就是与中国结构建设紧密结合，表现在上海史研究等等学科领域里，把它结合一起出版；第三个特点就是注意重要经典著作的翻译，也就是说将近几百年来海外汉学家一些非常重要的著作都能够及时翻译过来，特别是张西平老师领导的中心做了很多工作，这对我们的研究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成果就是基础建设方面的成果，像上海市或者某一个城市要发展首先要造地铁、高架，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近三十年来的海外汉学研究非常注重这个，首先有关机构如人名辞典书的编撰，这个工作从改革开放后马上就开始，算下来这样的辞典书也有10几本，中国社科院主编的《中国社会学家名录》；第二类就是专题文献目录集的编著，有些都是很经典的东西，张西平先生编的《中国存报目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基础工作。第三类就是专题史料的编著和搜集，包括耿昇先生翻了将近50本法国汉学名录的翻译。

    第三方面的成果一批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精品成果出现，这应该是三十年来实质性的收获，这个收获大体上是两类：一类是对各国汉学史的梳理和探讨，按照国别来讲阎国栋老师、李明滨老师、张西平老师等等；还有一类就是专题学术话题的研究，就像李孝聪先生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等，这些书很花功夫，有的需要几年才能编出来。关键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者研究非常重视与自身的学科建设结合起来，更多体现在学术论文上，对一些海外学者的研究以及对我们自己历史、文化研究的思考，包括对西方的批判，包括清代为什么世界上出现了两个极端不同的方向，英国的方向和中国的方向，这些问题都用在历史当中从而提高我们的水平，这是三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学术收获。总之三十年来学术收获要比1949年以前丰富的多，是辉煌时期。

    三十年来的收获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形成一支全国范围的学术研究队伍，这个学术研究队伍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老中青结合，老的像季羡林先生带队；第二就是用不同的视角进行探讨；第三中国或者华人学者互动，越来越多海外学者加入到我们的研究行列，这是研究队伍的特点。这支研究队伍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近三十年来是我们共同艰苦努力，同甘共苦，所以这支队伍经得起挫折，昨天我和阎纯德老师还讲这个问题，这支队伍能走到现在不容易，经得起折腾。

    队伍当中第二个特点就是实干的研究机构，包括北外的也包括华东师范的中国学研究中心，最近天津师范大学也成立了一个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也成立了汉学研究中心，这些机构分布在全国各地，起到了重要的骨干作用，起到了20世纪上半夜汉学所不能起的作用，成为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中坚和脊梁，另外队伍的使命意识不断提高，我认为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革”以后，然后觉得有点混乱马上就改变了，有主体意识，第三个就是汤老师写的，很多学者都是一再进行探讨，这是很大的提高。主体队伍重大的变化和发展应该是三十年来成果最可观的收获，也是今后能够发展重要的根基。

    最后提三点思考意见，第一我建议我们应该做好海外中国学的回顾和总结工作，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发展了，我们今后还要发展，今后发展怎么办？我们不能腾空发展，应该在历史的根基上发展，怎么样从历史走过来，根据这样的情况来发展，刚才马军先生谈的很对，我们要做好这个准备工作。第二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理论的探讨，从今后更大的发展来讲如果没有一个严密的学术理论体系，或者没有像史学概论、文学概论、哲学概论类似海外中国学概论体系性的东西可能会影响以后研究的深度，这是很重要的。就我个人来讲我是从史学角度出发，很多老师从文学角度出发，我个人全部是按照史学的研究方法来把握，所以我感觉海外中国学大架构是可以完成的，它是一个跨学科的，这个大东西怎么形成值得探讨。

    最后建议做好两个前沿探索工作，一个是国际需求研究前沿，一个是国内需求前沿，刚才罗曼诺夫先生提出的这本书这就是国际需求前沿，我们做这行就应该把握，否则做也是白做。第二是国内需求前沿我们应该了解，两眼一抹黑也不行，而是要求我们长期参与其中观察客观立场，无论是学术机构还是学术媒体谁做了两个把握就赢得了主动，我就汇报到这，谢谢大家。

   

    卡萨齐：非常感谢朱教授的汇报。下面请澳门利氏学社赵仪文。

   

赵仪文：

在手册第9页原文是翻译的，翻译的就是原文。这个学术会议的主题在表达上有一些演变，现在我们的主题就是汉学与跨文化的交流，以前都是这样，因为这个缘故我自己也改了论文的标题，我们可以说跨文化交流，经过汉学来谈跨文化交流，再加上一些反思与挑战，由于这个缘故我可以省略很多已经被别的学者所谈到的问题，我会偏重于我自己比较重视的几点。首先我发现没有一个学者能够提供给我拉丁词的来源，在哪本书制造的，哪本书出版的。在（英文）书里面也没有提，那个时代的语言就是拉丁文，或者是欧洲的学者们自己用的词，但是这个词有问题，从外国的角度研究问题。有很多学者认为汉学、国学或者是汉学与中国学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省略一下。

    有关汉学的历史大体上说有两个大的时代，第一个时代是耶稣会的时代，第二个时代就是19世纪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这两个时代之间的区别有一个现象出现，汉学首先所碰到的问题是一个跨文化的危机，在18世纪初1705年-1712年当时派遣了一个代表到中国朝廷要求一些事情。耶稣会在中国并没有十分了解祭天、祭祖的意义何在，在100年以来都偏重于祭天，实际上孙尚杨博士说（英文），他在文章里特别强调，包括利玛窦在内没有十分了解祭祖与宗教的意义何在，在18世纪的欧洲看这些祭祖、祭天是过分的，理由是18世纪宗教学还没有发达，所以这些祭祖、祭天在某些汉人的传统当中是老百姓所保存的。这个危机影响了欧洲的思想，我们可以说（英文）这本书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欧洲哲学思想的发展，这些时期是应该注意的。耶稣会解散以后慢慢平静，但是那个时代又非常混乱。1814年在巴黎第一座汉学与满洲学的法兰西学院成立，同年耶稣会也恢复了，所以很奇怪，一个时代结束另外一个汉学的时代开始，所以在第二个时代也是在第一个时代还没开始就开始了。有一个人带来了年轻的中国学生到法国去，这个年轻人开始跟当地学者有所交往。后来一个意大利人也建立了一个研究室，在1732年建立的到现在还存在（英文），所以这些方面中国在欧洲汉学也有直接的影响，在19世纪有很多伟大的汉学家，我们应该佩服他们的学问，和朱教授刚才所讲的一样，包括（英文名）他们从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古代的现象。我把我的结论念一遍，（英文）。

   

    卡萨齐：下面是以色列中国中心艾里克。

艾里克：

（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