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汉学大会2009——文化对话与当代汉学

时间：2009年10月30日

地点：人民大学

  

主持人韩经太：这一场的前半段会由我主持。现在第一位请瑞典的杨富雷先生发言。

   

杨富雷：
（英文）

主持人夏维明：非常感谢教授提到那么多有意思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精彩的发言。

   

主持人韩经太：下面我们请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先生发言。

  

 
詹福瑞：尊敬的主持人，各位先生，很荣幸能够参加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而且给我发言的机会。

我今天发言还是这个主题，汉学跟文化对话。汉学的发展已经很长时期了，按照一般的说法，有所谓的邮递汉学，有所谓的传教士汉学，这是在17世纪以前和17世纪以后，到了19世纪有了学院派的汉学。到现在除了学院派的汉学以外，还有中国学的概念。其实这些概念有它的一脉相承性，也有它的变异性。限于时间关系，我想对这些问题，因为前面已经说过很多，我不再一一地辩解。

第二点，对话是基于什么对话，我想谈三点我的认识。

对话首先是基于原典和文献的对话，在汉语学里面首先是基于原典和文献的对话。这一点汤一介先生在9月1日召开的中国学研讨会上，特别强调这一点，对于中国的了解，对于汉语学的发展，都必须基于在原典的基础之上，没有原典，也就没有什么汉学，这一点和中国人从开始就重视文献的传统是有关系的。

从这种情况来看，我们现在的汉学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障碍仍然是原典的问题。虽然有很多汉语学家，把中国大量的原典文献介绍到海外，使这些汉学家能够了解中国最基本的这些文化，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汉学的原典，也就是我们传统的文献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翻译，这是阻碍我们现在汉学发展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不管对国外也好，对于中国也好，就是要把原典的翻译作为发展汉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这点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现在的翻译里面，也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原典的理解问题。对于翻译界的人士来说，同一个版本，可以翻译出不同的著作，可以带来不同的理解。这也是目前我们现在对原典的介绍和翻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这个对话应该是基于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对话，我们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它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如果这个文化是相同的，就没有什么对话可言了。如果价值观是相同的，也就没有什么对话可言了。正因为有这种不同文化的差异、不同价值观的差异就需要有对话，对话是建立在了解之理解之同情的这些基础，这也是汉语学从17世纪发展到现在以来，一个很重要的传统，那就是从了解到理解。我们看研究的汉学家，在整个西方社会里，对中国是最为了解的，就是因为他读了中国的著作，读了中国的书，对中国不仅有了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理解了中国的文化，理解了中国的这种价值观，这样才使他对中国的研究才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更切实的同情。

第三，这种对话应该是建立在和当代对话的基础之上，就是读古人的著作，最终还要回到当代来。就是说汉学既有他的历史性，同时也有它的当代性。从我个人简陋的了解来看，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理解，对古代历史文化的理解，多于对中国当代文化的理解。这里面包括对中国当代学人的理解。比如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现在中国也有大量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但是实际上从西方汉学家里面可以了解到，对这些当代学人的了解，还不是很普遍，还不是很全面。

刚才我听到前面有一位先生发言，说到这个问题，对当代文化，对当代的了解里面，必然要涉及到当代的政治和权力的问题，当代的政治，或者说当代的权力，会影响到当代的学术吗，这点我们不必讳言。但是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研究学术上真正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所以从这种研究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主流文化的影子，但是也有大量的著作里面看不到这样的影子。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学人对学术这种独立的思考，这点应该引起国外汉学界高度的重视。

这是我讲的对话应该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一个是对原典和文献的认识基础，第二是对不同价值观的理解和同情之上，第三是基于对当代文化、当代学术研究的理解和了解上。

 第三点，我想借这个机会做一个宣传，讲一讲中国国家图书馆。我们中国国家图书馆正好在9月9日建立了一个“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也是9月9日揭牌。我们也来了一部分汉学家，参加了这个揭牌仪式和国际研讨会。这个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的建立，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之上，我们现在研究国际汉学的人越来越多了，从中国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有了这样的学术机构，或者是一些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还没有一家能够集中地搜集海外汉学或者是中国学的文献，还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令人满意的文献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就承担了这样一个任务，因为它有这样的责任，也有这样的便利条件。这样就为我们海内外汉学的研究和汉学的交流，我们希望能够搭建一个平台，给各位学人提供一个文献咨询的机构。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因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它是为我们立法与决策提供服务的一个机构，它也为中国现在的政府了解国外是如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的，如何理解当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政治不能再关起门来，应该开放，要听听不同的声音，看看不同的意见。也是基于我们这样的两个认识基础之上，尽力这个文献中心。

现在这个中心已经揭牌，已经开始正式服务。所以我也欢迎海内外的各位汉学家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光临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我们愿意给你们提供很好的服务，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建成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图书机构。

   

主持人韩经太：谢谢詹福瑞馆长的发言，他的发言代表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为中国国学研究和世界汉学研究提供支持的决心。也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对话的基础，鄙人很受启发的一定是，凡是对话都是建立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文化差异，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就不存在了。下面请另外一个主持人。

主持人夏维明：下一个发言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大援教授。

   

任大援：主持人，各位同仁，我非常高兴有这次来学习的机会，我自己发言的题目叫从中西交通史到汉学研究。

因为我们的主题是汉学和文化对话，上一节谈到了很多关于双向解释的问题。我自己考虑文化对话这个命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中国的宋明理学家，他在分析对象的时候，有时候喜欢用佛学的用语，叫做灯镜之欲，我自己念书的时候做过实验，拿一个蜡烛放中间，两边放两个镜子，这边的镜子照到了那边的镜子，你看的话，会吓一跳，两边都是无穷尽的镜子。理学家管这个叫做灯镜交光，重重无境，也把这个交换互射互融。现在我们叫跨文化，一跨好像这两个有断裂一样。但是实际上正像是灯镜交光，是互射互融的过程。我是用这样的立场来看，我们所谓汉学、国学、中学和西学的对话。

如果从汉学的角度来看，我自己这篇文章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通过汉学来看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发展。我自己的观点是，我觉得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汉学的研究，不是为了研究汉学而研究汉学，不是为了告诉中国人汉学是什么，而是为了利用汉学为自己服务。我认为近代中国人对汉学研究的历史，就是近代中国的学术自己发展的历史。我是这样看的。

这个发展的历史，我把它归结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第一阶段叫做为了国学而关注汉学；第二个阶段叫做利用汉学而发展国学；第三个阶段叫做国学研究中的会通与超胜。我把近代以来，当然前两个阶段距离非常紧密，后一个阶段，就是80年代以后，中间因为有一个断裂，这是有一个历史的原因，我就分别简单阐述一下这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所说的为了国学而关注汉学，我指的主要是近代的所谓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现在我们的学术名称一般已经不用中西交通史这个概念，而用文化交流史等等，但是我觉得中西交通史这个概念反而特别好。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中西交通史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理国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胡适是讲整理国故的一个鼓吹者，但是我们过去对胡适整理国故的理解，就好像是钻到故纸堆去研究而已。但是胡适讲的整理国故是什么意思呢，胡适在发表整理国故的观点前后，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叫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他为什么谈到整理国故的时候，要谈到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因为他认为汉学家的整理国故是用了科学的方法。但是这个科学方法是从哪来的呢，在胡适那个时代，在蔡元培那个时代，他们恰恰看到汉学是方法非常好的来源。

这点上蔡元培说得更清楚，他说西洋发明的科学当然用西洋的方法来试验，他说中国的这些材料，中国固有的材料能不能用西洋的科学方法来研究研究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距离在哪呢，我们现在的距离是我们有一大堆材料，但是我们没有好的方法，因为蔡元培游历欧洲的时候就发过这种感慨，他说你现在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地质学，中国人没研究，李希霍芬他去研究，我们中国的宗教中国人还没有全面研究，有一个荷兰人就写了大厚本子的中国宗教。我们中国的考古，我们自己还没有研究，没有人知道什么是考古，但是有些外国人就研究。我们中国的美术、地理、藏学、蒙古学都是我们中国的东西，但是我们中国人都没开展研究，都是西洋人开展研究。这对他就是一个刺激，他说我们有这么多的材料，我们何不采取西方人的方法呢。所以在整理国故的理论中，就有一个近代人受了西方的刺激，要用西方的方法来整理国故。他们用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来吸收西方整理论。有一些代表人物，他们这些人虽然好像做中西交通史，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但是实际上他们非常注重看看中国在方法论上有哪些缺点。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张星朗，他说中国人有一个缺点，就是光看书本，不做试验。中国人研究了半天，很多人研究，写了很多文章，德国的调查队到那一考察，就考察清楚了，得出的结论中国人也信服。所以西方人做学问不单靠书本，他有实践的方法。中国人做学问是自己做学问，而西方人办刊物，学问一下交流开了，所以促进了学问的发展。

不仅是张星朗，包括陈源，包括冯程军，比如冯程军（音），他看起来是翻译法国的著作，但是他做注释。如果我们研究西域研究史的历史，冯程军在做注解的时候，实际上就做了西域史。他从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来的。

所以我举这两个例子想做什么呢，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不是单纯为了研究中西交流，而是学习西方的方法论。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利用汉学来发展国学。因为我们知道19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欧洲为主的外国有很多探险队、考察队，他们到亚洲腹地探险，到中国的西域探险，也到新疆去探险。他们在探险的过程中，就贯穿李希霍芬的思路，但是不仅仅是单纯研究山川地理，包括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宗教学、艺术学等等方面，而在这些研究的过程中，就产生了后来的所谓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方志学、考古学等等。而中国的学者，因两种方式跟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西方探险家展开合作。一种方式是直接参与了探险队，比如中国早期的考古学和西域学的研究，就有一些中国人参加了考古队。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对西方人探险和考古的成果进行整理。这里特别有名的就是简牍学，我们知道中国的简牍学是王国维、罗振玉这些人，王国维、罗振玉通过西方人发表的成果，就出版了《流沙坠简》这个书，但是他的书就成为真正的学术成果，如果没有西方人的考察，他拿不到这个东西，但是他们自己不会考察，他们自己会研究。所以他们就利用汉学的材料进行自己的研究。

所以我们说中国近代以来的新的一些学科，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方志学、考古学，都是大量地运用了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西方欧洲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表现形式上是汉学，实际上是为中国所用。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中国近代的一批学者，从罗振玉、胡适、梁启超、陈源、刘半农等等这些学者，实际上他们都是非常善于利用西方学者成果的人。所以第二个阶段我就把它叫做利用汉学发展国学。

 可是第二个阶段过去以后，中国由于历史原因，有了长时间的停滞，所以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了第三个阶段，我把它叫做国学研究中的会通与超胜。会通与超胜是过去徐光启那个年代就说了，当时有大国心理，说咱们一定要超胜，他说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而中国真正对汉学进行大规模翻译的，实际是改革开放这30年，我们大量地翻译了外国汉学家的成果，而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中，就有不断的研究。而且这种翻译也不是纯粹地从西方文字翻译成中文，还有对中国的文献，流落在欧洲的那些文献，以及在中国找不全的文献进行研究。

当然这个过程从60年代就开始的，台湾的一些学者，还有欧洲的学者合作，他们出的《天竺教东传文献》《明清天主教史论丛》，这些看起来都是中文的文献，但是以前没有在中国大量地影印出版，而中国学者也不容易完整地看到这些文献。而这些文献的研究，实际上可以为重要明清思想史研究提供非常重要的资料。看起来也是汉学家做的功课，他们汉学家在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些材料影印过来，为我们中国学者所利用。

另外，就是在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上，现在的西方人，还有我们很多可借鉴的东西，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我前不久到波兰开会，我突然发现，我自己确实也孤陋寡闻。欧洲在鲁汶有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就是把17-18世纪的中欧文化交流史所有的文献无一遗漏地全部做成一个数据库，但是数据库是有下限的，比如做到2005年，2005年以后怎么办，他组成一个队伍，所有进行这个研究的人，都把你最近发现的内容放到这里去。所以我一到波兰，马上加入了这个Service，现在我每天都收到17-18世纪的文献。昨天黄保罗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一个辩论性的文章，只要是17-18世纪中欧文化交流史的文献，不管是著作还是书，我马上在第一时间就知道，这样对我的研究内容就非常好。但是据我所知，中国学者在一些问题上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数据库，这不是在方法论上对我们的启发吗。

 所以我讲，在改革开放这30年，有大量的翻译，大量的翻译对推动中国自己学术的发展也是一个大的推进，所以我说，从近代以来，汉学不是为汉学而汉学，对中国的学术有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主持人夏维明：非常感谢任大援，你讲得那么有意思。下一个发言人是耿幼壮，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

   

耿幼壮（代替读稿）：现在，谢阁兰作为一位汉学家的历史地位已经无可动摇，也无需置疑。不过，翻阅谢阁兰的著作，我们会发现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在那里，严谨翔实的实地考证和灵动飘逸的异邦想象竟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确实，谢阁兰的著作常常难以分类。《中国西部考古记》介乎于游记和考古著作之间；《古今碑录》是基于实录和想象之上的诗歌创作；《画》集画评、画论和中国历史与政治分析于一体；《勒内·莱斯》将自传和虚构混杂在一起；即使那本未完成的《论异国情调》也是如此，虽然有着一个中规中矩的论文标题，却很难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

近年来，谢阁兰“再度”被重新发现。今天，谢阁兰的身份已经不仅是一位探险家，旅行者，外交官和汉学家，而且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关于这个问题，一个经常为人所援引，可以说是津津乐道的说法是，博尔赫斯去世前不久曾谈道：一提到诗歌，法国人总是谈论瓦雷里，乃至夏尔·佩吉，却忘了谢阁兰。难道他们不知道，谢阁兰是我们时代最睿智的作家之一，而且可能是唯一一位能够将东西方美学和哲学融合为一的作家。有的时候，比如在《画》一书的英文版前言中，我们甚至还会看到对于这段论述的绘声绘色的直接援引。问题不在于这个评价是否恰当，而在于后来人们发现，翻遍博尔赫斯的文稿，在哪里也找不到他说的这段话。

如果博尔赫斯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谢阁兰作为诗人的历史地位仍然稳固吗？当然没有问题。那么，作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福柯呢？许多人都知道，在令福柯声名鹊起的那部《词与物》中，福柯通过对于博尔赫斯的引证，提到了一部充满了奇异想象的中国百科全书，并声称《词与物》就诞生于其阅读那个段落时发出的笑声。下面的问题是：博尔赫斯说过这话吗？这回是真的。关于某一中国百科全书的话出在博尔赫斯的一篇文章（《约翰威金斯的分析语言》）中。其中，博尔赫斯提到了“由弗兰茨·库恩归之于一部标题为《中国百科全书》”的著作。不过，在德国汉学家和翻译家的库恩那里，还是找不到关于这一部中国百科全书的文字。所以，这部中国百科全书可能还是出自文学家博尔赫斯的想象。

如果关于中国百科全书的描述完全出自想象和虚构，福柯的历史-哲学著作的基础还可靠吗？我们知道，福柯本人在《词与物》中用了一个很大的段落描述中国和中国文化。如果仔细辨析，福柯关于中国的认识也充满了异邦想象的成分。不过，不同于大部分西方思想家，福柯并不为自己对于中国或东方的“不真实”认识而感到什么不妥或不安。因为，福柯清楚地意识到并试图明确表明，他、博尔赫斯、或者其他西方人的中国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构成——即真实存在与虚幻存在的一种结合或统一。

对于福柯来说，那种可能不那么真实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思想]历史产物。因为，不可能的并不是传说中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存在物，因为它们就是思想的产物，就是历史的构成。相反，不可能的是我们对它们的所谓真实的认识，即所谓客观的，或者基于历史事实之上的认识。历史当然存在，但历史告诉我们的，重要的不是它们是否真的存在，重要的是它们如何成为真实的存在。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先验性，这就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存在所无法逃离的限度。对于汉学来说，可能也是如此。

 

   

    主持人夏维明：我们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精彩的发言！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