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四节，刈间文俊、孙郁、顾彬、彭吉蒂、石江山发言
陈跃红：我们这一节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节。昨天我们讨论了汉学和技术学科的界限，我们也讨论了诗歌翻译的问题，我们也讨论了很多其他的很有意思的问题。今天我相信更也意思，因为今天的话题会牵涉到中国现代文学仍然牵涉到外语和翻译，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而且今天的演讲者都是赫赫有名的做汉学的教授。第一位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刈间文俊教授，第二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孙郁教授，第三位还没有到顾彬教授，第四位是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的彭吉蒂教授，第五位是石江山教授。今天的主持人是我和冯铁教授。
每一位学者发言10分钟。
我们先请刈间文俊教授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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刈间文俊：非常感谢这一次给我一个机会。今天我的题目是无力的叫喊，巴金的《随想录》如何定位。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巴金晚年代表作《随想录》，因为这个作品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代表作，不详细介绍。这个作品是1978年12月起连续在香港大公报的大公园一个文学栏目上，当年的总编是巴金的老朋友。《随想录》在80年代后期在中国出版，这个影响力气非常大，现在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公认为巴金的晚年代表作。《随想录》开始的时候是以一部日本电影《望乡村》开始。巴金的写作随着时间的变化有所变化，尤其是有几个比较关键的时刻，比方说他访问巴黎前后有所变化。他生病几次停笔不写作了，经过这几次关键的时刻，它的内容逐渐深刻。最后到他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为止。这个事情，巴金也承认写作中不断探索越写越沉重。
我觉得巴金是当年最老练的作家，不会那么容易变的。他说变，我觉得可能是表面来看他是变了。我觉得他的所谓变化是因为当年环境导致的结果。所以，我来猜想，就是巴金开始写《随想录》的时候，是否已经准备了比较深刻的剖析，或者说他开始《随想录》的时候，他的用意何在？我通过分析他的总序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巴金《随想录》的总序很短，一共300几十个字。关键是后一半，他一共否定了六个写作方面的内容，我觉得这是巴金的“六不”。他否定了就是四平八稳、人云亦云等写作风格。“我就是不愿意写这样的内容，”如果再加起来第三行“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加起来一共“八不”。可以说成巴金的八不主义的话，肯定令人容易想起另外一篇文章，就是当年胡适先生写的《文学改良刍议》这个文章在文学史上很有名的。胡适也提过“八是”：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其实，这个“八是主义”简单看起来很有意思。第一和第二条提的就是写什么的问题，就是文学的目的或者文学的内容。第三条是重视语法，那就是否定旧文体。否定旧文体以后，留下的问题就是怎样写的问题。所以，从第四条到八条，就是他提倡新文体，就是怎么写的问题。怎么写的问题里，四是不做无病之呻吟，我是想起这句话才联想到这两篇文章的。这样一对比，胡适的八是和巴金的八不有很多的相同内容。
比方说胡适这么说，“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形容描写之。”巴金是这么写的，“这些文字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既无系统，也不高明。”这是写实写真了，提倡这个来否定非常华丽的传统的修辞。不这是我们确立近代文体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然后他提倡了白话为主的主张。胡适的文章和巴金的文章，巴金也完全提了同一个内容。就是凭感觉，用自己的文字表现表达自己的感情。不过，巴金没有提到白话文的问题。当然，巴金的《随想录》总序是1978年12月写的，那个时候当然不存在提倡白话文的话题。不过，我觉得当时巴金写总序的时候，他的文章本身用非常平易的文体写的，他的文章非常容易看懂。我是海外从事汉学教育，给学生选择考题的时候，巴金的文章是最容易的选择。这是巴金文章的本身就是否定文革文体的一个样本。
我还记得我这个年龄的外国人也是首先对毛主席非常熟悉的，对当年的文体非常熟悉，我当时看了巴金的文章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新鲜，当时觉得中文也可以这么写。可以这么说，非常平易的容易看懂的巴金的文章本身就是否定文革文体。比如巴金《随想录》这样的文章，我觉得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还有比方说北岛、芒克他们的朦胧诗也好，还有崔健的摇滚乐也好，那些文字就是凭感觉表达自己的感情，都包含这样的特点。
当时我感觉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到现在可能还保留这样的传统，就是60年的意思。我们日本也还保持这个传统，大家到60岁要隆重一些。巴金开始写《随想录》的时候，我猜他会，或者说他应该有意识地拿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他的《随想录》看起来非常平淡，而且非常简单，随时的感想，随便很自然的记录下来。不过巴金还是非常老练的作家，他开始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五四以来的传统应该恢复。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文学的价值何在的问题。一当然是应该反映时代，不过，我觉得最关键的关键就是怎样描写人描写人的喜怒哀乐。巴金开始《随想录》的时候，我觉得是从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开始的。当年有一些香港的学生批判巴金的《随想录》，“所有的事情都用我的角度来写”。我觉得这个批判非常浅薄。我现在从事中国电影的研究，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拍电影，但是我觉得目前中国电影已经走进一个死胡同，问题就是怎么描写人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很多大片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一切以人为本。
谢谢！
冯铁：非常感谢刈间文俊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个代表新文化运动的巴金。我发现你的发言有个问题，你觉得在国内发表你的第一部分会碰到困难吗？
刈间文俊：当年萧乾给巴金写了一封信让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但是巴金非常有意识的选择大公报，说明还是面临了一些问题。有一篇文章在大公报出版，结集出版的时候只留下标题。你比较仔细分析的话，很有意思。
冯铁：孙郁老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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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我今天讲的跟刈间文俊先生有关系。我是十年前刈间文俊邀请我去东京的时候认识了木山英雄先生。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时一直贯穿着复杂的心理。形成了一个很奇异的参照，到今天其实有好多重要的日本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著作都翻译到中国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木山英雄，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研究非常奇特，在日本学界也极其奇特，很难重复的一个人。他从80年代研究开始冲击了中国的学术界。我觉得他对关于周氏兄弟的研究是很有意味的。去年我邀请他来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他谈了对周氏兄弟研究的一些感慨。他说他研究中国人并不是同情周作人本身，而是为了和周作人一起来承担一种责任，向多数的中国人谢罪。这是许多中国学者当时没有料到的，他说自己从学生时代就喜欢中国的革命，但是他最后又选择了周作人的研究对象。我记得1988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会大家说周作人是汉奸，木山英雄在场很痛苦。后来我们到韩国参加一次会议，当时他们带我们去日本当年法西斯遗迹的地方参观，他回去以后就病了。他觉得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是非政治化的，反政治。可是日本入侵中国以后，他又陷入了一个困境。他抓住了中国在二战期间中国一些比较尴尬的知识分子内心的一些状况，也就是东亚的很多知识分子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但是现实里面使他们的信仰扭曲变形。这样的一种本来非政治的人最后又用一种政治的方式处事，这使木山英雄感觉到了东亚被现代化的过程。
他从周作人又回到了鲁迅，回到当年非常重要的文化漩涡里面来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这期间，木山英雄先生写了大量的关于中国近现代文人，包括当代文人的研究文章，包括章太炎、鲁迅、胡风、启功、李锐。木山英雄先生有一些现代文学的修养，他的文体很艰涩难懂，有一种思辨的东西在里面，又很带有诗化。他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里面，使人感到惊异的就是他对鲁迅作品的把握是很奇异的。尤其对鲁迅《野草》的把握，他知道超逻辑的世界里自己也无法用什么理论体系说明其原貌。木山英雄先生看到了鲁迅思想本然的存在，自己是虚无的却又不安于虚无，活着不是为了亲人，而是为了让敌人感到不适应。鲁迅的这种挫折感，以及在这种挫折感里面抵抗挫折的东西，被木山英雄先生解析得非常深切。他意识到鲁迅的认知哲学除了有尼采外，还有自己的东西。所以，他对鲁迅回旋式的发泄，其实隐含了日本当时知识界自己的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知识界意识到自己前人的失败就在于自己过于自信，以为掌握了真理，于是自我膨胀，法西斯主义也恰恰产生于此。一个国家富强之后容易膨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鲁迅所以刺激了像木山英雄这样的学者，在于一个承担失败的人也能够从黑暗里表现出精神的果然。
在木山英雄以及他的其他朋友看来，日本当时知识界缺少这样的精神战士。而进入鲁迅内心世界的学者，显然与中国大陆的学者的理解是不同的。鲁迅的另一面被遮蔽了，日本人感兴趣的地方恰恰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的盲点。一个作家的文本在域外传播是不同语境下的转换。鲁迅这样的作家，他的理解者在中国也是不多的。木山英雄抓住了这样的经验可以使日本学者获得一种对自我认识的一种参照。
木山英雄和日本其他学者的特点，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多讲。他和其他学者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他个体生命的状态，他作为一个东亚人，带有诗人气质和哲人气质的学者，他深深地把握到了东亚历史的沉重一面，特别是如何超越主奴关系。他研究的同时自身带有一种同感。我觉得这是很多欧洲学者和中国的学者不一样的地方。
冯铁：多谢孙老师介绍一个重要的日本的鲁迅研究专家。我想问一问，木山英雄的著作有多少翻译成中文了，有什么原因？为了木山英雄的治学角度或者是什么原因？
孙郁：这个应当是陈平原先生还有北大几个朋友做的，这些年来一直是刈间文俊先生跟北大中文系有深入的交流。木山英雄引起中国当代学界的注意更多是他个人化的话语，他个性、好玩、智慧、趣味，以及在这趣味里生产了文学研究的一种模式。这个不仅在日本少有，在中国也少有，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参照。
冯铁：我们请彭吉蒂发言。她是香港大学专门研究比较文学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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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吉蒂：
冯铁：请石江山老师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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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江山：非常荣幸跟那么多重要的教授交流。我不是汉学家，我是一个英文系教授。但是我的研究是比较诗学。我的演讲跟顾彬有关系。
我也是用英文了。顾彬说，如果你要了解当代中国诗歌，你得学西方的哲学、西方的美学、西方的文学，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你可能不了解当代中国文学，我的题目是一样的，但是我的研究是美国的诗。我的题目就是如果你要了解美国的诗歌，你也要学中国的哲学、中国的美学、中国的诗学、中国的文学。因为那么多美国的诗人都是知道佛教和道教的。我们中国古代的诗歌对他们有很多的影响。
走向异质文化研究：汉学如何丰富美国文学与批评。当文学跨越国家和文化的界限，文学批评应该紧随其后。今日的中国文学批评家和学者倘若想研究发现当代中国文学的话，就应该学习当代西方的文学、哲学、理论和美学，因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作家从其他文化的前辈那里汲取了很多的东西的同样，汉学也能够教给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很多东西。因为汉学对西方现代化起到了超乎人们估计的作用。也许人们知道，意象派是中国美学对西方文学产生影响的一个例子但这其实仅为冰山一角。真实的情况是，中国哲学和诗学对美国文学界的影响不仅仅在于诗歌形式上，而要广泛得多。冰山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美国作家长期以来将汉学（之各种形式，包括流行的和学术的形式）作为西方现代化的文学及哲学储藏室，然而冰山一直淹没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地方偏狭观念和文化无知之下。如果西方批评希望理解其自身的文学它必须借鉴中国文学批评，变得具有文化异质性，正如它想要研究的文化。
案例分析。重读欧内斯特·费诺罗萨
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将回顾欧内斯特·费诺罗萨的论文《汉字作为诗媒》这个在东西文学交流史上最受争议的文本。借此，我将论证半个世纪以来，传统汉学和西方文学批评由于受到学科限制而未能恰当阐释这个文本。我力图说明这些领域一旦联合起来（同样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模式上），较之其中任何一个，能够形成阅读跨太平洋文学更为优越的方法。
他1878年赴日本东京。（英文）
新佛教/帝国主义
新佛教是产生于日本的佛学运动，它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其提倡者于1892年参加了在芝加哥举办的宗教议会。
冈仓觉三写道：“艺术就如同因陀罗网。反映出整个链条上的每一个联结。如果我们给汹涌的海洋拍一张照片，我们可以凝固住一个海浪在一瞬间内的形状，并把它称为一个事物。然而，这只不过是水在不断的震动。还有更多别的事务也许看起来更稳定，但实际上也不过是有生命的物质在大幅度地震动。”
中道实相：“中”的真实并在于有、或者存在，亦不在于空、或者说非存在，它在于存在主义与虚无主义两个极端的中间。“中”是这两条原则以外的第三条原则地它同时既是“有”又是“无”。这个“中”就是圆道。
这个“男”字是由“田”+力形成的。
试想找一个人，然后告诉他，他是一个名词、一个没有生命的事物而不是一系列功能！”真正的名词，孤立的事物，在自然中是不存在的。事物仅仅动作的终点。
“明”是“日”+“月”。为了得到一个相对确定的名词，我们不得不放弃动词和形容词的词根，来看待被人砍断了与动作联系的事物，比如太阳或月亮。
自然界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与世隔绝的，因此名词化本身就是一种抽象。
欧内斯特·费诺罗萨这样解释为什么逻辑无法成为终极真理的基础，因为它“以单薄为代价换得荣立，以故吏为代价换得精准。”他接着说：“事物并非是孤立的。事物的过程并非是简单的。事物的意义并非支离破碎的……生命是无限的，同时性的。事物的真相不在于抽象的意义，而在于某些掌控着事物……。”
谢谢！
冯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