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黄卓越、胡亚敏、左东岭、温儒敏、陈跃红发言
第一节陈洪主持— 第三组（汉学与中国文学）（10.30）
韩安德：第一位发言的是黄卓越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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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卓越：我今天发言题目叫交叉的视角，中国文学思想研究的展开。
本报告主要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议题。一是在当代的学术语境中重新考量中国文学思想史或观念史研究的状况。二是向大会陈述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研究的一些课题，就是海外汉学与中国文学思想研究的一些基本设想。此处用中文所称的中国文学思想，英文中也有直接的对应语。根据我们的想法它可以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比较正式的中国古代文论或文学批评的研究,属于对超出文学作品之上的理论形态比较明显的思想研究。另一，是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学观念的理论性研究。这些观念是实存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但却为后来的学者从文学作品中发现并抽取出来。
前一部分的研究在过去或目前的中国学术划分体系中比较明确。后一部分的虽然在过去的研究中稍有涉及，但是学科体系划分中的位置是却是含糊的，至少不被明确地包括在古代文论或者文学批评史中的。
近年来在中国国内，随着学术理念的更新，一些文论史、批评史学者，开始注意到后一部分的重要价值，也出现了一些融汇式研究的尝试，由此而出现了研究上的一种新的转机。大家知道，由于20世纪初开始建立的学科划分体制，在中国对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古代文论和批评史的研究一般是分门而立的。学者至今有一定的分工，其中在我们的文学史撰写上，一般是不纳入批评史这样的内容。同样在文学批评史，尤其是后来古代文论史撰写中，关注的是那些理论性比较明显的文本，甚至越是理论化比较强的文本越被赋予了比较高的地位。这种分别意识带来了许多的问题与局限。其中之一，正如我们看到的，文学史被看作是一个没有批评前景与批评反馈的，只是文本自生自灭的行为过程。而批评史也被看成与文学史及其语境相隔绝，在理论话语中自讨生活的一个单一序列。这是完全不符合文学发展事实的，也对各自学科推进造成了重大障碍。正是有基于此，最近十几年来，学者尝试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其结果就是同时促进了两个领域的研究，并获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
就此而言，用文学思想史的概念来表示两者共有之处，应当是一种颇具开拓性的想法。当然，这也并不等于说可以消除两个学科之间的界限，让文学思想史，或者文学观念史的研究来覆盖替代所有的文学史研究。就我们这个课题来说，基本上定位在理论与批评的侧面上，同时也会附带的容许对文学作品中蕴含的理论与批评要素的研究，以便在设计思想上，与当代正在推进中的学术理念靠近。
在中国以外由于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对二者研究中的分化和综合处理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比较而言，东亚有韩国、日本在公元10世纪以前就开始关注中国的文学批评，或直接运用到他们自己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中，或融合到自己的文学书写中。当然在那么早的汉学形态中，这种综合应该不是基于严格的学术意识。
西方各国与中国文化接触的时间晚一些，因此对中国文论的关注也相对晚于东亚诸国。总体来说，西方的汉学研究更多偏向于对文学史、文学作品的研究，对理论要素的关注，也是更多从作品本身获取。我想这可能与西方，比如说英美各国的汉学学科建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也有许多学者转向对中国文论、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也开始关心作品与理论意识批评意识之间的关系，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西方汉学界这一转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正是因为增添了这一向度上的研究，才使得对文化的考察具有了多层次的视野，并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目前我与我的学术同伴正在执行的一个项目是教育部2008年的一个重大基地课题，按照我们的设计，是比较全面的展示海外汉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广泛涉及世界各国的研究。为方便操作起见，大致又将这一课题分为欧洲、东亚、英语地区三大部分，最终也会以三大卷出版。我们的目的是全面盘点海外研究中国文学思想的实况，其中包括传播、翻译、注释的情况，各种类型的研究特点等。其次要搞清楚海外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与海外汉学研究的关系，由此进一步推进到对这种研究与海外各国研究的深层知识化与模式，及其民族文化定位之间的关系考察。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了解海外研究与中国本土同类研究之间的互动情况，及各自在研究模式上的差异。
虽然这之前也有国内外的学者在这一领域做过积极的探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经验。但是真正的比较全面深入的面对这一课题的时候，我们依然感觉到来自于诸多方面的挑战。由此我们也希望在世界汉学大会期间，能与各国学者专家，也包括本国的学者专家就这一课题进行交流。希望大家对我们的课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最后，像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或中国文学观念史研究，或者是流通更广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古代文论史等学科性概念，在中国本土的语境中在界定上不是十分确定。比如在中国十分通行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就与国际上流行的英语说法有含义上的区别。但我想每个称呼下面都会蕴藏着一种思想上的选择，并且与现当代学术理念上的变化有密切关系。至少不能将这些概念混同起来看待。对于这一问题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讨论。
韩安德：第二个发言人就是华中师范大学的胡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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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亚敏：我发言的题目就是要坚持差异性研究。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题目？我自己觉得现在有一种趋同性的焦虑。现在在器物上，因为全球化，包括我们的服装、建筑，还有制度层面，在经济模式上，包括我们学者提问题和运用方式上，我们的问题基本上包括五四以后的很多问题，启蒙啊，我们现在的文化转向，我们日常生活审美化都是从西方过来的。所以我有一种趋同性的焦虑。
同时，我们搞比较文学的时候也发现，就是有很多的断言也按照西方的标准。比方说中国有没有哲学？说中国没有哲学，但是有思想。这一观点被很多人都接受了，我们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就是没有思辨哲学。包括悲剧，钱钟书是我们最尊敬的大师了，但是他非常武断的说，中国没有悲剧，说中国人内心缺乏一种内心冲突。而且说中国的结构，他用了一个很幽默的话，说中国的结构不是一悲到底，是五花肉，半是悲剧，半是幽默，半是戏剧。
还有史诗，特别是王国维先生说，正因为中国没有史诗，所有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不必过分自豪。为什么没有史诗，他说因为缺乏叙事性，缺乏崇高性。
这些观点，我们过去也是认同的，现在我们也学了西方的后殖民主义的这些东西以后，我们在反思，从民族性的立场上来看，这是一种以西方为标准和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一种权力模式。我们不能完全按照西方的一些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化。而且我们这样的话可能会丧失中国文化的一些独特性和中国文化的优势和特点。
这就是我提出问题的原因。
下面我讲一下要坚持差异性，当然不是说完全和西方不相干，实际上以西方为参照，两相比较的时候谈出中国的特点。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谈10分钟也不清楚。
以下共有四点。
第一，认知模式上，我觉得西方还是一种主观和客观的认识和被认识。而中国，我提一个词，叫做体认。我们是用心在认识世界，是全身心的体验。我们对世界、对作品的把握是一种心领神会的，是全身心的感悟。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很多理论，我们很多人讲究“悟”。你要悟出来，自见其趣，自得妙理。而且悟是不可能言传的，如果言传就很糟糕了。
第二，具像性。我自己觉得，特别是中国古代文论，都是用很美妙的，很丰富的一些感觉描述出来的。一个是悲慨，一个是冲淡，一个是典雅。什么叫悲慨，大风卷水，林木为摧。什么叫做冲淡，饮之太河，一鹤独悲，有一只孤独的鹤在天空中飞。什么叫典雅？百灵初啼。给我们一种审美的感受，但是你要像西方一个词说十三个意思，我们没有。而且很多哲学是用寓言来说的。这也是跟西方不一样的。
第三，整一性。为什么不用整体？整体是有部分和整体的管理，整一是不可分的，是一种混沌的状态。中国要分得很细的话就很难分了。所以庄子《应帝王》就说了，人皆有七窍以视听视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就是太分明了以后，帝王就死了。中国很多因为具像性带来的，要说一二三四很难说。
第四，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循环互补的，跟西方的否定之否定不一样。它看起来是在转，看起来在运动，实际上是停止。所以我们开玩笑，要是一个汉代的人到了清代复活了，可能还是孔子，就是说孔子还是一个伟大的人，伟大到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取代他。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好事。
还有阴阳五行，实际上就是一个循环，相生相克。
最后说明两点，第一点强调差异性，不是否定普遍性。我自己觉得，特殊性是存在于普遍性之中，而且特殊性是可以体现普遍性的。比方说我们对自然的亲近，我们的向善。我觉得都是在特殊中可以体现的，没有特殊性也就没有普遍性。
第二，我觉得对差异性的反思，不是说我们的差异性都好。比方说我们的具像传统是只能言传的，不能传授。
还包括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否定性的反思。这也是需要我们以后要注意的。
韩安德：第三个发言人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左东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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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岭：我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的陷井。这个题目是去年写的一篇文章，主要是由于我们现在研究条件方便了以后出现的问题。现在计算机使电子文件使用非常方便，同时又有规范化和技术化的强调。最近这些年的学术研究跟以前相比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过去搞统计，如果谁能统计出一个字在文献里出现多少次，就觉得学问很大。现在不用了，几秒钟就可以搞定。另外，文献的检索和使用抄卡片，谁要是抄了5000张卡片可能学问很大，现在可能两天做完了。
但是，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像刚才胡老师说的问题，技术化、规范化最后导致了模式化、单一化、僵硬化。也就是说导致了我们文学研究的琐碎化。过于技术化的模式追求，就大大减弱了文学研究最为重要的特性，从而使古代文学的研究在规范化的同时失去了创造形式上的生动性。
规范性和创造性，技术性和生动性就产生了非常强的对立。目前，我最总结三个方面，不展开说了。
第一，技术化的客观性讲究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现在我们好象很多人都变成了工匠，都在那儿堆资料检索，很少造成像王国维这样有独立人文思想的，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提供了一种学术典范。现在我们的专家工匠味更浓厚一些，他只是进行一些技术处理，丧失了人文追求。
第二，考据的技术化倾向。我们现在只讲究一个材料的来源正确，其实，更多的是靠思辨认识材料的。我这么多年一直做文学思想史研究。同样写一封信，不能说这个信是袁宏道写的就没有问题了。比如三封信，他辞去县令的时候，有给上司写的，有给妻子写的，也有给同行写的，他会表达不同的思想内涵。到底哪一种信是表示了他当时的想法？这个计算机解决不了，必须要看他当时生存的条件，这信给谁写的，怎样写的。他当时写了七封辞呈，都说有病。但是辞职之后就出去玩了。所以必须靠学者的思辨，然后折中中和最后才可以得出结论。
现在我们的研究，有的时候看起来非常的扎实，比如用了十条材料，而且都引证了很长，可能最后不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就是理性思辨的缺失。
最后，更重要的是研究证据的臃肿和可读性的丧失。现在古代文学研究，很多人慢慢的不爱看了，一个是许多人写的都一样。另外引证太多了，博士论文，有的教授写的著作一写七八十万字，大量的都是引证的材料，三五句话一串，然后又是大量的引证材料。现在不用抄写了，可是他把这个痛苦转嫁给读者了。现在我读博士论文就很辛苦，他引证七八百字。你读了以后很痛苦一晚上睡不着觉。
但是我们现在的评价体系有问题，很多博士论文的评语说材料扎实，文献丰富，这样一来，我们每个人都不丰富了，满脑子都是材料。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能不能好好说话，这一点现在很难做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包括港台的一些学者研究，我觉得最后弄得索然无味，就是把文学研究弄得很没意思。
最后，我想我们如何写得有点意思来？就是说我们技术丰富了，处理材料方便了，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转到思想、思辨，讲到文学论文写作的流畅生动，最后把它变成一种非常令人喜欢读的研究。
当然我们的研究是多侧面的，有的是纯粹搞材料研究的，可以写得板正一些。但是不能都是这样。更个性化、多样化一些，而不是模式化、统一化。
韩安德：现在是北京大学温儒敏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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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我提供的论文是讲文学研究里面的汉学心态。我提供了以后心里直打鼓，他们都在研究汉学，我说的是汉学心态。做一点说明。
前两年我发表过一篇文章，讲汉学心态，后来引起一些议论。本来做学问各有各的路数，非要过多的评论吗？不过我讲的汉学心态提法已经引起一些误解。我今天澄清一下。
首先，我没有否定汉学的意思，汉学非常值得尊重，很重要，也是我们本土借鉴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资源。我只是说我们自己做这个学问往往不是借鉴而是套用，那种心态有问题，有点盲目的崇拜。我主要是讲这个问题。
所以，第一个不是指向汉学，是批评我们自己。其实，大家都知道汉学在西方并不是主流学术，但是最近几年有点变化，但也是不是很大，有限的变化。汉学有一个特点，基本上主要面向西方读者的。而且它的知识背景主要也是以西方的知识背景为主的。所以，应该说它非常有它的特点，有些学问作得很好，很扎实。我们看了汉学的一些文章，有时候觉得非常有意思，很有它的特点。但是这种特点，不等于成为我们本土做学术的一个标准。
上午有一个李学勤老师引用王国维的话，说学无中西。这是一个大师层面的，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还是学有中西的，特别是人文学科。我说的是一种反思，是批评现在的跟风。现在的有些研究者，我说的主要是现当代学者，有些学者对汉学特别是对美国汉学过分崇拜。对美国汉学又对那种华裔出身的，他到西方以后受到那个教育做的汉学，过分崇拜。乐此不疲，我说这个心态有问题。
可能有人说现在都是全球化了，学术还分什么国界？我想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有时候可能不考虑这个东西，但是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还是要民族性，还是要讲个别性、差异性、独特性。
汉学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人文学科，它的理论方法，它的研究动力、动机都离不开西方的学术背景。用时髦的话来说，有它的学术谱系，所以不能完全地拿过来作为我们的标准。这样讲，就是身份有问题了。
一味的逐新，现在学术界是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一些西方的东西介绍进来，特别是现当代文学介绍进来之后，大家一味的模仿，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果模仿成为了风气，成为了一种标准，一种心态，甚至左右了我们研究的发展，这就需要检讨了。
打一个比方，本来应该是时装非常美，刚刚出来大家都很习尚。结果大家都纷纷模仿，大家到大街上都撞衫了。没有意思了。
前几年美国有一个汉学家，也算是我们的朋友，他提出来一个压抑的现代性问题。对他来说很有他的道理。但是进来以后，现在从老师到博士生遍地都是一片压抑声。
我特别讲到仿汉学不可取，它不是模仿，完全是仿制。看上去很别致，再琢磨里面有毛病，就是缺少分寸感。如果有的汉学家写出来的文章有点隔，我们能够了解。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文章，像外国人那样很隔，甚至有些文章连那种文风和技式都好象翻译过来的文章，而且是拙劣的翻译。他是可以写成通顺的文章的，故意的搞成像翻译。所以，我建议你在这个屋子里面念这个文章，让你的女朋友到隔壁听，像不像人话。
我的意思是不要简单的克隆，应该有自己的投入和理解。这几年为什么出来这样的风气，因为有些汉学介绍进来可操作性很强，他就是用一种理论解释一片的现象，他解释得很别致，很新鲜，也能够自圆其说，但是不能进入细部肌理的感觉。甚至普遍的追求可操作性，这方面容易出活儿，就造成了这样一种风气。
我讲的意思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警惕，应该对汉学心态和仿汉学的风气有所警惕。
特别是近些年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关于现代性研究的问题，本来现代性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大家已经搞腻了。大家一看到这个词已经平面化了，没有感觉了。类似于五六十年代讲阶级性，什么都讲阶级性，最后阶级性也被化解了，类似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借鉴汉学家是很好的，最好能够有一份自觉，保持一种情形。特别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不要刻意的翻新。
还有一个泛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很好，泛文化研究不好。什么东西都用文化研究一打发了。我们中文系出身的人拿手好菜就是体认，就是感觉感悟。前几年借译式解读，本来现象很复杂，抽其中一点，作为一个高度浓缩的象征的东西，然后就把这个文章打发了。这个文章很好做，但是现在有点成了风气。
泛文化研究，我觉得不可取。
第一，我们要尊重汉学、引进汉学、研究汉学，但不应该把汉学当成本土的学术标准。因为它有它的特点，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学问，但问题的发现、问题的建构和方法的选择都应该建立在自己的扎实的研究基础之上。现在仿汉学的风气跟那种汉学心态是有关系的，我觉得是缺少学术自信的一种表现。
现在连经济、科技发展都讲自主创新了，何况我们讲民主精神建构的人文学术研究？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理解为我参加这个汉学会议是唱反调的。一点不是，向汉学家学习，大胆引进认真研究，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模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学术自信。
谢谢大家！
韩安德：北京大学的陈跃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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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跃红：我不知道温老师来开会，所以，我的发言基本上跟着温老师接着讲。我的题目是学科界限与跨文化方法。
尽管大家都用跨文化的方法，但是学科界限还是不太一样的。
当然我也知道在这样一个比较崇尚非本质论的学术语境条件下，一个人要从学术的价值目标，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的关系上区分学科之间差异性和联系，肯定是有点吃力不讨好。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好象还不能到达可以一律的抹平知识差异的时代。我们现在的学术主流还是各司其职的专业圈子，所以，我觉得也还是有一定的意义。
这个问题怎么样引起来的？主要我自己也在国外跟着汉学家学过，也和国内有关系。特别是最近几年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得比较多，而它的一个方法学的重心就是跨文化研究。这就把大家都以跨文化对话为主要方法论的比较文学和汉学纠结在一起了。有人把两者放在一起，有的说是隶属的关系，有的说是范畴大小和包容的关系。总之，他的意思是比较文学也罢，汉学也罢，研究方式是研究理论或者是文本的履行，所以两者之间大同小异。
怎么样区别？比如今天刘小枫演讲的时候，他对华人留学变成对方的教授，他说他是华裔汉学家。我觉得他们充其量是比较文学家，他们和文化非华裔的研究者有一些重大的差异。为什么这样看这个问题？大家从19世纪以来的各种现代学科，它的生存史，和它在全球的播散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汉学前面一定要加上一个前缀叫国际汉学。比较文学也是一样，它们产生的历史都是产生于欧洲西方的现代学科语境当中。所以历史上主要还是属于西方化的学科。至于说后来向中国的引进，各自的命运是不太一样的。
正如温老师刚才说的，西方汉学或者说今天流行的国际中国学，它的成果是我们需要利用、借鉴、学习的。这种研究是研究之研究。就学科本身而言，我们不能研究古代文学的人，也视自己为汉学家，比较文学的人也称自己是汉学家，或者中国国家学术的研究者称自己是汉学家。
这显然是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哪里？不能因为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和方法有异质性，就把学科混同。实际上一个中国人研究的是自我，一个外国人他研究的是他者。所以他的价值需求和学术目标和问题意识都有一定的区别。但是我说这个本质上的差别，不是说意识文化的差异性的绝对差别，而是由于各自的国家文化的学术促进他的命运，比如说中国近代的命运，它的价值方向，因出来问题意识的不同也会造成研究方式不同。
我记得一些年以前在欧洲开汉学会议，跟汉学家交流，我们在一起讨论殖民主义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批判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没有殖民主义，但是在一些汉学家来看，他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主义，当然他提到蒙、疆、藏。这就是价值观念问题。
我们上周在澳大利亚开了一个跨文化的会议，对方说你也要换一个立场来看。他说我们是中华中心主义，你们包含的就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心态。那就是我们不仅是殖民主义，我们也是帝国主义。同样是研究中国古代汉学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就是我所说的学术促进，价值方向，还有就是你追求的问题意识。我们要解决的是中国近代的自己遭遇。
比较文学就不一样，比较文学和汉学区别在于比较文学没有一个像中国的国家学术，和国际汉学对应的东西。我们是一个引进来的学科，但是有一个框架和研究的范式可以拿进来。但是对于中国的国家学术来说，你学习对象的主体当然是要学习汉学。
我们整个研究的框架必须要结合自己的文化促进、价值目标和问题意识。基于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近现代的遭遇，我们突出的问题是跨文化对话当然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宿命。但是在突出这样一个问题意识和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区别自己的价值立场和他者的价值立场的差异。我也是做比较文学的，但是我们要做比较文学，绝不是反对19世纪以来的西方各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我们恰恰是重建自身的民族文化或者说地区性文化，使它在现代社会里面取得一个研讨讨论的平等地位。使自己能够从容自信地加入到当代社会的文化讨论当中去。
学科的界限还是能够划得比较清楚。中国借鉴利用的态度和分寸，也是应该有所把握和有所区别的。
韩安德：大家可以提两个问题。
提问：海外的中国文论，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我们11月份在成都要开一个中国古代文论会议。我们最近这十来年一直在关注英语世界的中国文论。
陈洪：你提的是两部分，一个是国内关于中国文学思想分支情况，第二是海外对中国文学思想的研究。我不知道你所说的海外对中国文学思想的研究，是指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学思想所涉及到的批评理论和创作呢？还是它也是他们打成一体之后的那个研究？因为在我孤陋的视野里面，海外打成一片的研究，能不能有一个足够的份量？你刚才说的都是文论的研究。
黄卓越：中国形成能够跨越性的这样一个概念，实际在西方的发展不是这样的，西方尤其是英美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为主，他没有中国古代文论的教研室，没有古代文论的专业。所以说这些学者基本上都是从古代文学出来的，从这个学科当中延伸出来的。而且他们是以古代文学的研究为主，以古代文论的研究为次，文论的研究是比较后面才产生的。而且如果历数一下，他们的人也不是特别多的。我们的观念，如果光研究文论就显得比较窄了，因此我们也想从这两个部分里面都抽出。
陈洪：我的意思是你的研究对象是不是海外的，我们现在说已经融通的中国文学思想的研究？融通的，据我所知不是太多。
韩安德：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问一下陈跃红先生。您觉得汉学与东方学是什么关系？比较文学诞生本身与殖民主义有内在的关系，您怎么撇清这个关系？
陈跃红：东方学是一个西方命名，比如说埃及学、阿拉伯、印度学，但是汉学好象没有列入东方学这样一个大的范畴。所以东方学当然有殖民主义的背景，但是汉学不完全是这个问题。400年的、600年的最近200年、最近100年的中国研究，里面的情况非常复杂。特别是汉学里面还牵扯到日本、印度。所以，钱钟书说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的放在东方学里面，甚至放到近东西和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