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六节，陈洪、张汉良、赵苗、陈昌明、陈黎保发言
黄卓越：我们第三节现在开始。我和石江山教授一起主持。下面由石江山教授主持。
石江山：我们第一位发言人就是张汉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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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良：我是在第四小组汉学与汉籍传译，根据这个小组的题目做了一个文。这跟中国文学没有直接的关系。
受到20世纪初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西方汉学家逐渐开始注意先秦典籍中的语言符号内涵。而透过现在逻辑与符号学的观点，与古代中国对话。发其端者是波兰汉学家（赫米耶列夫司基），他在1962年出版的期刊《东方研究》26卷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所讨论的学者包括名家公孙龙和墨家。赫米耶列夫司基指出中国哲学是说服性的，而不是论证性的。他所用的描述词汇来自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修辞论著。很显然他希望透过一套描述性的投射语言，或者说原语言重新来规模先秦哲学。这套投射语言落实在西方的修辞和逻辑论辩传统中。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组和修辞论组所探讨的两种和语言有关的学科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实源出于伯拉图早期的对话录，它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20世纪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还可以看出这个议题的敷衍。1980年代美国学者（斯莱尼），指出当代文学批评有两模式，一个是论证，另外一个是说服，可以说是显例。
这段简单的历史说明了我们在阅读古代典籍时无法脱离当代的观点。而这个当代观点借自西方，但又可以上诉到西方古代的传统。
先秦符号和语言思想所引发的课题很多，我就我个人研究而言，分成两方面。
第一是名实之辩这个逻辑议题。第二是哲学对话这种文类。从逻辑语言学的观点重新检讨这些课题肯定会有新的发现。当代中国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以及对古代修辞和西方修辞的平行研究，都有显著的贡献。古代典籍和现代符号学及文类的关系随着符号学兴起和发达展现新的面貌。
第二，哲学对话这个文类是非文学的文类，或者虚伪戏剧。然后其展现语言，或者语文应用的某些基本现象，晚近研究方法吸取语用学以及修辞学的营养，对言谈参与者的主体性权利关系，以及对真理的掌握皆有所发现。先秦诸子论辩多使用主客问难的方式。在庄子与公孙龙的作品中尤其明显。这种问答方式与西方同时的哲学对话，同知识论和语用学的观点来看可以说遥相呼应。
上面这两个课题是我最近30年代研究的重心。我从事研究还有一个学科建设的历史动机。1983年意大利学者艾科在国际符号学大会上提出建立世界符号学史的计划。他罗列了各文化历史中的个案。中国方面则于20世纪初，欧美文艺学者对汉字的美学挪用为例。这个个案的符号学含义和先秦哲学典籍诚然无法相提并论。而人的知识有限，艾科不可能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他对中国符号思想的隔阂与陌生是情有可原的。这个工程恐怕要靠熟悉中国古代典籍和现代符号学的学者来进行。
1991年，我在第22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讨论古典末期奥古斯丁和等的符号思想，以及他们和中国思想家的平行研究。这个个案是我研究古代符号学史的开始，也算是对艾科世界符号学史刍议所做的回应。
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符号学史的撰写其实孕育里1970年代学术研究的新历史主义转向，也呼应了后结构主义对符号的批判。
艾科把世界符号学史分成三个方向，第一在历史上很明确地提出符号理论的学者，比方说美国哲学家普尔斯。第二，潜在的符号学理论家，比方说约翰杜威他们没有明显的符号理论，但是我们可以从作品中读出符号理论。第三，广义的百科全书式的符号学实践者，任何一位作家因为使用语言符号都可以视为这一类的实践者。艾科的定义相当宽广，使得他的符号学成为一个主导的符码，一个跨学科的学科。我们可以怀疑这三分靶的合理性与逻辑性。
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用符号学这种透射语言原语言来重组哲学史和其他学科史的时候，难道我们不会把潜在的理论变成为明确的理论吗？难道不会把某种实践推演为理论性吗？
艾科指出古代印度文法家是代表明确的理论。他特别指出庞德和费诺罗萨对中国文字的使用属于第三类的符号学实践。根据艾科的分法，如果我们不跟他挑剔理论，根据他的分法先秦诸子的名实之辩可以属于第一类。因为参与名实之辩墨家、公孙龙、荀子、庄子对语言符号的性质和功能都有相当清晰的意识。这种体认使我们把研究重心放在先秦时代的符号思想。
名实之辩是中国古代哲学上的重要论证，相关论述不胜枚举。近20年来西方学者追诉符号学的起源时往往关注到西方中世纪翻译文学、文法、逻辑、修辞之间的关系，根据当代已故学者保罗德曼的说法，一旦人们察觉到语言应用上的差异，和各层次之间的冲突时，半符号概念的思辨也油然而生。而哲学家达斯卡指出，这种思辨往往透过言谈论撰戏剧性的展开。我参照这个说法，考察诸子之间的论辩，发现它无异于逻辑与修辞之争的中土翻版。名实之辩正是一场言谈论战，参与的诸子包括孟子、荀子、庄子、公孙龙以及墨家，在这场大论辩中虽然公孙龙的诡辩修辞广受批驳，但相当反讽的是，保持公孙龙的诸子，尤其是庄子也大量地运用了修辞。相形之下，除了墨子外，逻辑论证在中国趋于沉寂。
先秦的名实之辩并非始于公孙龙，但是他的文本却可以帮助我们理清其中牵涉到的语言议题。而庄子在名实之辩中虽然站在反对名家的立场，批评公孙龙忽视语言的指示功能。然后在另外一方面庄子的文本却又极尽修辞之能事，大量运用重言、卮言、寓言，削弱了语言的指示功能，也使得沟通变得困难重重。
我写过一个东西，就是从符号学的观点重新读庄子跟公孙龙。公孙龙的白马论从定义命题乃至推论的推演都是对符号特性的考察，换句话说，他是在论证白马和马在符号层次的不相等。同样的，普尔斯的符号学看来来说，公孙龙的偏白论，在探讨知符、实物、法则符之间的关系。至于指物论则描述了符号跟指示物的关系，更探讨了指标符号的特性。公孙龙对名实关系的论辩与分析遭到到庄子的批驳。
对庄子而言，已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简而言之，庄子认为语言的功能在于指示外物，他标榜无言，演绎符号的特性。因为语言符号并不能表述到，然后我们发现，庄子的哲学并没有超越语言，事实上庄子正是借用语言的使用，我们可以做一个符号学的分析来展现他的哲学。而其言谈更是在主客问答的文类中展开的。由此可知，语言跟超越语言的神秘体验在庄子文本中并不互相排斥，相反的，两者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庄子虽然批评名家言荣华，然而庄子使用的语言不正也是如此吗。
至于逻辑与修辞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讨论。由于时间的限制，我没有办法进入第二个课题，哲学对话的讨论。大家知道，是从伯拉图的早期对话开始，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一个修辞策略，我们叫做（英文）。有的人说苏格拉底晚期不再用了，和伯拉图的后期对话不再用了。我认为这是作为一个逻辑认证的话，这是一个普遍普适的修辞论证。所以，我根据（艾伦克尔）来分析公孙龙的间白论。
谢谢！
石江山：第二位发言者是赵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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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苗：我给大家汇报的论文题目是日本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
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师，我叫赵苗。
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概况，它是明治15年1882年由末松谦成撰写的，叫《支那古文学略史》。从这个时候就拉开了日本人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序幕，很多日本学者都撰写了各方面质量非常不错的文学史。虽然这部《支那古文学略史》不是那么完美，但毕竟是日本第一部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而且对中国文学史有深刻影响。所以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上第二排的右手数起第二位是末松谦澄。这是他小的时候读的私塾，专门学习汉学的。他生于1855年，卒于1920年。他历任要职在日本，伊藤博文将女儿生子嫁给他为妻。所以他在政途上平步青云。
但是有意思的是，他是一位很有文学情怀的政治家，他不但写了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而且将日本的名著《原氏物语》翻译介绍到英国。
这是这本书《支那古文学略史》的书影。这是书的扉页，这是其中的内容用日语写成。这本《支那古文学略史》在日本是第一部，但是它晚于俄罗斯瓦里耶夫的两年，早于中国第一部文学史15年。可是我看末松谦澄的文学史，在序跋中没有提到俄罗斯的文学史，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否受过俄罗斯人的启示。但是，这两本书都有共之处，首先这两本书都非常重视儒学，真正的儒学作品属于纯文学作品并不多。而是诸子百家以儒学为线索介绍文学。末松谦澄也是，非常注重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典籍，但是对于诗词、小说、戏曲这样的文学体裁论述较少。第二个共同点，就是内容比较庞杂。
从这两个共同点看来，早期我国的文学中存在的经史子集不分家的现象并不是中国所有的。而是在末松谦澄和俄罗斯人所著的文学史中就已经初现端倪了。杜井凡、黄人、林传甲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包括在当时产生非常大影响的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都没有跳出这种范围。所以，混淆了文学和国学的疆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早期的。
由于没有传统而完整的文学史观，所以他就不得不从中国的传统目录学中汲取养料，以目录学和文言传作为框架。
接下来具体地谈一谈末松谦澄编写这部中国文学史的目的，这是他的好朋友，当时也是和他同时在英国做外交官的河田西所作的小引中写得很清楚，在《支那古文学略史》当中，他就是说，自幼苦读汉籍，稍长而生欧洲的文字，我帮书生之业可谓多奇。也就是说目的很明确，就是能够在日本学习汉学的日本人，能够有一本简明扼要的书帮助日本人学好汉学。所以，他把这本书比喻成航海的地图。
《支那古文学略史》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七篇，下卷十篇，主要是诸子百家的内容，纯粹文学性的并不多。
末松谦澄将古文学题名就是《支那古文学略史》，他将古文学的时间限定为中国的先秦。我觉得很有见地，因为中国的先秦典籍可以说记录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基因。
第三部分，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支那古文学略史》中他表现的独特文学视角和他值得肯定的地方。首先，我们看末松谦澄也代表了日本普遍的文学观，就是和政治没有关系，是唯美的并不重视现实主义的传统。从他选的诗经中的五首诗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根本跟我们所说的关于人民，关于现实主义没有什么的联系。他只谈到人情，不关乎政治，也不关乎民生，没有什么特别刻意的谈到政治色彩，也没有反抗类的诗歌。这是第一个特点。
他们也将中国诗歌沿革和日本的和歌做了比较，比如他认为《万叶集》时代的长歌居多，出现了不少民歌。到了《古今集》时代则过于重视文字的纤巧。将中国的诗歌发展历史和日本的和歌发展历史做比较，大概这也是比较文学的先驱。
第四部分。
我觉得《支那古文学略史》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他开创了日本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先河。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已经具有了近代学术的意义，他第一次以文学史命名，以史学的角度来阐述文学现象，这在中国和日本都是第一次。所以，这种尝试值得我们研究。在《支那古文学略史》之后有大批的日本人所写的中国文学史涌现出来，日本迎来了中国文学史创作的黄金时期。
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给予中国学者很大的影响，林传甲在他的题记中也提到了受日本文学史的影响。有的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石江山：第四位发言者是陈昌明教授，是来自台湾成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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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明：我题目叫做文学美典的汉学阐释。我们在去年开始就筹划一个小型的会议，就是要整理竹林七贤的资料。为什么要整理竹林七贤？竹林七贤其实在亚洲影响非常大，不仅他们的典故变成成语，我们看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就受了竹林七贤影响。这样一个文学美典怎么样拓展到海外去其实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举日本的例子，在日本影响的层面非常广，几乎他们生活里面各个不同的内涵都有这样的影子。日本汉史里面就有竹林七贤图，或者我们看寺庙里面的画，也是受到竹林七贤的影响。战国时期有画师的竹林七贤屏风，其实这在寺庙里面非常多这样的作品，像京都大德寺有一幅竹林七贤图。绘画的领域就更多了。
音乐方面，竹林七贤其中有一个阮贤，后来有一种琵琶就叫做阮贤。还有陶瓷用品也有竹林七贤。
戏剧里面能剧里面也有专门演出竹林七贤题材的作品。
甚至建筑的设计有时候都和竹林七贤相关。
当然论文部分更多了，不谈。
我们谈一个《近世丛语》，这本书里面实际上是用竹林七贤的影像做描述的，拿来做比较。所以，我们可能看到日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把竹林七贤应用到各个不同的领域里面去。
这当然涉及到不同的文化，我举韩国和日本比较，韩国基本上也有多层面的影响。不过，他有一个很突出的地方，日本反而在这个风气上没有那么明显。就是说他们有一群人模仿竹林七贤，到了一个动乱的时代就有一群人自称竹林七贤。举几个比较著名的团体，大概1187年左右，就有一个竹高其贤，就是在竹林底下高人一等的其贤。
这里面他们大部分都是书香门第，豪门世家的子弟，他们集合在一起。
在光海军时代，也是一批大官小孩，他们不受朝廷重用就在江边喝酒，就成为江翼其贤。我们可以从韩国的一个一个的团体仿效竹林七贤看出那个风气。
我本来要整理越南的部分，我也看了一部分的资料，的确有很多诗文里面提到竹林七贤的部分也不少。但是没有整理出来不做报告。
台湾也有很多人喜欢竹林七贤，包括我们的画屏很多都有，跟八仙一样。我们学校有一位老师，对竹林七贤着迷到只要看到有竹林七贤的图就一定要买。到大陆来，甚至到其他国家都会主动的问这里有没有竹林七贤的图或者雕刻。有一次我看到他买一个画家的话，我问他你为什么要买他的画，他说我不喜欢那个画家的画，是因为他画竹林七贤太不好了，他买回去就烧掉了。
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汉学家做的研究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看到于连教授特别喜欢竹林七贤里面的刘伶，他觉得裸体在中国社会里面很少被注意到，很少被绘画下来，所以他觉得裸体在竹林七贤里面出现很特别，很了不起。所以，他特别介绍，这个裸体其实是刘伶作为武器抗击社会。
还有人把刘伶排在第一位，我们中国人通常把嵇康、阮籍排在前面。所以基本上刘伶在西方世界里面特别受到重视。
我们可以看到从亚洲到西方世界，其实对竹林七贤文学美典的诠释是因各国的不同意识形态产生不同的诠释方式。这种诠释方式对我们跨文化文学研究是很有意思的。
代顾彬发言：现代中国文学和外语的角色。首先他提到刚过的法兰克福书展，重要的诗人都没有出现，这其实显示出他们的写作和存在是处在华人社会的边缘。但是同时，他们可能有一个灵性的家在国外，他们被翻译被出版，被邀请出席读书会，以及他们被研究。我们如何从中国的角度理解和诠释他们？如果只是掌握了中文能不能够完全了解他们？我们需要不需要同时掌握其他的语言，或者甚至是外国文学？
在美国汉学家编的一本书当中，就是专门写北岛的，完全没有提到洛尔加，更不用说提到西班牙在戴望舒、北岛诗学中扮演的角色。
这个问题应该早就解决了，但是可惜还没有。在2006年末，他提出了中国文学和外语自问题，是在一个访问当中提出来的。之后他一直被问及这个问题。一般遇到的辩证就是说杜甫有没有学拉丁语还能够写出很棒的诗歌？他们错失了重点。他说不是谈古典文学的部分，只是谈现当代的文学，在中国以及在国外的现当代文学。
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说他们是不是要掌握外语，以便他们在参加书展的时候可以打破沉默。这里的问题是说，从现代以来，很多作者不只是创作者同时也是翻译者。拿德国文学作为例子，像歌德、席勒、里尔克，他们全部不只是创作，而且翻译，而且翻译国外的文学。这不只是一个传播文学的问题，而是如何创造自身的语言，以及把他们的程度提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例如庞德就是用唐代的诗歌解决了英语诗歌所面对的危机。他通过中文汉字，在英语诗歌加入了中国的美学，意象和境界。或者是荷尔德林把古希腊诗歌的音韵加入他自己的诗歌。他曾经自白，在1945年之后翻译美国的短篇小说，重新学习德语。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1912年到1949年之间的中国写作者，郭沫若以德文写诗，卞之琳把他的诗歌翻译成英语，戴望舒把法语加入他的诗歌。他提高了戴望舒一首诗歌《回了心儿吧》作为例子，这里有很多法语的部分，也有中文的部分。
如果我们去解释戴望舒整体的作品，我们会发现戴望舒不只是使用了法语，而且也使用了包括英语、意大利语、拉丁语这些语言。
我们下面要面对三个问题。如果一个中国诗人以外语来写作的话，那么他的诗歌还属于不属于中国文学？也许不。比如说保罗·策兰用德语写诗，从来没有德国的护照，他生在罗马尼亚。他后来决定获取法国的公民证，是在搬到巴黎之后。他的生命是属于罗马尼亚还是法国文学？肯定是德语文学。现在很多中国诗人用英语法语写作，我们不能说他们还属于中国文学，比如哈金、戴思杰等等。
黄卓越：首先是张汉良教授发言了，因为张教授长期以来对自己的领域研究非常之深，影响非常之大。他今天提供的发言只是汇报冰山一角。但是，我想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第二方面，我也感觉到张教授在谈到庄子的逻辑思维的运用，同时可能另外还有一个文学叙述和逻辑运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更进一步的细讲。
赵苗的发言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主要是介绍了日本第一本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就是末松谦澄的。她提供的资料来看，这个文学史写作正好处于我们中国文学史写作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期。好象这里面潜藏着一种矛盾，文学史这个概念中国古代是没有的。文学可以写成单独一本史的概念来自于西方。另外一方面，他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根本西方的纯文学的观念来写，还是根据中国文学本身发展的实践。因此，把很多杂文学的，包括诸子的都纳入其中。从9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的变化来看，就我开始学文学史的时候，我们这个文学史已经按照西方模式编制了。文学史首先要把文学做一个限定。这个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我们限定是一个纯文学，这个概念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也不是对中国本身的文学的写照。我们现在学术界有一个新的反思，认为我们要从大写文学的概念重新回顾到小写的文学概念，就是更泛义的文学概念。
陈昌明教授的发言也非常有意思。他对竹林七贤怎么扩展到海外，比如对日本的影响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这从某种角度也是属于形象学的范围。我们平时也会看到一些屏风，日本的屏风怎么很多画了七贤，还有很多画兰亭雅句，这种现象和日本本身的文化有什么关系，尤其和他们的文人心里有什么完成，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提问：刚才赵苗的发言，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定义一下日本这个时候文学是什么意思。据我所知，这个时代好象不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的意义，你从内容就可以看出来，就好象19世纪初的文学也不是今天的文学概念。所以，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文学史，就是中国古典典籍的意思。当然里面讲到《诗经》。但是，加入他用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这个意义就很大。但是，在1882年日本可能还没有。如果你能证明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学史的意义，这个发现就很重要，我不是说你的报告不重要，你的报告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