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芦文萱 汪静茹

北京大学/夏威夷大学安乐哲教授主持的第七届世界汉学大会第三组主旨演讲，由中国人民大学乌云毕力格教授介绍“西域学与中国研究”。

乌云毕力格教授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大国学”理念出发，提出要建设健全的“中国研究”，西域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历史上，西域各民族留下了丰富的多语言多文种珍贵的文化遗产。欲了解中国历史的全貌和真相，必然要将西域多语种文献和汉语文献相结合。在这一方面，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叶瀚、廉亚明、欧立德等汉学家也承其一脉，主张从西域视角理解中国。国内的研究相比之下则有些滞后，在民国以前，学者们未将他语种文献纳入汉学范围内，导致资料和方法都很单一。民国以后，诸如陈寅恪、傅斯年等前辈开始把西域语言和西方语文学方法用于汉学。傅斯年先生曾呼吁“汉学”（传统汉学）和“虏学”（西域学）相结合，打开中国研究的新局面，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大国学”的汉语古典学和西域古典学两大研究领域可以说是傅斯年先生学术理念在新时代的深化和发展。

接下来，乌云毕力格教授以三个实例来说明西域研究对中国研究的重要性。

第一个例子是古突厥文碑铭与唐代中国研究。1889年，俄国探险家雅德林采夫在鄂尔浑河流域发现了《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和《九姓回鹘可汗碑》这三块石碑。1893年，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拉德洛夫分别发表了对石碑的解读。而石碑上的汉文则由清朝学者沈曾植进行解读和考证。其实，碑文的汉文和突厥文内容大相径庭，突厥碑文提供了汉文所不载的信息。但是，当时的清末学者对汉文外的内容毫无兴趣。在清朝境内发现的汉-突厥合璧碑文在自己的国度没有找到“知音”，只能等待欧洲学者的“开光”。

第二个例子是蒙古文文献和清代中国研究。1640-1647年，清太宗和清世祖同西藏上层人士的书信往来活动成了清朝与西藏交通的开端，而这些信件全部用蒙古文书写。不仅如此，在整个清代，蒙古文在清朝对西藏施政的关键环节当中一直发挥着语言媒介的功用。因此，研究清代西藏的历史必须要利用蒙古文文献。而以往人们以为，研究西藏历史的主要文献是汉文和藏文。乌云毕力格教授意在说明，离开了藏、满、蒙等西域多语种文献，仅靠汉文资料无法看清清代西藏历史的全景。

第三个例子是波斯文献与中国国际交流史研究。乌云毕力格教授以刘迎胜先生对波斯文的概括切入，以说明波斯语在13-15世纪的中国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进一步说明，乌云毕力格教授举了中医西传的实例。14世纪初，元朝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利汗国的宰相拉施特编写了一本波斯文书，汉译为《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此书收入了中国医学著作《脉诀》的注译本，引人注目的是，这是一种音写、译写和注释三者相结合的本子。音写部分以阿拉伯字母拼汉语语音，译写部分用波斯文翻译《脉诀》内容，而注释则参考当时中国医学知识注解《脉诀》的医学原理。故对《脉决》波斯文本的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医学史、东西方医学史交流的空白，也让我们了解到中医西传的生动细节。

最后，乌云毕力格教授总结道，中国文明呈现出其内部的多样性和对外的开放性，而这两点都与西域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因如此，西域多语种文献可与汉语文献相互参照、补益，最终达到全面了解中国历史的目的。

同样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俄罗斯籍学者索罗宁教授围绕“国学与西域研究”作了回应。他认为乌云毕力格教授在西域学与中国研究方面所提出的概念和引用的实例都非常恰切，很多内容也正是他自己想要表达的。索罗宁教授认为，国学与西域研究从一开始就有相互学习的关系。如果西域研究缺乏汉学研究的稳定基础，那么研究本身不太可能有大的突破；同样，如果从事西域研究光靠汉语材料，那也很难取得突破性成果。因此，掌握扎实的国学研究基础，对于做最新最前沿的西域研究大有帮助，这也是人大国学院教学的一个重要理念。

他继续补充道，国学与汉学一开始也存在互助圆融的关系，前者如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王静如，后者如汉学大家高本汉和聂历山等，他们在接通了东西方的研究方法后，在语文学、语言学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索罗宁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西夏学。他强调如果没有掌握西夏语，就无法认识那些重要文献；而如果没有相关的汉学知识，也没有办法做到对文献的真正理解。因此他提出利用西域学与国学对历史文献进行比较核对的重要性。他举例说，历史上有很多儒家经典都曾被翻译成西夏语，但原来的汉学底本很多都不见了，只保留了西夏译本。通过研究西夏译本，在一定程度上能推动宋代的儒家思想研究。目前从西夏译文恢复过来的汉语典籍就有《类林》、《十二国》和《孔子和坛记》。

此外，佛典文献研究是西夏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也是索罗宁教授近年来花费大量时间专攻的方向之一。他通过几个重要的佛典文献，说明西域研究对于汉学研究和国学研究的重要补充。例如通过考证发现，西夏语的《唐忠国师住光宅时佛理二十五问答》其实是汉语本早已失传的唐代宗时期禅宗高僧南阳惠忠语录，由此补充了汉传佛教史上一段很重要的西行传播史。还有如辽代高僧圆通道㲀的《镜心录》，辽道宗时期高僧通理恒策的《究竟一乘圆明心义》以及《大乘要道密集》等，都为汉学研究提供了新发现。

最后，索罗宁总结道西域研究确实可以为国学添加新内容，正确了解西域文献内容需要从两个角度出发：对相关语言要有足够的认识，同时也应该有稳定的国学基础。西域文献的价值，只能经过其与国学知识的比较核对，才能显露出来，因此研究西域学者应该加强其国学基础。

在问答环节，与会学者讨论了在汉学研究或者比较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乌云毕力格教授和索罗宁教授都认为语言自然是掌握得越多越好，而掌握语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能起到互补研究的作用。此外，针对线上参会学者的提问，乌云毕力格教授简要介绍了国内摩尼教研究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