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喻响 陈瑶怡

世界汉学大会第二组主旨演讲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陈剑澜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夏威夷大学安乐哲教授作了题为“中西思维方式之间的形而上学语法”的演讲。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种形而上学语法的区分，并分别介绍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本体论（ontology）思维方式，以及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命论”（zoetology）思维方式。

安乐哲教授首先以他的老师葛瑞汉先生提出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思维差异”引入主题，并通过分析尼采、杜威和李约瑟等人的观点，介绍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尼采用“语法”概念来形容具有不同特征的思维方式；杜威的对思维差异的看法，安乐哲教授将其概括为“生态性世界思维方法”（one world ecological thinking）和“两个世界二元论思维方法”（two world dualistic thinking）；而李约瑟对于思维方式的观点，一些现代哲学家归纳其为“同位思维方法”（coordinative thinking）和“联结思维方法”（associative thinking）。

随后，安乐哲教授又以黑格尔对哲学起点的追问为引子，开始论述中西思维方式之间的形而上学语法的差异。他先引介了葛瑞汉论亚里士多德哲学与中国哲学思维差异的观点。葛瑞汉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思维方式是名词中心式的，而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则是动词中心式的。以亚里士多德的“事物”（thing）和中国哲学的“事件”（event）为例，亚里士多德的“事物”是相互隔绝的，而中国哲学的“事件”则是处于具体的关系图景中。基于葛瑞汉的讨论，安乐哲教授进一步提出了“不变本质存在的人”（human being）和“成人/成仁”（human becoming）以说明中西思维方式间的区别。他认为“存在的人”是二元论、目的论的分析性范畴，体现了外在关系观和理性秩序观；而“成人/成仁”（做人的人生过程）则是全系整体性（一多不分）、无边界的优化共生体系的侧面性范畴，体现了内在关系观和审美秩序观。

最后，安乐哲教授基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文本提出了“生命论”（zoetology）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并借鉴与回应了一些近现代学者的研究观点。他从《易经》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以及“生生之谓易”中发现“生”这一词汇并提出了显然有别于西方存在论的宇宙论假设，将儒家经典置于一个整体的、有机的和生态的世界观中。他借用古希腊的“生命”（zoe）概念，将其命名为作为“生的艺术”的“生命论”（zoetology）。“生命论”起始于“生”本身，“生”是变化背后的动力。这种宇宙论给人以一个无限“生成”的世界：不是静态存在的“事物”，而是动态发生的“事件”，这是人类“存在”（being）的存在论观念和人类“生成”（becoming）的过程观念之间的对比。安乐哲教授指出，正如赵汀阳所言，作为必然性的存在论告诉我们“什么是什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世界的“词典”解释，而作为可能性的生命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世界的“语法”解释，要求事物之间的关系去产生额外的意义。张祥龙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区分了“概念思维”和“象思维”，唯有“象思维”才会产生额外的意义。同样，孙向晨在反思“生生”时，对比了儒家“在世代之中存在”的观念（体现在其首要道德律令“孝”中）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生存论。

复旦大学孙向晨教授对安乐哲教授的演讲进行了回应。在孙向晨教授看来，安乐哲教授在演讲中探讨的问题看似属于比较哲学的范畴，但实质上是对中西哲学的根本性框架的探究。

孙向晨教授的回应由五个部分构成，分别为哲学研究之于汉学研究的重要性所在、中西方形而上学的本源性差异、如何摆脱汉学主义困境而重新发现自己、部分哲学家的重要贡献以及双重本体论与当今之中国。五个部分的内容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在安乐哲教授抛出的问题基础上进一步深刻探究中西方就形而上学而存在的框架性差异，同时也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进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地球上的人类面临的都是来自地球而非火星的挑战，但不同文明对这些挑战给出的框架是不一样的。”就中西方认知框架下的世界存在的差异，孙向晨教授十分认可安乐哲教授提出的观点并进一步给出了其他的例证，如西方之“存在”与中国之“生生”，又如西方之“四因说”与中国之“阴阳论”都存在差异。

中西方的这些本源性差异是应当被重视的，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实中国人也丧失了对自己的理解，这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有关”。为了说明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与汉学主义的困境，孙向晨教授以蔡元培、冯友兰等人的观点为例，揭示了现代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哲学的基本范式来解释中国的传统思想，因此遮蔽了中西哲学的本源性差异，无法澄清中国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这其中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哲学家始终把西方哲学作为一种普遍的哲学加以理解，也即没有将西方哲学作为“他者”进行认识，而是将其不恰当地普遍化了。从这一角度出发，孙向晨教授认为，安乐哲教授的工作不仅为中国学者克服汉学主义的困境提供了指引，也对西方哲学家研究西方哲学的本源性特征进行深入理解大有裨益。

就中国哲学家对于破除汉学主义困境所作出的努力，孙向晨教授总结道，“重要的是，这些工作都以一种现代的方式来重新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中西双重视野中推进中国的哲学工作，既有中国独特的出发点，也有西方哲学的视野，这是一种双重传统间的对话。”而这种双重视野、双重传统间的对话，其基本内涵与孙向晨教授所提出的“双重本体论”是一致的。

但双重的本体究竟如何进行融合？孙向晨教授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目前面临的挑战，而这种挑战的完成“大概也要以世纪为单位，双重语法的融合工作才刚刚开始”。

安乐哲教授与孙向晨教授的观点交流在随后和其他与会学者的讨论中逐渐深化。陈剑澜教授向安乐哲教授提出了如何理解赫拉克尼特的思想、《周易》的独特性是否在西方哲学中有所缺失等问题并进行讨论；杨慧林教授则就“生生论”与海德格尔的“生死论”等问题与孙向晨教授、安乐哲教授分别进行了交流；此外，温海明教授与孙向晨教授就从“生生”的角度如何将“四因论”和“阴阳论”联系在一起等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