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就狭义而言,英文Sinology一词,主要指海外学者对中国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同时也包括某些“专学”研究,如敦煌学、考古学等等。其特点在于注重历史与人文;而就广义而言,“汉学”则可以包括本世纪在美国发展起来、并在今天遍及欧美的对中国近现代以及当代问题研究的所谓“中国学”,即英文的“Chinese studies"。“中国学”的特点是侧重现实与社会学科。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并不相互排斥。要严格地加以限定,有时反倒不大容易。

国内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世界汉学的介绍,基本上是从资料目录和文献起步,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了良好开端。“文革”之后,已知最早介绍“中国学”的出版物是《外国研究中国》(商务印书馆,1978年8月第一辑,小32开本)。当时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从第二辑开始,改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印数达1.9万册之多。到1980年5月,此书共出版4辑。

《外国研究中国》虽然只出版了4辑,但却是70年代以来“汉学”介绍的先声。稍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情况》(1979),但也只出版了4期。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辑出版了《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至1995年停刊,共出版27册。

此后,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成立了国外中国学研究室,该室在已故孙越生先生主持下,编著了“国外研究中国丛书”。

“国外研究中国丛书”,从基本信息入手,介绍了美国、日本、俄苏的汉学、中国学状况,代表了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国内对世界汉学的认识和研究。这些成果,为国内汉学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是一批值得重视的工具书。其缺点是,有些资料在内容上略显陈旧,对8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的最新发展,介绍不够。即便如此,这些工具书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1994年,该中心又编著出版了《世界中国学家名录》。

80年代末以来,国内对海外汉学介绍与研究的力度增强了。重要表现之一,是两套大型翻译丛书的出版,即王元化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海外汉学丛书”和刘东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上述两套大型丛书,前者更注重古代研究,称之为“汉学”,后者则更关注于近现代,称之为“中国研究”。

与此同时,中华书局出版了若干套与汉学有关的“译丛”,其中有“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谢方主编),还有“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以及“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一套10卷(1992-1993)。还应指出的是,关于日本学者的中国学著作,在此之前,中华书局还出版过《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冈田武彦等著,辛冠洁等编,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气的思想 中国自然观和人的观念的发展》(小野精则一等著,李庆译,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一套3卷(1995)。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计划出书10种,已出版的有《中国古代典籍导读》(〔英〕鲁惟一(M.Loewe)主编,李学勤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出版有“海外珍藏善本丛书”。地方出版社出版的与汉学有关的丛书或单本书近年来呈上升的趋势,如江西人民出版社的“东方文化丛书”(季羡林等主编,内容包括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等东方国家),还有如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一套10册,此外,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李范文主编,1986);山西教育出版社计划出版“中国文化在世界”丛书;河南大象出版社计划出版“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其中《利玛窦全集》即将出版。

关于中国典籍文物在海外的流布,国内也有一些专门介绍,例如《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及《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即属此类。还有如《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严绍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江户时代的中国典籍流播日本研究》(〔日〕大庭修著,戚印平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李孝聪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等。1998年,武汉出版社出版了王庆成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作者将近十年来在英、美、俄日等地见到的稀见清史资料整理归类分篇,进行了专门介绍。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学勤著《四海存珍》,其中精到地记述了作者在海外15个国家所见若干中国古代文物。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杨天石《海外访史录》。以上三书反映了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汉学(中国学)所关心的内容之一,国外的专门研究非常之多,近年来国内的专门介绍亦有相当数量,如乐黛云主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花城出版社,1990~1992年)。还有如刘柏青等编的“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吉林教育教育社,1986~1990)已出版4辑。

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两部多卷本大型汉学著作,都已在国内翻译出版。就其分量及水准而论,在汉学著作中堪称佼佼者。此即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和英、美汉学家崔瑞德、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国史》。

80年代末至90年代,国内出版界对世界汉学的介绍,深入到国别和人物个案的研究。这些书的作者大都有过访问学者的经历,因此不仅在材料上比较新颖,也融汇了感性的认识,有独到的见解。

在属于工具书类的汉学出版物中,应该特别提到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这本提要,收录世界100余名汉学家的113部著作,提要勾玄,使中文读者对世界各国的汉学名著有一总体把握,是极佳的入门工具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法国当代中国学》(〔法〕戴仁主编,耿升译1998年8月),是一本全面介绍法国中国学历史和现状的较好的工具书。

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离不开旅行家、探险家以及后来的外交、商务人士和学者。因此,游记与见闻一类的著作,也应该视为与汉学和中国学紧密相关的领域。在这方面,赫赫有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早已有不止一个中译本,最近,还有一部据说早于马可·波罗的游记《光明之城》(《The City of Light》)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游记类似于笔记一类,涉及的面比较广,从学科的角度看,它包括地理、考古、社会学、甚至某些比较专门的领域。从时间的跨度来看,也是从古至今。以下介绍近年来出版的几套有关的丛书。

“瑞典东方学译丛”(新疆人民出版社,杨镰主编)。“‘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黄兴涛、杨念群主编)。“‘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黄兴涛、杨念群主编)。“‘认识中国系列’丛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颜玉强主编)。

游记和见闻一类著作,一般笔调轻松,更有些趣闻轶事,容易受到读者的喜好。这类著作,在早期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学术价值也非常高。中华书局曾系统地出版过此类著作,如前面提到的“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最新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年首版于罗马之后,立刻在欧洲引起轰动,共有拉丁、意大利、英、法、德、葡、荷兰7种文字出版,被认为是16世纪有关中国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经济状况的最全面最详尽的著作。

同类著作还有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的《中国记行》(〔波斯〕阿里·阿克巴尔著,张至善等译)。澳门文化司著、海南出版社等出版的《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 十六世纪手稿)(王锁英译,摘要或节选了6种16世纪葡萄牙人的见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大中国志》,是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lvaru Semedo)在中国生活22年之后,在返回欧洲途中完成的。18世纪末,英国马戈尔尼使团来华,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之后使团的随员斯当东(George Stounton)写了著名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和三联分别出版过中译本。

近现代的有关中国的见闻和实录有些也非常著名。如《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中国西部四十年》(〔美〕鲍大可著,孙英春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还有如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程宗骏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美〕洛克著,刘宗岳等译,云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等等。

对社会现象的描述,有些进入专题性研究的领域,就成为社会学的重要资料。如《民国时期的土匪》(贝思飞著,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华南海盗1790-1810)(〔美〕穆黛安著,刘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洋票与绑匪 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徐有威,贝思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除了专门出版物以外,随着90年代国内对世界汉学研究的深入,陆续成立了一些汉学研究机构和有关学术团体,召开了一些汉学的学术会议,出版了一些相关论文集,如《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新加坡〕林徐典编,中华书局出版)、《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等。

由于汉学与中国学研究的深入,一些期刊或文集性质的出版物也在增多。如《世界汉学》、《国际汉学》、《汉学研究》等。

这些定期出版物的面世,必将推动汉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