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出生的史华罗教授今年已经73岁了。如果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算起，他从事汉学研究已经五十余年，这几乎占据了他生命中三分之二的时光。在这个金色的秋天，这位和蔼又亲切的意大利汉学家带着他研究课题的最新成果再一次来到北京，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参加第五届世界汉学大会。

研究与挑战：一本杂志

“我对明清两个时期感兴趣，但是很少有意大利的文章研究这两个历史 阶段。”为了对中国的这两个时期进行深入研究，1992年史华罗教授创办了汉学杂志《明清研究》并担任其主编，他希望每年可以收集一些来自意大利以及全世界学者的相关文章。文章的内容是关于明清不同时期的艺术、文学、甚至是生活和历史的各个方面。可是创办一本杂志绝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他所面对的第一个困难就是使用什么语言。虽然意大利的通行语言是意大利语，但是这本杂志是面向世界的，如果使用意大利语，那么看的人就比较少，因此用英文会更好。但这也意味着需要有英语为母语的人来帮助他们修改和润色英文。对此有一些作家不同意，他们认为意大利的杂志就得使用意大利语。虽然争论不断，但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影响、为了更好的学术交流，1993年以后，这本杂志都以英语形式出版。

作为一本面向世界学者的汉学杂志，其文章的刊发标准和审查方式都非常严谨和专业，他们使用了同行审议系统，发表之前每篇文章都经过了严格审查。随后的几十年中，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发展。虽然研究领域的扩大必然意味着工作量的增加，但是史华罗教授从未因此而停下他的脚步。作为一本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汉学杂志，其在中国学界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的文章被收录其中。“我们现在可以说，超过一半的文章都是由中国学者写的”。面对这样的变化，史华罗教授也在积极推进中文版的出现，虽然也许会有更大的挑战，但是对于一个钟情于汉学半个世纪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有趣而且有意义的挑战。

差异与共通：一种“情感”

“情感”是史华罗近几年来关注的课题和主题，他希望能“以历史语境中的情感文化为突破口，对中西特定时期的文化与历史进行深刻的发掘”。为此在大会召开之前，史华罗教授为人民大学带来了名为“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情感’” 系列讲座，与大家分享、交流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中西语境中对于情感的不同表达背后，指向的是不同文化的深层结构。例如，中国文化中“情”这个概念是很难被翻译的，英文中emotion这个单词仅仅是其含义中的一个层面，与之不完全对译的还包括“passion”、“sentiment”、“desire”等等。这些单词都是从西方文明的初始阶段——希腊时代——衍生而来的，期间又经过了托马斯·阿奎那等神学家对人类情感层级的解释，所以，西方语境中的情感表述本身也非常复杂且具有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回过头来看，在中国文化中，不仅有“情”，还有“志”，还有“气”。在不同的时代，这些词语都有自己的历史背景。对于一种现象，两种不同的文化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为此史华罗教授说“我的目的就是尝试着向你们解释二者之间的区别”。

“我们可以发现在每一个社会中都有‘感情’这个词。”在史华罗教授的眼中，表达这些感情的方式是不同文化独特性的重要特征。在共同的情感中，发现表述方式的不同，并以追源溯流地学术研究态度去思考形成差异的历史渊源，才能真正互相理解对方。每个人都会处理感情，但是我们所选择的处理方式千差万别。面对这些现象，无论我们是要“同中求异”还是“异中见同”，都要先深入史华罗教授反复强调的“更深层次”的结构中去讨论和研究。史华罗教授以明清文学中的情感结构为例，展现中国文化中“气”、“性”、“志”等表述的复杂性，它们的生成关系和互相解释，也是中国人思维变化和发展的轨迹。面对中国人的“言不尽意”，史华罗教授以词源考辨的方式比较中西方情感表达背后的深层结构，由此努力说明中国独特的表情达意方式和文化心理，他的比较研究往往能让中国人自己有意料之外的收获——话语歧义繁生的密林，也是意义曲径通幽的路径。

独特与质疑：一部笔记

对于某一历史阶段的研究，文学作品往往能够提供很多帮助。在研究中国明清史的过程中，史华罗教授就选择了很多有趣的文学作品作为自己的着眼点，例如冯梦龙的“三言”、《山歌》，凌濛初的“二拍”,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等。在本次的汉学大会上，史华罗教授的发言与清代袁枚的《子不语》相关。

“为什么我会选择袁枚的《子不语》呢？因为袁枚与其他人不同，他不随波逐流。”史华罗教授认为袁枚的思维方式非常独特，袁枚当年考中进士后，授翰林院庶吉士。因为仕途不顺，无意吏禄，做官七年之后便辞官隐居，终日吟咏诗文，纵情山水。而当时的大多数学者非常在意自己的仕途，走的是做官加进的道路，而袁枚没有选择这条老路，这是他与其他学者不同的地方，也因此遭到其他文人学者的批评，但是这依然没有改变袁枚的内心，所以说他的一生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是史华罗教授选择《子不语》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与《子不语》中所体现的“报应”与“责任”这两个概念的复杂性有关。《子不语》是一部仿六朝志怪的笔记小说，讲述的都是一些骇人听闻、惊天怪诞之事。“报应观”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中国有句古话：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大概意思是：如果你内心纯良、行为端正，那你终将得到幸福。如果你心怀险恶、胡作非为，那一定会遭到报应。通常志怪小说中都蕴含着这样的因果报应观，对此袁枚却表示质疑。同样是书写志怪故事，袁枚却采用了另一种表达方式。为了更好得理解这一点，史华罗教授将《子不语》与清代另一部文学作品《聊斋志异》相比较，后者也记载了一系列狐仙鬼怪之事。其作者蒲松龄遵循传统的报应之说，因此这部作品中有着非常强烈的好与坏的对比。袁枚的报应观则更为复杂。《子不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长官错杀无辜，这位受害者变成冤魂后想要找长官复仇，因为杀人真凶没有受到惩罚而是安然离世。当凶手转世投胎之后，冤魂发现他的复仇对象却变成了一个早已失去前世记忆的无辜之人。如果冤魂继续复仇，他就由一个受害者变成了杀人者。可见报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这个故事就是对传统报应的质疑——好人并没有得到好报。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定义“责任”呢？人的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周围环境和身处情况发生改变。与身份相关的责任自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这个故事中，原本长官对他错杀的冤魂负有责任，但是当他转世投胎之后，他就与前世的自己毫无瓜葛，也就谈不上要对自己错判的冤案负责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随着身份的转变，曾经负有责任的事情，现在无需负责。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袁枚对于“责任”的质疑。事实上，史华罗教授提醒我们，这里面包含着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有权决定自己的所作所为；另一方面，生活中还有很多东西例如幸与不幸、健康与疾病、富贵与贫穷，有时这些并非是人自己所能左右的。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我们需要反思这种因果逻辑思维：研究历史时我们总会寻找原因和结果，认为某件事的发生一定有其必然原因，但在生活中有些事情的发生就是偶然的，找不到恰当原因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袁枚自然会按照自己对报应与责任的理解去编写故事，但是《子不语》中的故事并非全是袁枚的原创，其中一部分来自他亲朋好友的口述，一部分来自当地的官文邸报。这种故事来源的复杂性恰恰论证了袁枚对于“报应”和“责任”的理解的合理性。史华罗教授认为这种质疑的精神符合袁枚的思维方式，当然这可能不仅仅是他的思维方式，或许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也对此也有所讨论。

从艺术手法上来讲，袁枚的质疑并不是明确用语言去表达而是通过他所塑造的人物进行描述的，这一点非常可贵。除此以外史华罗教授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当袁枚在描述这些鬼怪时，他采用了一些梦境或幻觉的方式来表现世事无常，来展现生活中一些无法解释的事。史华罗教授认为，这种方式能帮助我们了解那个时期文化蕴含的深层次内容及其发展趋势。

最后史华罗教授对于当今的汉学研究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目前汉学研究主要发挥着两个重要功能：其一，汉学是对中国文化、历史、思想、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其二，汉学就像一面镜子，每个人都通过其理解和建构的中国形象反射出自己的思想和世界观。以前，中国是“他者”，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事实上，这种变色龙般的形象是西方人根据不同时期的思想主观想象出来的，因此汉学研究是西方思想的一部分。随着全球化不断加速，世界融合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对于中国的认知和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曾经的“他者”成为了“我们”，人们与中国的距离不断拉近。中国积极的自我展示也与新汉学研究深深交融，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