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2日下午，第五届世界汉学大会“孔子新汉学计划”博士生论坛在国学馆113室举行。会议分为“文化、文学与文本”和“语言学与语言教学”两场，来自中国各高校的外籍博士生们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并与中国相应专业的博士生们进行了多方面的互动。

    第一场：文化、文学与文本

    第一场讨论“文化、文学与文本”由北京大学张建华教授主持。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崔晏娜博士首先带来了题为《全球本土化视角下的孔子学院本土化研究——以韩国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为例》的演讲。以“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为理论框架，结合韩国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的本土化实验，崔晏娜博士指出孔子学院的本土化也会经历“全球化扩散”“本土化折射”“全球本土化结果”这样的过程。而在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具体实践中，孔子学院的政策本身就有本土化的诉求，老师的本土化意识强，能够正视文化间的碰撞，以“同”切入引起学生兴趣，再介绍文化之间的差异。同时，韩国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还能够不断加深跟本地社会的交流，为附近社区、学校提供免费汉语翻译服务，以推进中韩文化的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翟甜表示，崔晏娜的发言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提示了我们在实际的语言与文化传播中，如何从受众的角度改善文化传播方式。

    第二位演讲者是来自厦门大学的忽必烈博士（Kubilay ATIK）。他作出了题为《从与游牧邻国关系的角度比较东罗马帝国科穆宁王朝和中国宋朝的外交政策》的发言。十世纪到十四世纪被历史学家称为游牧时代，东罗马帝国和中国宋代周边都存在着大量游牧国家，分别是赛尔柱王朝、库曼民族和沛珍，以及契丹、党项和后来的女真国。忽必烈博士通过具体分析东罗马帝国与宋朝的邻国外交策略，以更好地理解两朝的政治政策发展。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孙方圆对同样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从更加宏观的视角盘点了科穆宁王朝和宋朝的异同，并对十字军的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

    接下来，中国人民大学的阮国生博士从考据的角度，作了题为《北宋与越南丁朝关系史书比勘研究——以<宋会要辑稿>为中心》的报告。他发现，对于北宋与丁朝关系的记载，中越两国的文献描述有很大差异，中国史料本身也存在前后矛盾之处。通过文献比勘和对当时中越历史环境的分析，阮国生博士认为，此种现象与史官的主观判断、编年史的记述方式以及事件的敏感程度有关，并强调了文本研究中比勘方法的重要性。针对阮国生的结论，北京大学博士生张亦冰指出仅依靠三次材料还不足以得出准确的结论，并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了细化的建议。

    同样是文本考察，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寿酣（Rols Johan）博士选择了早期道教文本《太上老君一百八十戒》为研究对象，作了题为《早期道教文本考察：<太上老君一百八十戒>文本研究》的报告。通过对其四个版本的题跋、前言、戒律内容的细致比较，以及对“于吉／干君”问题的深入研究，寿酣博士总结了《太上老君经律》与《要修科仪戒律钞》间的对应关系，将众多版本的《太上老君一百八十戒》归为两类，并从中管窥汉代社会中道德禁忌的形成过程，多元文化的整合过程以及六朝时期道教观念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唯的研究方向与寿酣相似，他进一步强调了《太上老君一百八十戒》文本的流动性，并对寿酣细致的比对手法表示了赞赏，同时建议把这种分析方法应用到更广的研究领域。

    “后生可畏，外国后生更可畏。” 张建华教授在讨论结束后感叹到。在点评环节，张建华教授充分肯定了博士生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问题选择的精、专、巧以及敏锐的前沿意识。同时，他也指出了几位发言人的共同缺点：缺少学术史的视角，没有对所研究题目的前人成果进行总结。张建华教授希望博士生们要进一步思考自己为什么要研究汉学，也希望他们在未来成为中国民间友谊和民间外交的元帅与先锋。

    第二场：语言学与语言教学

    第二场讨论由北京大学张英教授主持。张英教授在讨论伊始就提示大家注意两个问题：会说汉语是否意味着就会教汉语；以及汉语教学是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希氏红绒博士首先展示了自己对汉语和越南语对比研究的成果——《汉语、越南语数量名结构中内嵌形容词的类型学观照》一文。她运用新的标记理论——关联模式，从位置、范围、连用规律和不对称规律四个方面分析了汉语和越南语数量名结构中内嵌形容词的异同，并从类型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归纳。中国人民大学的缪庆博士在回应中表示，考虑到越南语内部的南北差异，一些举例需要进行更为严谨的讨论，类型学的运用也仍有深入的空间。

    对于汉语教学方面的问题，来自厦门大学的任吉特博士作出了《尼泊尔中小学汉语教学可供性研究》的报告。任吉特博士从跨学科的视角，将生态心理学中的可供性理论（Affordance Theory）引入汉语教学研究，认为可以通过提高学生对汉语可供性的认识，来优化汉语教学的效果。中国人民大学袁媛博士结合自己的汉语教学经验，提出了更多具有可操作性的改善教学的建议，比如选用有中英对译的教材，设计贴近学生生活的话题或有尼泊尔特色的话题，让学生可以很快把学到的汉语运用到生活当中。

    来自武汉大学的黎范国雄博士以小见大，作了《从语言与文化两种因素探讨汉越语文中人体排泄现象之委婉语表达方式》报告。黎范国雄博士聚焦汉越语文中人体排泄现象的委婉语表达，从语言和文化两种因素研究了委婉语的三种构成方式：借代、反义委婉法及谐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于方圆博士对报告作了回应。他认为报告非常有趣，且文献资料的基础工作非常扎实，报告整体脉络非常清晰，使自己受益匪浅。同时他认为研究可以拓宽思路，不仅研究排泄物的委婉语，还可以研究其他内容；不仅研究共同语，还可以研究方言。

    来自复旦大学的阿列霞博士更偏重于文字学的研究，做了题名为《在比较视野下追溯中国文字的源头》的报告。她通过对世界不同地区原始文字的比较，指出原始文字的产生并不是为了记录语言，经过漫长的演化，原始符号才被吸收成为成熟文字最基本的下属系统。中国人民大学范晓露博士认为，进行比较研究需要注意两点，一是总结，一是明细特性。而阿列霞的研究在总结共性方面做得还不够，但共性才是我们探讨的关键。

    最后，厦门大学陈昌旭博士的研究是《汉语“一定、肯定、当然、绝对”与泰语“แน่นอน”的语义辨析》，细致详细地从语义角度辨析了这几个词的异同，明确了这几个近义词在翻译过程中的替换条件。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希博士对此回应，这几个词不但可以在语义上进行辨析，在情态关系上也可以做出进一步分析。同时，辨析词义也要重视具体语境。

    张英教授高度赞扬了五位发言人多样的选题与研究视角，认为他们对于新理论的引入也十分具有启发性。但张英教授同时也指出，博士生们普遍具有研究深度不够的现象，需要“再加一把火”。如何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也需要更进一步的思考。

    论坛上，博士生发言人与现场的老师同学们还进行了提问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