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2日上午，第二分组会议“汉学与西学”于国学馆123继续举行。

    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马克林教授，他的演讲题目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想象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两种西方汉学的对比》。在西方，作为大背景的性别研究和族群研究同样影响到了汉学研究，马克林教授对比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最近二十年这两个时段的汉学，认为不同时期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理解趋于融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对中国的整体印象非常消极，认为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因此普遍存在反对中国的趋势。但是在这之中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声音，例如李约瑟和费正清，他们对于中国持有相对中肯的评价。最近二十年，西方对于中国的认识更加积极，但这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批判政治的声音依然存在，甚至更大。美国新清史研究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阅读满语文献，站在满族人的立场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清朝。除此之外，马克林教授将满洲人的帝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帝国进行对比，例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等，这对于我们当下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启发。最后马克林教授总结道，海外当代汉学与近代汉学有相似之处。并且强调政治环境对于汉学的影响无处不在。

    针对马克林教授的发言，华东师范大学萧延中教授作出了回应。他认为汉学的起源与西方传教士有关，他们试图通过中国的语言系统传递自己的信仰体系，而语言是了解他者一个重要前提，因此汉语就被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中国问题研究则是一个冷战的产物，其研究基础不是理解而是冲突和对抗。萧延中教授认为马克林教授的文章是将学科和问题意识等同在一起了。但马克林教授试图在汉学和中国问题研究之间寻找共通点的这一行为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对于当代汉学和中国问题的研究非常有利。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司马懿教授，基于比较宗教学的视域作了题为《李之藻、汪维藩与中国景教历史的神学诠释》的主题发言。作为基督教分支之一——景教的奉行者，明朝官员李之藻对于早期基督教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读景教碑书后》体现了中国学者对于景教最初的看法。20世纪晚期，汪维藩的《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一书中使用了唐、元两朝的景教文本，这些景教文献是对早期正统基督教文本的再解读。汪维藩没有使用传统的、系统的神学研究方式，而是以中国文人的思路和文风进行研究。通过对比，司马懿教授发现李之藻和汪维藩两人用相似的历史性研究方法，重新诠释和理解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最后司马懿教授总结道：文本阅读和经文辩读的研究方法，对于理解17世纪中国的神学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随后中央民族大学的游斌教授对司马懿教授的发言作出了回应。游斌教授认为这篇论文综合了神学文本化和文本阅读的方法，能够促使我们去研究景教在当代中国基督教社会的影响。文章回溯了景教在中国从明朝后期到现在长达400年的发展脉络。在丰富的社会文化关系背景下，景教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基督教徒身份建立与认同的重要来源。游斌教授进一步指出：在神学的当代意义上，我们应该更加全面地去理解景教，包括从考古和文本研究中寻找新的观点和发现。

    第三位发言的是来自澳门圣若瑟大学的范圣言教授，其发言题目为《自然、世俗化及欧洲中世纪现代科学发展的条件：犹太—基督教的贡献》。范圣言教授认为犹太—基督教对世界的贡献在于他把世界分成圣、俗二元，一个是神圣的，另一个是自然的。上帝创造世界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古代泛神观点的一种颠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创造性哲学。对于如何看待这样一种世界观，范圣言教授认为这种世界观对于我们如何理解世界有着解放性的意义，他使得普世性的科学界和世俗化的世界成为可能。

    香港中文大学、山东大学李炽昌教授针对范圣言教授的发言，香港中文大学、山东大学的李炽昌教授从三个方面作出了回应。首先，从文本的角度，李炽昌教授认为这篇论文仅关注了创世纪的第一章，但第一章中也还有很多相关内容没有涉及。第二，有关希腊哲学对于欧洲中世纪科学的发展也没有太多涉足。第三，目前很多伊斯兰世界的著作都被翻译到了欧洲，这可能也是在下一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关注的。

    本组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来自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奥利弗•戴维斯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理解今天的人：科学、宗教与爱的原则》。戴维斯教授认为对于我们人类自身的形成来说，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我们不仅使用工具还能够制造工具。二是我们的社会性，这是人类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动物的显著特点。当我们把社会性和制造工具放在一起观察时就会发现人类有使用语言的能力。人类将语言视为一种工具，我们的社会性促使了语言的生成。我们认为意识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但是事实上，思辨和意识是人类自身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通过社会性的培养才慢慢形成的。除此之外，戴维斯教授还提到了语言的物质性以及我们产生共情的原因。

    针对戴维斯教授的发言，中国人民大学雷立柏教授认为这篇文章当中不仅包含了许多哲学思想，也有对社会和生活的反思。但对于戴维斯教授所说的，自古以来我们都有无条件的利他主义这个观点，雷立柏教授表示怀疑。虽然中国的佛教、道教等宗教都有天人合一的观点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描述，但是如何将之转化为现实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对于社会来说，语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既可以作为沟通的桥梁也有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在语言定义权利这个方面，与罗马帝国相比，中国并没有与之相似的法律原则。

    本次分组会议除了学者的发言与回应外，还设置了提问环节，观众与学者针对论坛问题进行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