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2日上午，第三分组会议“汉学刊物的百年回顾”于国学馆225举行。《华裔学志》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暨主编黄渼婷老师、《华裔学志》研究所编辑巴佩兰老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教授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柯睿教授分别作主题发言，上海师范大学刘耘华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任大援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作出了回应与总结。

    第一位发言人是《华裔学志》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暨主编黄渼婷老师，她阐述了论文《再思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华裔学志>期刊中关于中西文化会遇之文献为例》创作的缘由，即关于汉学研究方法论存在的多种讨论。她援引钟鸣旦教授的观点，钟鸣旦教授从跨文化角度出发，以文化交谈模式为基础，观察分析了中西历史文化对话方式，开辟出了另一个研究范畴——“传教士汉学”。他提出四种文化交流的模式：传递模式、接受模式、交流沟通模式和创新模式；同时提出两种思考模式，即换位思考与自我整合。钟鸣旦教授非常看重“我”与他者的关系，他认为我们要试着换位思考，站在别人的文化与时代的立场看待问题，而不是把我们的想法套在别人身上。与之对应，黄渼婷老师又提到顾彬教授的观点，顾教授认为汉学不仰赖西方视角，而是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理解。所以部分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的偏见会阻碍自身与他者相遇时可能产生的文化与文明，故他提出“纯粹中国”的概念。黄渼婷老师以《华裔学志》为例，分析汉学或中国研究刊物的研究方向所反映出的汉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华裔学志》注重中西文化与东亚文化之间的相遇等主题，其刊载内容多与中西文化会遇有关，并诠释中西文化研究上的多元方法。最后黄渼婷老师提出自己的结论，当前汉学研究最大的问题是各家树立的门户会阻碍文化多元发展，我们需要更广阔的视角。任何一种研究方法与角度都有其珍贵性，重点是这些视角是否可以让素材得到最大程度的运用和发展，我们需要从各个方面检视研究材料，不断开拓新的视野。

    上海师范大学刘耘华教授针对黄渼婷老师的发言作出回应，他认为顾彬教授与钟鸣旦教授的方法论思考基本一致，因为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也是相互丰富与建构的，他者不是自我的敌人，不能受意识形态偏见束缚，不能受后殖民主义影响。他认为《华裔学志》是非常好的刊物，它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水准不亚于中国本土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但《华裔学志》中的论文大多关注古代中国，而关于现代中国、中西文化彼此交流传播的影响、中西文化比较的论文都较少。因此他希望有一些论文来探讨中西文化比较，探讨中西文化就某一问题流传演变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刘耘华教授称赞了黄老师的看法，认为不管是汉学还是非汉学，其实都是要解决具体问题，都是要征询问题延展的脉络。

    第二位发言人是《华裔学志》研究所编辑巴佩兰老师，她的论文主要介绍了《华裔学志》的创刊人鲍润生神父及其著作《孔子及孔教》（Confucious and His Clout）。巴佩兰老师首先介绍了鲍润生神父的生平。他1917年出生于普鲁士，从小接受宗教教育；1905年决定前往中国传教，故在德国跟随众多汉学家学习；1920年到达中国山东传教，随后进入上海学术界并成为皇家亚洲学会的成员，之后在北京创立《华裔学志》。1936年，鲍润生神父在辅仁大学的实验室里感染去世。随后，巴佩兰老师说明了《孔子及孔教》这本书的内容及创作意图。鲍润生1920年到达山东，收集有关孔子的材料，两次前往曲阜并拍摄照片，旋即创作此书。这本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中国文化，第二部分介绍孔子，第三部分详细描述了孔庙及孔林。鲍润生研究孔子的目的是想针对孔教在未来的传播情况作出预测，他对孔子学说及著作做了非常深刻的分析，其文字易于理解，照片与地图也是有价值的史料，对汉学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从汉学研究角度讲，鲍润生关于文化圈的理解可能比较过时，但他仍然属于传教士学者的大师之一。

    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任大援教授针对巴佩兰老师的发言作出回应。他补充说，《华裔学志》的历史在西方汉学机构中具有独特性，其诞生在中国，然后到达日本、美国，1972年才回到德国，因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些国家对汉学的研究和理解。《华裔学志》有三个特色，第一是中国学者的参与和互动比较突出；第二是刊物背景对传教士的研究和关注；第三是《华裔学志》有两套配套的出版物，即《华裔学志丛书》和《华裔学志选集》，这两套书与《华裔学志》本身构成了完整的系统。他认为要把《华裔学志》当作一种历史资料来看，当作用西方人的方法来理解整理中国古代的历史资料。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教授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柯睿教授介绍了《通报》的历史。柯马丁教授介绍，《通报》于1890年建刊，是内容非常丰富的杂志，涉及众多领域。目前《通报》已出版102期。1890到1990年的《通报》是第一个系列，1990年后又开始新的系列，中间两次世界大战使其有所中断。《通报》编辑委员会一般为欧洲学者，没有专职制作人员，只有教学人员、研究人员兼职完成，这非常耗费精力，但保持了较高的标准。在内容上，《通报》用德文、英语、意大利语刊登各种汉学研究文章，很早以前编辑委员会决定只刊登关于1920年以前中国研究的文章。同时《通报》还包含一些书评，涉及不同语言的书籍，非常具有批评性。柯马丁教授现场展示了通报内容、标题及其变化。

    随后柯睿教授通过介绍《通报》在历史上发表的数十篇杰出文章，来具体展现其选文风格与发刊要旨。柯睿教授所介绍的文章分别涉及唐代王玄策三次访问印度事件研究、唐代地方政府研究、古代中国书写体系研究、中国药与酒的研究、中国50年代经济政治研究、中国中世纪道教研究等内容，文章多为70页甚至200页以上的长文，具有体量重大、翻译准确、内容夯实、多以某位文化传播者为考察对象或考察背景的特点。“现在《通报》仍然在办，每年我们会在60多篇文章中进行严格审核，只出版10到12篇文章，以确保《通报》的质量。”柯睿教授希望通过他的介绍，让大家了解《通报》的历史及其在汉学界的重要性。

    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对上述发言做出评论：人大正在推动两个项目，与此次发言涉及的刊物有关。一个项目是从《通报》里选一些材料并将其翻译成中文，第二个项目是推动人大和《华裔学志》共同翻译的项目。杨慧林教授分析了翻译工作在语言和选材问题上的困难性，并指出，《通报》材料进入中国，对汉学来说极其有价值。中国文献在被翻译成西文时，包含了译者的分析与思考，再将其翻译回中文时，会成为什么样，这需要汉学家、西方学者与我们一起来考虑。

    本次分组会议除了学者的发言与回应外，还设置了提问环节，观众与学者针对论坛问题进行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