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1日下午，第五届世界汉学大会的分组会议“汉学与西学”在国学馆119室举办。

    第一位讲者是来自中山大学的梅谦立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在礼仪之争之下的中西桥梁—樊守义》。1610年，利玛窦去世之后，在日本、欧洲、中国都有人反对他的主张，认为基督徒不能够再进行传统的祭祀了，因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礼仪之争的背景。樊守义1682年出生于山西绛州，其家庭有天主教背景，他从小与耶稣会士艾路斯一起长大。1706年，樊守义作为康熙皇帝的使者到达罗马，此时多罗来到了中国。1717年，樊守义回到中国，虽然他没有官方的身份，但是他却承担起了东西方沟通的桥梁作用。他在自己撰写的政见录中，提到了在罗马、米兰的见解，也提到了自己被罗马教宗接见的经历。同时，他还向教宗说明了多罗到达中国后的情况，以及多罗和康熙之间的冲突。教宗表示多罗的行为并非自己所授意的，这就是礼仪之争的具体内容。1753年，樊守义逝世于北京，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坟墓上一面有中文，另外一面有拉丁文。这反映出樊守义既是康熙朝忠诚的子民，又接受了意大利的西方哲学的训练，并且为教会服务，所以他有双重的身份，并且一生维持了这种身份。

    针对梅谦立教授的演讲，中国人民大学杨恒达教授作出了回应。杨教授把樊守义作出的巨大贡献主要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尽自己最大所能减少教皇和康熙帝之间的误解，特别是在礼仪之争这一领域。另一方面，他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人的。

    第二位演讲者是来自德国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的培高德教授，他要讨论的是《中国现代化始于何时？再思西学与洋务运动》。现代性本身是一个西方的概念，19世纪的时候，这个概念对应到中国社会，那就是所谓的自强运动。虽然洋务运动的失败已经成为了被普遍接受的说法，但真正的问题是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怎样的教训。在培高德教授看来，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化的范式，但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一切都是错误的。比如自强运动真的失败了吗？我们为什么不能看看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成功之处呢？中国的现代化可以上溯到耶稣会士时期，或者中国和俄国早期签订国际条约时期。中国的新政和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作出的一些改变，都推翻了我们之前的一些假设。最后，教授提到我们不应该一直将中国和日本作比较，虽然这两个国家几乎同时开始大变革，但二者的情况非常不同。清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因此中国的变革比日本更复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巴西和奥斯曼帝国似乎是与中国对比的更好的例子。

    针对培高德教授的演讲，中国人民大学李雪涛教授作出了评论。李教授认为培高德教授有关洋务运动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我们可以发现有两种历史学家，一种以宏大叙事来做研究，另一种有宏大的叙事视野，但是入手处却非常小。培高德教授的演讲告诉我们，除了英文文献之外，我们也要关注其他的文献。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者做一些翻译的工作，以方便中国学者的研究。

    第三位讲者是来自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大卫·贾斯柏教授，他的演讲题目是《浪漫的中国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汉学》。教授的演讲主要希望能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以及如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中英文化。18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已经开始对中国现实进行描述，但这些学者对中国的了解可能有失偏颇。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中国的形象已经成为英国浪漫主义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构成要素。举例来说，巴罗的《中国游记》是19世纪西方人士阅读最广泛的一个作品。其中对自然风光的描述与西方差距甚远。翟理斯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进行翻译是希望把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引入英国，这本书直到今天都还在出版中。理雅各在80年代讲授了关于中国宗教的课程，也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因此总结来说，我们从浪漫主义时期的汉学转到维多利亚时期的汉学，应该考虑文学作品当中的各种学派，也要用平等的态度去看待英国和中国的浪漫主义。

    此后同济大学叶隽教授进行了回应，叶教授认为贾思柏教授通过研究，尤其是翻译式研究，把整个知识空间连通起来，展现了研究范式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涉及到了一个更广阔的欧洲知识场域问题。叶教授同意《聊斋志异》在西方语境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认为浪漫主义汉学到专业汉学的转变，在文化领域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意义。

    最后一位讲者是来自瑞士巴塞尔大学的韦宁教授，他演讲的话题是《论研究一种关联性对象：汉学与中国的全球研究》。韦宁教授从事的也是比较性研究，在他看来，可能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区域研究。这种研究应该以框架结构式的区域研究方式，从互相影响的去区域中心化的角度来思考。另外，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关联性对象，以及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所有关联性对象都会以不同的方式产生关系影响，其中有一些关系是存在威胁的，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思考一下，什么样的关系论是合适的，这是研究中的一个难点。最后，韦宁教授提到了汪晖的研究。他在最近的一部作品中，提出了跨系统、跨社会的区域维度概念，其中包含着政治性的意涵。汪晖教授的研究给区域研究了提供新的理论。我们仍然可以沿着以前的道路来做汉学，但是要和中国密切结合，就必须要使用这种关系性的概念。这是中国全球研究的大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王义桅教授之后作出了评议，他主要回答了为什么关系性属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范畴，而不是非洲主义或者拉美主义。为什么中国没有工业革命，为什么欧洲这么发达而中国落后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要反思自己，学习他人。全球的中国研究是要通过中国的眼睛来看世界，超越传统的中国研究，去发现新的中国。

    本次分组会议除了学者的发言与回应外，还设置了提问环节，观众与学者针对论坛问题进行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