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啸: 德裔美籍汉学家柯马丁

认识柯马丁教授，完全是一个极偶然的机缘。那天，他应邀来到复旦，作关于先秦文学与文化方面的讲座。他的讲座很有欧美风格特点，只用一半时间演讲，而后留出一半时间请大家提问，他作解答，并讨论，这个做法有点类似美国大学教授给研究生授课的方式。我是作为有专业兴趣的年长听众，从头到尾聆听，没有冒昧发言，这也许是局外人身份的缘故吧。然而事后我与他的个别交谈，却让我吃了一惊——他对我非常熟悉，出过哪些书，几乎脱口而出，他甚至很早就买了我在台湾出版的《楚辞综论》一书，这让我惊讶万分，没想到大洋彼岸还有这样的学术知音。我们之间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

柯教授的身份太“出挑”了——正宗的德国人，出身、生长在德国，毕业于科隆大学，获博士学位，专业是汉学研究；曾到中国北京大学留学，是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的外国留学生弟子；在美国的大学任教授，专职教汉学，先是在华盛顿大学，继到哥伦比亚大学，后转至普林斯顿大学，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有意思的是，他的夫人是日本人，据说他们是北大留学期间的同学。可见，柯教授起码精通四国语言——德语，那是他的母语；英语，这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国家所必须的语言；日语，这是他与夫人从相识到相爱，以至长期共同生活不可缺少的语言交流工具之一；汉语，这是他在美国大学任教授、从事汉学研究的专业语言，身为汉学研究的专家教授，不精通汉语能行吗？我不知道他还懂哪国语言，光这四国语言，对一般学者来说，已够受了，而他却能轻松自如地驾驭运用它们。同柯教授的普林斯顿门生们聊天时，我还得悉，他要求学生也必须掌握多门语言。东亚系的博士生们对我说，柯教授要求他们，英语是首当其冲的，博士论文必须用英语撰写，汉语自然更不必说了，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哪能不懂汉语？这点对中国留学生自然十分有利，但柯教授规定，还要学日语，因为日本的汉学研究很发达，必须熟悉了解，而欧洲国家的语言，也要学习，或法语，或德语，或西班牙语，可任选一门，欧洲的汉学研究可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成果啊，必须了解。天哪，做柯教授的学生可真不容易！好在导师本人是无声的榜样，学生们不得不心服口服，既然投到他的门下，这苦果就只有自己尝了，不想学也要学，好在进普林斯顿的博士生，个个都是经过柯教授亲自挑选的，这难不倒他们。怪不得柯教授能在普林斯顿乃至北美成为一名出色的汉学家，他既学贯中西，又成果丰硕，而这些与他上述先天禀赋和后天的努力，都是密不可分的。

柯教授的汉学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的先秦文学与文化。他从先秦文学入手，融入先秦文化，并使两者有机结合——让文学与文化不分家，这是他研究风格的一个很大特点。他认为，文学研究离不开文化研究，因为文学离不开文化，而文化中则包含有文学，特别是中国的早期文学。这里的文化，在柯教授看来，主要指先秦时代的历史、考古、宗教、民俗、艺术等，它们使他的学术眼界大大拓宽，学术眼光锐利深刻，对文学史现象的剖析和判断能入木三分。举例说吧，由柯教授参与编写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一书，开始主编约他负责编写先秦部分，接受任务时，他特别声明，要我写先秦部分，必须连带西汉部分，因为先秦与西汉，难以分割，后世流传的许多先秦典籍，很多是在西汉时代被整理成书的，不连贯西汉，无法解释先秦典籍中许多问题和现象，也难以贯通西汉时代承袭先秦的许多思想和学术见解。他的这个认识非常有学术眼光，我读到这个信息时，有眼睛一亮的感觉——这可是一个很有独到意识的见解啊！果然，该书主编毫不犹豫地采纳了他的这一合理化意见，文学史著作出版后，这两个部分自然都出于他的笔下，两者可谓有分有合，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浑然成一体。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阐述北美地区中国早期文学研究状况时，特别指出，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学者将注意力转向了青铜器铭文和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历史、思想史和宗教的学者尤其特出，因为古代文明在这些领域往往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他特别指出，游离于中国早期文明与文化之外的早期中国文学是不存在的。为此，他提出，我们需要采用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而不是采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用彼此孤立的视角来看问题和分析问题。这是很有学术眼光的看法，也非常适用于对中国早期文学的研究，因为中国的早期文学，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思想、风俗、艺术等，很难分割，其时的文学还完全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文学的意识也远没形成，它只是融于或寄身于呈多学科状态的文化典籍之中，我们后人必须用综合的眼光看待它，才能理解并解释它。

由于多年从事汉学研究，使得柯教授对北美地区的汉学研究状况了如指掌。他在总结概述北美地区中国早期文学研究的历史及最新趋势时，条分缕析地概括了《诗经》、楚辞、汉赋、秦汉时代诗歌和散文的研究状貌，既点到了代表学者及其研究论著的特点与长处，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和欠缺，所论所述，不温不火，切实到位。例如对《诗经》的翻译与研究，他详述了其研究历史与现状，并从欧洲汉学界追溯到北美，对诸多学者的研究，一一作了恰到实处的评述。他特别指出，北美的《诗经》研究已大体扬弃了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方法论，而开始着力于诠释学的专门问题、文本的早期接受和由出土文献所带来的特定问题。对楚辞研究，他在简述了研究概况后，实事求是地说，这个领域相比《诗经》和汉赋，是北美汉学界用力最薄弱的，至今没有涉及新出土文献相关的楚辞文本，也没有将楚辞文本充分融入战国晚期和汉初思想史与文学史的语境之中，他的这一认识判断，确是击中肯綮之论，体现了一位正直学者的鲜明学术立场。特别要说的是，对北美汉赋研究大家康达维，他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北美地区的汉赋研究几乎完全可以用一个名字概括——康达维，康达维的研究成就足可比肩中国学术界过去三十年研究赋的二、三名顶尖学者，在西方，康达维堪称是赋学乃至整个汉代文学研究的执牛耳者。这是多么高的评价，简直可谓不吝赞誉之辞了。对待学术研究如此认真的态度，如此鲜明的是非立场，显示了一位纯正学者的学人本色，十分令人钦敬！

在总结北美地区对中国早期文学研究的特点时，柯教授讲了一段非常值得我们品味咀嚼的话，他说：“中国早期文学研究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最新西方理论的影响，也许由于语言学的巨大挑战，或其古老的性质，在很多情况下，对中国早期文学的研究不能采取一种按照西方的舞台剧本来表演智力体操的方法，即便具有理论宏图的集中有限的研究，也是通常基于原始文本的。在过去数十年中，后现代和其他的批评行话，曾经对西方文学研究界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冲击（现在这一潮流正在消退），但却从未在中国早期文学研究里占据多少领地。”这段话对我们中国学者来说，真是很有意味啊！连正统的西方学者，都对所谓的时髦西方理论采取了如此褒贬分明的态度，而我们中国的学术界，似乎至今还有一些人（特别是年轻的学者甚至博士生们）在主动迎合西方思潮，喜好炫示西方理论术语，以此装扮门面，有意无意地贬低中国传统学术，抬高自我，唬弄读者。

如今的柯教授，已是一位享誉国际汉学界的汉学家，他经常在北美、欧洲间飞来飞去，参加学术活动或讲学，中国他更是常客，北大、复旦这些名校，常请他前往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为此，他常常一年的学术活动行程计划排得满满的。柯教授除已发表数十篇汉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外，还出版了多部围绕中国古代早期文学、历史、宗教、艺术等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其中尤以诗歌研究为中心。他特别在意自己学术成果的精益求精，一部英文版的《早期中国的书写、诗歌和文化记忆》，为了中文译文的准确达意，已磨了二、三年，还没正式问世。热心的读者期盼着能早日拜读他的这部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