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对海外汉学的研究。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已有十几本之多；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洋洋洒洒已有数十种；任继愈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后来居上，注重学科建设，其中许多译著受到好评；李学勤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国际汉学漫步》备受欢迎；季羡林主编的“中学西传”丛书侧重研究，引起学界注意。在这些书之外，各类学术性辑刊纷纷出版，一些大学也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 

学术界对汉学研究的关注和热情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和学术研究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汉学的存在也日益揭示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近二十年来，在西方的传统文科中，汉学成为发展最快的学科。现在全球有近万名专业汉学家，仅美国就有三千多名职业汉学家，每年毕业的汉学博士有近千名，每年海外出版的汉学著作有几百部。当然，汉学家的研究水平并非整齐划一，他们中许多人的研究隔靴抓痒，文不对题。他们的许多研究方法和成果也应深入讨论，但这些都不能作为我们轻视海外汉学家的理由。

那种对老外做中国学问不屑一顾的态度是学术上无知的表现。中国学术从传统的经学转变为近代、现代学术，除其自身的原因以外，最重要的外在因素就是与汉学的互动。从远处说，明清之际心学衰落，实学兴起，这与耶稣会入华有直接的关系。被胡适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清乾嘉学派，其学问转向就受到在华传教士的直接影响，这是西方早期汉学与中国近代学术的互动。晚清以降，民国以来西方汉学的发展直接刺激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研究，直接导致了中国现代敦煌学的产生；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语音学研究，直接影响了赵元任、李方桂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当时汉学对国学的影响和冲击，陈垣先生的一席话表达得最为真切：“现在中外学者谈论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把汉学的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陈寅恪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开创者，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对西方汉学的熟悉。就当代来说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我们只要提一下费正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就足够了。

国外汉学家的某些研究为什么会高于国内同行呢？这正是我们国内学者需要认真反思的，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有两点较为重要。

第一，有些研究方向的文献，海外优于国内。例如长期以来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但这并非国内学者不努力，而是绝大多数敦煌资料藏于国外，国内学者无法使用。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如明清中国基督教研究，至今最优秀的学者和最有影响的著作，大多属汉学家的而非国内学者，也因为大多数传教士的文献藏于国外。

第二是研究方法高于国内学者。高本汉用现代语音学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音韵，从而使这一研究走出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老路。李约瑟运用现代科技思想整理中国历史，从而开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新的学科。目前，国内文科研究中许多人采取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这同样受启于汉学家。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面临范式转换的今天，汉学家对中国学术界在方法论上的影响日益增大。

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大象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国际汉学》（任继愈主编）。和同类辑刊相比，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注重汉学文献的翻译，每期这类文章约有近三分之一；第二，注意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的历史背景下把握西方汉学的发展和变化。北外海外汉学中心所出版的“国际汉学书系”也很有特点，他们把对西方早期汉学的著作的翻译作为重点。如《耶稣会士中国书信集》就是西方汉学的奠基之作，此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反映很大。这是从捷克文译过来的，此书在西方至今尚未有英文版。这说明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汉学著作的翻译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不低于国外的水平。近期出版的王振华先生所译《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一书，对于晚清史的研究也十分重要。和其他的汉学翻译丛书相比，这套译丛更注重国外汉学基础性著作的翻译，更注重国外汉学史的梳理。这都体现了对海外汉学研究的新近进展。

总之，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首要一步就是要了解海外汉学，中国文化要显示其世界文化的意义，也必须要做好与汉学的沟通与互动。在这个意义上，加强对汉学的研究是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

（原载文汇报2003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