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不仅是文化交流和思想对话的天然媒介，其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特质也必然对未来的学术有所激发。”

——杨慧林教授

一、世界汉学大会的十年发展

1、组织形式：从相识、相聚转向深度交流

杨老师表示，本届世界汉学大会的组织形式可能标志着一次转折。“这些年的世界汉学大会确实是在逐渐聚焦、不断深入，中外双方的主办者、参与者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如何才能使全球性的定期论坛从最初的相识、相聚转向更深层次的学术交流”。就规模而言，出席往届世界汉学大会的国外学者都在70位以上，上一届大会甚至超过了100位，而今年已将国外正式代表缩减为30多位，另有30多位国外青年学者是参加“孔子新汉学计划”的博士生。至于国内学者，今年采取了一对一的对话方式，根据国外学者的发言内容和专业领域，分别选定国内的学者予以回应。这样，每一组发言就都成为了真正的“penal discussion”（专题讨论）。基于今年的调整，每位学者的发言时间、回应时间也都比较充分，再加上其后的问答环节，将会让每一场讨论更加深入。杨老师说，“我相信这不仅是形式上的变化，也体现着组织者对于世界汉学大会的理解”。

2、大会主题：源自世界汉学大会理事会的建议

回顾以往，每一届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阐释都借助了中国和古希腊思想家家相互关联的名言，比如“和而不同”（《论语》）与“对立产生和谐”（赫拉克利特）、“同归而殊途”（《周易》）与“此路亦彼路”（赫拉克利特）、“与时偕行”（《周易》）和“因势而通”（柏拉图）、“理无分殊”（柏拉图）和“道不远人”（《中庸》）等等。“这其实都是试图从不同的思想资源进入大会的主题，让大家明白我们的关注，并启发进一步的思考”。今年的主题之最为突出的特点，就用复数形式的“sinologies”替换“sinology”，以此表达汉学本身的多样化，并尝试将更为丰富的相关研究容纳于世界汉学的视野。这可能也是所谓“大汉学”、“新汉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主题是由世界汉学大会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讨论提出，确定方式不同于往届。2014年，世界汉学大会理事会正式成立；理事会的25位成员，有18位来自国外，7位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在2015年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中外理事直接参与了第五届世界汉学大会的设计、组织和一些具体工作。这次理事会还做出决议，将中国人民大学的刊物《世界汉学》变成世界汉学大会理事会的会刊。《世界汉学》的编辑出版将使世界汉学大会的组织、设计、延伸性的讨论等等更好地相互关联，也会让我们看到世界汉学大会在这十年之间的不断前行。

3、对外交流：推动中国本土学术发展

“青年汉学家圆桌论坛”是世界汉学大会的一大亮点。“孔子新汉学计划”就是在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上由国家汉办正式宣布启动的；第四届汉学大会为“新汉学计划”资助来华的青年学者们组织了“青年汉学家圆桌论坛”，这一论坛也将在今年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据杨老师介绍，“本届世界汉学大会之所以要适当缩减规模、集中论题、并采取中外学者一对一直接对话的方式，应该是希望通过学术、学科、学者和学生的交流，将初始阶段的相识、相聚以及种种仪式性的活动有所推进，也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科发展形成更多的关联”。

二、“汉学”是中西思想对话的天然平台

1、汉学本身就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

“汉学是中国和西方思想对话的天然平台”。从根本上讲，汉学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汉学离不开中国的材料，又植根于西方的问题和方法，同时也不可能框限于任何独一的领域，其与生俱来的特征就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如果没有这三跨，根本就没有汉学”。如果从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角度去思考“汉学”，那么其实同样也可以将之推演到更为普遍的比较研究，比如，文学院的比较文学专业就最为典型。如果用这三个“跨越”来分析宗教学，也同样如此。前几年，杨老师曾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柯马丁教授（Martin Kern）进行过一次对谈，他们都对缪勒（Max Müller）的一个基本命题极为赞赏：“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只知其一，就等于一无所知）。在杨老师看来，宗教学本身就是一个comparative studies，如果只有一个宗教，就根本没有宗教学。“我自己因为个人的学术兴趣，会比较多地关注宗教学，但是这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学术兴趣所致，因为最早的一批汉学家实际上就是一批传教士”。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很多非常著名的传教士，他们真正被人记住的却是作为汉学家的贡献。“所以在西方，汉学当然是和宗教研究关联在一起的。后来才有所谓的‘中国研究’、‘大汉学’等等”。通过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这样的思考方式，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呼之欲出。采访之际，老师满怀期待地憧憬着，通过比较文学这样一个中外学界都有共识的学科领域，让汉学、宗教学、古典学更多地共享资源并且相互激发，延展出潜在的学术空间。他补充道，中国的古典学被称为“国学”（Chinese classics），而人大所倡导的“大国学”，却并不仅限于汉语的文化经验和历史文献，这与西方的古典学（classical studies）以及“欧亚研究”（Eurasian studies）其实同样带有“跨越”的性质。“作为读书人，如果有幸进入这样有趣的学术空间，看到不同思想的相互激荡、启发心智，实在是非常诱人的”。

2、传统汉学与当代中国研究：百年汉学出版物值得注意

如果说传统的汉学更多关注中国的古典文献，那么有关中国的当代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着中国的“大文本”，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因而，不少传统的汉学家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汉学”的内容。就此，杨老师提到《读书》杂志关于“汉学”和“汉学主义”的一组文章。其中有学者专门予以澄清：sinology 或者sinologia的基本涵义，亦即sino加上logia，正是美国人所用的China studies。本届世界汉学大会之所以使用复数形式的sinologies，则是强调“汉学”绝非任何单一的形式。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所关注的热点，当然会涉及不同的领域，虽然会有一些研究与传统汉学距离较远，但是影响甚大，对于中国本土也未必不能有所启发。另据杨老师介绍，西方汉学领域的几个重要刊物将会“亮相”本届世界汉学大会，包括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通报》（T’oung Pao）、已有八十多年历史的《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通报》的现任主编之一柯马丁、《华裔学志》的编辑巴佩兰（Barbara Hoster）均有专场发言，《世界汉学》的主编耿幼壮、《海外汉学》的主编张西平将分别回应。而《通报》和《华裔学志》与我校的合作，又正是文学院孙郁院长和雷立柏教授（Leo Leeb）分别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重大项目，未来将会通过翻译出版推出一系列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