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界人文】“帝喾的命运”——比利时鲁汶大学钟鸣旦教授在我院举办讲座

10月25日下午，比利时鲁汶大学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应我院邀请，在国学馆117会议室作了题为“帝喾的命运——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学者和欧洲传教士笔下的上古史”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我院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靖老师主持。  

钟鸣旦教授为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系主任、教授，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世界汉学大会理事会理事，以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史为其主要研究领域。此次讲座主要是以历史文本的跨文化交织为研究视野，以帝喾的感生神话为切入点来看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学者和欧洲传教士笔下的上古史。

钟教授指出十七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对于中国文献大都具有广博的知识。通过中西文本的细致比对，钟教授提出在当时传教士主要是通过两类材料了解中国历史：一是南轩的一些著作；二是当时很流行的纲鉴。通过接触这些文献，他们发现中国历史的记载要远长于《圣经·创世纪》。针对这样的现实情况，不同的传教士在历史文本译介上表现出不同的兴趣。钟教授把他们大致分为“索隐派”和“历史学家”两派，以感生神话为例，指出二者在译介上的迥异及原因。

钟教授告诉大家关于围绕帝喾的感生神话分为三种解释：无父感生——无人道；有父感生——有人道；有父不感生——有人道。“索隐派”对应上述第一种阐释策略，他们的阅读研究材料大多来源于纲鉴，在这些史料中大都记载着中国的神话和传说。“历史学家”则对应后两者的阐释策略，他们的阅读研究材料大多来自通鉴（编年史）。这些史料中几乎不涉及感生一类的神话和传说。从中可以发现传教士的解释与中国史料编织交缠在一起，虽然其中不乏个人的见解，但也不免被中国的解释所塑造。

最后，钟教授指出历史文本的跨文化交织最终使欧洲不得不意识到其历史年表不再是唯一的参考。这些历史文献被译介传回欧洲后，在启蒙运动时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伏尔泰的《世界历史》把中国置于世界历史之首。通过对中国的了解，欧洲人的世界观被极大地改变了。

讲座结束后，钟教授与参加讲座的学者和同学就此次论题展开了深刻而富有启迪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