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大会·分组会议】理解中国：包容的汉学与多元的文明

2018年11月3日下午，第六届世界汉学大会的分组会议“汉学的译介与对话”第一、二场会议在国学馆123举办。著名汉学家罗伯特·恰德、安乐哲、李夏德、费南山、张华分别就相关汉学议题作了主题发言。

第一场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诸葛忆兵教授主持。首先，牛津大学罗伯特·恰德作了题为《前现代汉学研究步入近代》的发言。罗伯特·恰德教授主要介绍了西方汉学的起源，并结合自己的教学经历介绍了牛津大学古汉语发展的情况，以及西方汉学对于学习古汉语的作用。到牛津大学任教以后，罗伯特教授学习了约翰·奇科斯基的教学原则，在每一课都布置语法和短句的练习。由于缺乏上下文，所以对学生对语法的掌握要求非常高，而罗伯特教授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语法能力。很多学生经过三个学期的学习之后，汉语水平得到了惊人的提升。他认为，学习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有数学、古典学、希腊语学习背景的人往往学得最好。

紧接着，第二位发言人、北京大学安乐哲教授作了题为《将中国哲学译入西方学界：迟做总比不做好》的报告。通过引用葛瑞汉、尼采、亚里士多德等学者的观点及其中外翻译的对比，安乐哲教授介绍了中西方学者在世界观和宇宙论方面的不同点。 他认为，亚里士多德从本体论出发，以对名词的探讨为核心开始对世界的思考；葛瑞汉则认为事物出现的时候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彼此联系、彼此依赖的，并没有某一种事物针对其他事物的优先性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宇宙论传统则聚焦于“什么是人”和“人从哪儿来”的问题，把人、事物和地点连在一起，这与以动词为中心的中国语言是非常不对称的。

维也纳大学李夏德教授作为第三位发言人，以《太平御览》为主题，介绍了奥地利汉学家奥普菲茨梅尔把《太平御览》翻译成德语的情况，并作了《宋代类书<太平御览>：菲茨梅尔德语译本的选译性与学术性》的主题发言。李夏德教授简要介绍了奥普菲茨梅尔的生平，并着重介绍了奥普菲茨梅尔对汉学的贡献。在获得了维也纳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的博士学位后，奥普菲茨梅尔翻译了白居易的诗和《汉书》，并留下了大量《太平御览》的译本。庞大的译文为那些不懂中文的人提供了一个机会。李夏德教授向大家展现了一位热爱中国文化并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奥地利学者。

短暂的茶歇后，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主持了第二场会议。首先爱丁堡大学费南山教授作了《更新转化的术语：论当下晚清翻译研究的重要性》的报告。费南山教授介绍了三位晚清的翻译家，并谈了文本对于知识传播的影响，最后着重探讨了翻译对于言论自由文本的影响以及对当今时代的意义。她指出，早期人们对于翻译传播和著作的概念没有明确区分，但17世纪之后，德国和荷兰出现了新闻自由，人们可以畅所欲言。19世纪，当地有著作专门介绍当时的中国，用到了很多词语，包括晚清出现的术语也会在报纸、刊物和百科全书里出现。因此，我们必须要对翻译文本本身的集聚价值给予应有的重视。

最后，北京语言大学张华教授结合亲身经历，介绍了他对“国学”“汉学”等词语在翻译问题上的观点和坚持，并做了《国学与汉学》的发言。早年人们用英文“National Studies”一词指称“国学”，张华教授认为这一译法颇有“硬译”之嫌，曾提出应把“国学”对译成“Classics”的看法，却应者了了。2018年，在他主编的《东学西传：国学与汉学》出版前，“Sinology”指称“汉学”已是共识，但对于“国学”一词，张华教授下意识地给出了“Classics”的翻译。这一观点得到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伦·米勒教授的认可，不但一目了然,而且非常有助于国际视野下重建中国古典学——即国学。张华教授认为，这其实是对西方话语中心意涵的古典学理解的放弃，因为这把中国国学也视作“Classics”的一种。

学术本无国界，对于汉学的译介与对话，本身也有很大的讨论和发展空间。在三个小时的会议中，五位学者带来了颇丰的学术果实，围绕汉学与在场嘉宾展开热烈讨论，话题涉猎翻译、教育、哲学等领域。

第一场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张晓萌教授主持。

首先，澳大利亚纽斯卡尔大学薄国强教授作了题为《西方或欧洲已经失去灵魂了吗？——兼谈对汉学的影响》的演讲。薄国强教授指出，由于欧洲信心缺失、心灵闭塞、西欧绝大多数人对基督教文化兴趣弱化等内外部因素，西方或欧洲已经失去灵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关注这种缺失不仅是为了防止欧洲分崩离析，更在于避免其失去文化、自信、目的和方向。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薄国强教授首先批判了抵触汉学的观点，强调开放心态的重要性；其次指出应将中国文化放在中国具体语境中去认识，去找寻缺失的灵魂；最后表明，要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思考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汉学。

第二位发言人、俄罗斯科学院博罗季奇教授讨论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意识形态概念的综合：当代中国国家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博罗季奇教授强调国家当权机构高效的社会统一性，认为中国意识形态体系包括的传统儒家思想、俄国改革引进的马列主义两部分。他具体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脉络，重点阐释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强调其与俄国发展的巨大差异；最后指出，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中，意识形态的价值核心在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紧接着，亚美尼亚国家科学院阿哈尼·哈鲁特尼亚教授作了题为《中国软实力：文化与公共外交》的发言。阿哈尼·哈鲁特尼亚教授首先从软实力的概念入手，将其视为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明确指出要将软实力和硬实力结合起来，让中国有一个“柔软的崛起”。其次，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作为一种中国软实力的体现，逐渐在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她重点分析了儒学思想所具有的深远社会政治价值和意义，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意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外，她还特别强调从公共外交的维度透视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崛起。

第二场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房乐宪教授主持。哥本哈根商学院曹伯义教授以“从历史角度去看待中国”为主题，强调宋代的经济、科技、政府管理之强大，并指出清代中国的衰落是由于中国当时内部自给自足系统的形成和稳定，从而引出中国近代经济的落后和被世界孤立的状态。他认为，从历史角度去看待中国，必然要联系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实力等方面，同时强调目前中国现代转型中要对民族、宗教等多方面进行融合借鉴。在这些分析基础上，曹伯义教授引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个现代化”概念，并分析了中国政府的部分理念。

安卡拉大学欧凯教授讨论的是《土耳其的汉学传统与现代转型：“一带一路”对土耳其汉学研究的影响》。欧凯教授具体从土耳其的汉学研究传统、土耳其汉学研究与中土关系、土耳其汉学研究和“一带一路”倡议三部分探讨土耳其汉学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在第一部分中，他介绍了土耳其汉学建立的历史，并强调土耳其建立汉学并不在于了解中国，而是要认识土耳其古代史。在第二部分中，他分析了土耳其国家与中国交往良好的发展图景。在最后一部分中，他指出，“一带一路”使得中土的文化交流增强，促使土耳其的汉学研究方向更加宽广与多元，配合中土关系与国际学术发展产生巨大变化，但仍需要建立更多的机构和交流机会。

最后，美洲大学的布兰达·拿瓦-乌里韦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中墨文化关系，兼论如何增进理解》。布兰达·拿瓦-乌里韦教授首先从中墨之间数额庞大的贸易往来出发，指出中墨经济关系之密切与重要，紧接着阐明中墨外交政策和平发展的关注点。在这个基础上，她具体分析了中墨两国文化上的差异，强调在分析差异过程中国际视野的重要性。最后他表示，中国政府邀请各国的教授们来理解中国的倡议，让世界有机会去发现这个美丽、勤劳和可敬的国家。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马克林教授作了题为《汉学与全球研究：初步分析》的发言。马克林教授主要就“全球研究”或“全球史”这一新兴研究领域与汉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他首先明确了“全球研究”和“全球史”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列举了一些具体例子，包括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的《重新定位：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李约瑟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和彭慕兰的《大分流》。马克林教授表示，全球史最有趣的特征之一是在中国及其它文明的多重历史中寻找新的重要性和机制。与其他文明的比较能够进一步加强汉学和中国研究的重要性。最后他指出，对全球史的研究不仅是全球化进程的结果，而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接下来，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文德教授作了题为《汉学与跨文化性：手足相连》的发言。他首先明确了跨文化的研究领域；其次指出跨文化本身虽然是很广泛和模糊的概念，但在全球化过程中，其重要性是十分突出的。再次，他谈到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从跨文化语境的语汇入手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文德教授得出结论，跨文化作为一个多方面的研究领域是多义化的，我们的全球化也是以相遇、合作、尊重为特点，但又同时存在着冲突、优势话语和符号暴力。如何使这两个互补领域构成对话十分重要。

韩国庆熙大学吴一焕教授带来了题为《中国世界遗产的融合与视觉化研究》的发言。他以韩国的孔子学院为例，从孔子学院的教育目的谈起，指出通过博物馆、展览会等有效教育手段，能够引导学生思考中国人的思维意识等问题，并强调视觉化在教学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希望通过知识的统合，建立起个人和群体的价值连接。由此吴一焕教授指出，大学正经历着第四次产业革命，运用大数据已经是大势所趋。中国使用世界遗产内容的学术机构众多，寻找合适的融合方案势在必行。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王黎明教授作了题为《汉字、右脑开发与数学思维模式》的发言。他首先指出，中国古代数学在四则运算、代数、几何方面于宋元时期达到巅峰。然而，此后中国在近代高等数学方面进展甚微。汉字与中国人重形像、重直觉、重经验、重感悟的思维形式相辅相成，不仅成就了中国古代哲学、宗教、文学、医学、艺术的辉煌，同时也使中国人的数学思维模式具有非逻辑性、直观性、具象性、技艺性、机械性等特点。当代神经科学、心理学及认知的研究，不断揭示右脑开发的重要性。由此他得出结论，探讨汉字与右脑开发及思维模式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之后是来自伦敦国王学院的奥利弗·戴维斯教授，他作了《中国文化与人类社会性科学：全球化世界中的稳定社会》的发言。在发言中，戴维斯教授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首先他为大家描述了第一次的启蒙运动以及劳动人的概念；其次他指出在第二次启蒙运动中，人的定义由技术型向社会型转变，由此引出中西文化在第二次启蒙运动各自扮演了何种角色的问题。借此，他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历史和语言，这种历史和语言可以被看作一个稳定而长期的力量。他强调，这样一种文化作为一种长期的思想之源，应成为我们寻求新科学时的思维方式。

第一场会议由清华大学的沈卫荣教授主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龚勋教授、阿尔多瓦大学罗曼教授、大阪大学松井太教授、莱顿大学的格里高利·福格斯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索罗宁教授分别作主题发言，在场学者就发言主题做了回应与探讨，展现出思想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首先发言的是来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龚勋教授，他带来了题为《西夏文动词词干交替来源新论》的主题发言。龚勋教授首先介绍了西夏语的词源，认为西夏语的难点在于其动词形态的不断变化。接着，他指出西夏文动词和词干交替现象，这一现象的起源被向柏霖教授归结为羌语、四土嘉绒语及基兰底诸语的“-w”后缀。龚教授将这一现象与日部嘉绒语的第三词根交替进行比较，分析日部嘉绒语的词干交替与其他嘉绒语组及羌语支语言的不同。关于西夏文现存资料中有的八类动词词根交替，他指出，其中四类与日部嘉绒语的第三词根构造有对应关系。最后，他总结道，西夏文与日部嘉绒语的形态决不能被归于偶臻一致的独立演变，而是承继自一个共同的西夏-日部原始语的词干交替。

第二位发言的学者是来自阿尔多瓦大学的罗曼教授，他发言的主题为《西夏医药文献中药料历史和词源的重新解释》。罗曼教授在研究佛教经文时发现其中藏有不少俄藏西夏医药的文献，有一些是关于药料历史和词源的解释。罗曼教授提到，2015年河北大学梁松涛教授出版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就有内容涉及中原医药疗方。除此之外他谈到，西夏医生受唐朝医学文献的影响较大，他们通过阅读一些重要的汉文书籍提升自己的医药水平。最后，他以“附子”为例介绍了西夏医药文献中各种药料的词源和使用方式，以及每一种药料在唐宋西夏社会中的多种用处。

第三位发言的是来自大阪大学的松井太教授，题目为《“有多少龙喝水？”：早期回鹘人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吸收》。松井太教授首先谈到，古回鹘文化受到中国文化巨大影响：在吐鲁番及敦煌周边出土的众多古回鹘文献中，很多名词都由中文翻译而来，比如“千手观世音菩萨”等。接着，他结合自己在敦煌石窟考察旧维吾尔壁铭文的经历，发现这些铭文记录了从新疆到敦煌的维吾尔族朝圣者的活动，并详细介绍了他们的佛教信仰和日常宗教习俗。而后他以榆林窟的铭文为例，论证古回鹘与汉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蒙元时期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他分析榆林窟中有铭文的年代公式为“三龙饮水，兔年”，这种记日期的公式来自于中国民间信奉的每年度丰收公式“几龙治水”。这些墙壁铭文与其他旧维吾尔族宗教文本一起，证明中国民间信仰对当时的维吾尔人产生过深刻影响。

第二场会议由清华大学的沈卫荣教授主持，莱顿大学的格里高利·福格斯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索罗宁教授分别作主题发言。

莱顿大学的格里高利·福格斯教授为学者与听众们带来《神圣与世俗的不可分割性：西夏檀越关系模式的意义》的发言。他认为，西藏高僧和非藏族中亚统治者之间存在一种檀越关系模式，其起源可追溯到12-13世纪的西夏帝国时期。接着，他根据法国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科拉和哲学家于勒·维耶曼的研究，从文化和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人们对于神圣的认知，认为檀越关系模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亚地区精神秩序与现世秩序之间的关系。最后，福格斯教授具体分析了西夏的檀越关系模式的意义，认为檀越关系模式体现了西夏复杂的等级观念以及宗族和谱系的概念，使社会的等级制在民众中更易于接受，确保社会连续性的实现。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索罗宁教授，他带来了题为《吐蕃与党项文化互动的一面：宁玛派文献的西夏译文初探》的演讲。索罗宁教授指出西夏文献大部分为佛教典籍，可分为汉传和藏传两种背景。藏传佛教文献的西夏译本或本体著作大致上可以与同时代藏传佛教的发展相关联。索罗宁教授细致地分析这些文献中藏传佛教不同“宗派”的资料，并指出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五部法界下卷》，它实际上为宁玛派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