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傅高义：毛泽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打开了一条缝
傅高义在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开幕式上致辞
1979年1月31日，美国华盛顿，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与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和夫人罗莎琳·卡特合影
2014年9月6日，由中国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大会主题为“东学西学·四百年”。当天开幕式上，原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致辞并就邓小平与东西交流发表了主题演讲：
“毛泽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打开了一条缝”
当我从哈佛退休的时候，我思考我该做什么，来帮助人们理解一些基本趋势。而我主要关注的则是让人们了解过去十年，几十年里，尤其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的一些基本趋势。
邓小平不是唯一一个宣布采用改革开放政策的人，当时很多其他人也有类似的一些想法，但邓引入了改革开放这个主流看法，从这方面来说，邓小平是一个主要的设计者。
我认为中国是非常幸运的，在改革开放中间有邓小平这样一个领导人，他留学国外多年，同时和世界其他的领导人有着广泛的联系。毛泽东在1949年统一中国，但是他从来没去国外学习过。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还有社会主义大改造，还有大跃进，还有“文化大革命”，如果说他对于世界有更好的理解的话，他就不会发动这些运动。
不幸的是邓小平没有在外国接受过大学教育，到1926年之前他留过法，当然他的法语不是特别好，包括俄语也不是很好。他也了解一部分俄罗斯的情况，他可以把一些现代化的概念能够引入到中国。邓小平在法国的工厂工作过，他也访问过其他一些法国的地点，同时和法国人接触，当他一旦有机会管理中国外交关系的时候，在1974年，他就会想到他过去的经历，毛泽东已经把这个门打开了一条缝。1969年中苏冲突之后，毛泽东已经开始向西方开放了，而且也意识到这在未来是一个趋势了。这个时候邓就可以抓住这个门缝继续下去。
但是邓小平在获得管理外交权力的时候，1974年时，他把这个权力扩大了很多，因为他有一个有利条件，他和周恩来合作亲密，周恩来在国外工作和学习过很多年，他在日本学习过，英国、法国也学习过，而邓小平20年代在法国是在周手下工作的。周恩来得了癌症之后，邓小平就有了机会领导同外国人的见面，以及制定外交政策，一开始是和联合国、欧洲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因为这个席位之前一直是为蒋介石政府，及其儿子蒋经国所占据。
1974年，第一位中国领导人可以向联合国解释中国政策，邓小平参加了这个活动，大家知道他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的，但是在访问了联合国之后，邓小平又访问了法国，在访问法国的时候，他可以看到法国从20年代到70年代变化非常大，过去50年了，中国却还没有实现现代化。所以，邓小平1974年从那次访问回来之后，有一个机会在1975年再次访问法国，当时他是作为国宾待遇，这个时候他更加深入的了解到外部世界发生的变化。
美国人觉得邓小平看起来不太像一个共产主义者
大家了解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邓小平有三起三落，第二次他被批判就是在1975年末、1976年初的时候，他第三次起来的时候是到1977年了。因此，他希望扩大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流，他已经在思考现代化了，他也意识到最重要的四个现代化，农业、国防、科技等等，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科技现代化。所以，他立刻在当权之后就开始去推动科学技术来为现代化打下基础。
1977年，他找到一个机会开始和两个他认为将会对中国开放、中国改革现代化最重要的国家合作，那就是日本和美国。虽然中国1972年就和美国关系正常化了，但是他们自那以后并没有太大的进展，邓意识到日本对于他们在二战中的罪行非常内疚。所以，很多的日本商人很愿意借钱给中国，很愿意在中国进行投资，同时把这个科技交给中国，因此，在1978年10月，定下了一个和平友好条约之后，邓小平访问了日本，那次访问非常成功。在他访问日本之后几个月，根据民意调查，发现日本人中有超过78%的人都对日中关系持积极态度，但是现在已经下降到10%以下了。在日本，邓小平访问了一些现代工厂，一些钢铁厂，另外还有当时的新干线，现代电子，现代电视厂等等。
他同时也意识到因为他还要完成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卡特总统愿意和他合作。所以，1978年5月，卡特得到了政府的批准，可以进一步与中国发展关系，但是仍然要求他秘密进行。于是，他派布热津斯基见邓小平，当时他们谈中美外交如何正常化，到了夏天的时候他们开始谈判，卡特和邓小平进行了私人的会面，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因此，邓小平来到美国是1979年1月份，他在美国进行了访问，去了国会、佐治亚州、德克萨斯和西雅图，他在德克萨斯访问的时候成为了一个象征，当时有一个牛仔上来给了他一个很大的牛仔帽，大家知道邓小平微笑着戴上这个牛仔帽在美国成为了一个象征。
很多美国人都不太喜欢共产主义，但是他们觉得，邓小平看起来不太像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这张图片就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上，成为新中国的一个象征。这张图片不仅在美国有影响，在中国也有影响，在中国内部因为播放了邓小平访美的影像，人们看到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在美国感觉很好，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开始研究美国，也开始享受美国的文化了，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在邓小平访问美国一两个月之前，他主要在东南亚、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进行访问，因为他当时非常忧虑的是苏联在越南建军事基地，他怕这会对中国产生威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的结果就是要使一个曾在国内进行过“文化大革命”、并支持国外革命的国家，进行转型，它要将它转型为与各国的领导人进行合作，而不是推动各国革命的国家。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要一直持续到1978年以后。
当时到美国来的中国学生开始增加，那些去中国学习中文的外国人也增加了，但是这个增加的速度没有像中国去美国学习的人那么快，所以，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年轻的中国人感觉到今天的问题可能比1978年面对的问题更复杂，更多。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当时是多么艰难，当时有那么多西方人都认为共产主义很坏，而且在中国很多人认为革命是个好事情。所以，当时要想做出这种决策真是极其的艰难，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卡特总统在中国访问时，他就说了一句，说邓小平真是有巨大的勇气，对他来说，也给了他巨大的勇气来做出决定，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而且开放两国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有的时候不知道这段历史，他们不理解当时是多么艰难。而且不仅仅是邓小平一个人的事情，那时还有很多其他人和他一起，他们都在前线，他们都是决策者，还有陈云的合作，如果没有他们的话，那么邓小平可能也很难取得这样大的成就。
所以，不管怎么样，在那个时代邓打下了一个基础，这个开放和改革的基础到今天还在继续，大家知道进步是不会停止的，像杜维明教授刚才所说的，儒学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进入一种新的跨国主义。
邓小平的时代仍然对现在有很大的影响，而中国也不会停止发展，中国需要能够继续的改革，中国人需要继续在国外学习，而外国人也需要继续增强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我非常感谢那些做这方面努力的人，同时希望你们一切顺利。
“邓小平的观点就是做实验”
邓小平对理论并不是特别关注，无论是共产主义理论还是西方经济理论。我认为，将这样一些西方理念引入中国，世界银行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邓小平并不对这些理论的框架十分感兴趣，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和陈云联合，因为陈云对经济学更了解，因此在早期的时候一直到1981、1982年的时候，陈云在改革前五年计划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陈云是一个比较谨慎的领导，所以，邓小平让陈云来决定经济政策。但是在1981、1982年之后邓小平就有点儿不耐烦了，等不及了，所以，他当时对经济比较关注的是要发展更快，他希望能够更快的学习，更多的投资，更快速的改变中国的现状。他想加快中国的发展，因为他觉得如果中国发展速度增加的话，中国能做更多的事情。但是，陈云还是让他缓一点儿。
所以，邓小平的观点就是做实验，摸着石头过河，中国非常大，他可以把有些观点在某一些地区进行实验。但是我担心如果检查邓小平对于西方理论的了解的话，恐怕他对西方理论没有什么了解。他领导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有广泛观点的国家，他只是做一些实验，他更关注于实验。
“苏联对邓的影响比西方的影响更大”
邓小平在法国学习的时候是有很多人一起的，所以，他对于西方民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印象非常深刻。同时，在那几年之前，苏联的成立也对他影响很大，1917年的俄国革命出现了，他们是一个后期现代化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邓小平在法国的经历对他的思想影响挺大的，苏联对他的影响可能比西方的影响更大。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写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些论述，特别符合他们在法国的经历。
所以，总体上来说，邓小平受到民主的影响不如说受到苏联革命的影响大，因为苏联革命说起来是更多的帮助穷人，将一个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现代化。所以，它有巨大的影响力。
邓小平一直是这样一个人，他总是相信要做实验的，要实验。所以，当他回到中国之后，他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思想说应该怎么做，他觉得只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那么大家都得听毛的。但是他1978年领导中国的时候，他在苏联学到的一些东西已经不合适了，所以，他就必须做一些实验，一些新的想法，新的办法。
（本文由《国家人文历史》记者李崇寒独家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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