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道的会遇：道教和基督教的文化诠释与协商

道家思想在欧洲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16至17世纪早期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诠释与理解。当时的耶稣会传教士赋予了道家/道教“迷信”、“色情”、“巫术”等相当负面的形象。对此，黄老师在《耶道的会遇：耶稣会早期来华传教士柏应理对道家/道教的文化诠释》一文中指出，利玛窦等早期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多认为道家／道教为崇拜偶像之迷信思想，专擅“制造混乱的鬼怪邪说”。如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在《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 1667）一书中，就将道家描绘为“令人厌恶的谬误之说”，认为此种宗教为“市井小民的宗教，专务令人厌恶的仪式。这些仪式则充满了色情、撒泥占卜以及长生不老之术。”特里戈(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乃至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 1718-1793)等人也分别提出类似的看法。

黄老师进一步分析了早期来华传教士对道家/道教产生负面看法的原因。她认为，早期来华传教士在当时无法清楚地区分道家与道教的差异，认为此二者的学说和实践与基督教教义有所冲突。另一方面，此种负面看法的产生与中西方文化殊异宗教观有关联。当时的传教士虽然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来理解中国文化的整体思想，但问题在于他们带着本身已经具备的基督宗教观（前知识）,试图在中国文化中找到足以印证基督宗教思想的概念。带着既定的眼光检视道家/道教学说，又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理解，必然会产生一些误解。

在这些负面的形象诠释之外，另一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却在《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中提出了另一种诠释的可能性。柏应理认为，老子的思想具备了初步的神观（Numen）,因此他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老子学说具备的哲学性，表明了道家与基督教文化之间存在的某种相合性。黄老师表示，这种相合性是由于“超越性”的概念本来就存在于每一种文化中。基本上，当时的传教士已经发觉老子的思想具有相当大程度的超越性（“道”），与基督信仰有着可能的连结之处。只是他们无法以有限的理解厘清中西方对于超越性的理解与表达方式的殊异。

黄老师另一篇论文《由西方早期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来看<程氏墨苑>四幅教理图：‘天国／新天新地’概念之传递”》提到了早期来华传教士作为基督教在中国的重要传播者，如何透过艺术在基督教的文化协商方面做出了初步贡献。她指出，传教士们从艺术层面把基督文化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当时的观画者，并与他们分享基督文化的艺术贡献。这种文化协商拓展了汉学传播的形式与范围，在文字、语言之外，更增添了跨艺术的思路。而此种文化协商的缺点在于艺术有太多可诠释的空间，以此种形式为载体来进行文化协商，是否能够达到最大值的文化协商，有待讨论。

《华裔学志》：回到最初的家乡

《华裔学志》从1935年创刊至今，已有81年的历史，为推动中西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依然发挥着其巨大的影响力。黄老师在《华裔学志：走过八十年历史的期刊与汉学机构》（Monumenta Serica: 80 Years of the Sinology Institute and Journal）一文中提及，《华裔学志》是圣言会第一位汉学家鲍润生神父（Franz Xaver Biallas,1878-1936）与原辅仁大学陈垣校长（1880-1971）合作创办的。陈垣相当重视这份刊物的出版，亲自为刊物定名“华裔”二字，意指“华夏裔远之邦”。期刊西文名Monumenta Serica为拉丁文，中文译为“丝域的史迹”，其中“丝域”二字代表中国，因此可解释为“华夏的记录”。1949年以后，《华裔学志》在日本、美国和德国设立永址，2002年在台湾辅仁大学设立分部：华裔学志汉学研究中心。“它秉持最初创立之初衷——推动中西文化交流，除了对于华夏裔远之邦有贡献之外，也积极地推动了全球汉学研究机构之合作，推广了汉学跨领域研究在全球的发展。”黄老师补充道。

在谈到对《华裔学志》期刊未来的学术发展期待时，黄老师指出，她期盼能够出版《华裔学志》的中文期刊，并且藉由中英文期刊丰富的出版内容以及广大的合作学者建立的“华裔学志在线汉学学院”，运用现代互联网的力量让汉学研究更加普及。“我希望《华裔学志》期刊有一天能够在北京正式设立据点，回到它最初的家乡。”黄老师在采访的最后这样表示。